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来说，真正重要的事情始终是：把理解社会现实的本质性内容作为最坚决的思想任务标举出来，并依循这一任务而形成方法论上的自觉。为此我们不仅需要经常向黑格尔请教，而且尤其需要一种唯物史观的启蒙。

　　方法论上的自觉，是社会科学发展成熟的确切标志之一。虽说哲学方法论的创立与其在社会科学中的运用并非总是步调一致的，但对于任何一门社会科学来说，其成熟程度总是与它在方法论上的自觉程度与贯彻程度相吻合的。举例来说，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整个发展，首先是从培根和笛卡尔创立的方法论汲取灵感的，因而也是向先行掌握了这种方法论的自然科学请教受益的。“现代政治经济学之父”威廉·配弟全面革除了传统的方法论，他把各种自然科学中的方法应用到政治经济学上，并为其方法加上了数学的形态——“政治算术”。如果说重农学派的首领魁奈进一步发展和推进了配弟的方法，那么就此而言，斯密和李嘉图的学说确实可说是代表了“古典方法的完成”。

　　当康德及其学派力图把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分开、从而把自然领域和社会领域严格地区分开来时，社会科学（它曾被称为“历史科学”、“价值科学”、“道德科学”等等）在方法论上的自律性要求便逐渐显现出来，用一位历史哲学家的话来说，历史科学于是便要求在方法论上摆脱它对自然科学的“学徒状态”了。先前由维科所草拟的、试图与培根—笛卡尔体系相抗衡的“新科学”的方法论，终于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赢得了它的积极回应与巨大成功。

　　就社会科学的方法论而言，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是由唯物史观完成的；而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原理，又是由黑格尔哲学导其先路的。黑格尔最重要的贡献是第一次把理解“社会现实”作为一项根本的哲学任务提示出来，并要求使作为“体系之灵魂”的方法能够切中社会现实的内容本身。为了深入到真正的现实之中，为了把握住作为本质与实存之统一的现实本身，黑格尔不仅发展起了思辨的辩证法，而且对“主观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在黑格尔看来，主观思想在所谓“外部反思”的观点中获得集中的表现。外部反思从来不知道如何深入于特定的内容之中，而只是作为忽此忽彼地活动着的推理能力，仅仅知道把一般的抽象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因此，作为外部反思的主观思想从来不可能真正触动并揭示社会现实，相反，却使之被掩盖起来并陷于晦暗之中。我们今天很容易发现，在关乎各种主题的社会科学研究中，仍到处盛行着这种“仅仅知道把一般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的外部反思。而这里的问题总在于：只要主观思想及其外部反思占据主导地位，社会现实的领域就始终是被遮蔽着的。

　　在唯物史观看来，社会现实乃是在人们的感性活动中生成和实现的全部物质关系的总和。这在哲学上就意味着：一切社会—历史的事实、事件、现象等等，归根到底是以人们的物质生活关系为基础的，因而是从这种社会现实获得其基本规定的。唯物史观在方法论上的优越性在于：按其本质来说，它在思想建制和方法论上的根本目标就是切中社会现实本身。海德格尔曾这样评论过马克思的历史观点，说它“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中去了”；而现今的所谓“哲学”只是满足于跟在知性科学后面亦步亦趋，却完全误解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两重独特现实，即经济发展以及这种发展所需要的架构，但马克思主义懂得这双重的现实。

　　对于当今的社会科学而言，要能够真正揭示并切中社会现实仍然绝非易事。在现代形而上学依然具有普遍支配力的情形下，社会现实的隐匿就会成为一种顽固的常态。如果人们过于轻易地来想象“社会现实”，那么真正的现实在这里就根本没有出现，也根本不可能出现。如此这般的想象说到底无非是出自抽象的和无批判的实证主义。在这种情形下，对于自身的哲学预设完全缺乏反省的实证主义便开始拒斥哲学本身，并以其全部天真性来反对一切哲学方法论的介入。殊不知那种遁离哲学的立场本身不过是起源于一种无头脑的哲学罢了，就像那种否弃方法论的观念本身不过是依存于一种完全幼稚的哲学方法论一样。

　　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来说，真正重要的事情始终是：把理解社会现实的本质性内容作为最坚决的思想任务标举出来，并依循这一任务而形成方法论上的自觉。为此我们不仅需要经常向黑格尔请教，而且尤其需要一种唯物史观的启蒙。在这样的语境下，唯物史观的方法论特征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社会现实的发现与揭示。这意味着一切社会现象总是依照人们的实践活动及其物质的社会关系来定向的；因而这里的问题总在于：“个人在何处发现自己处于作为人类社会基本结构的生产关系之中。”二是历史之总体的观点。即生成表现为存在的真理，过程表现为事件的真理，因而历史发展的客观倾向构成比经验事实更高的现实。三是具体化的路径与实行。唯物史观的方法论纲领按其本性来说不是既成的和自我封闭的，亦即在其抽象性上适合于外部反思的，毋宁说，它只是开辟了一条通过深入于现实本身来理解社会—历史现象的道路。唯物史观因此而成为真正科学的方法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科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丰硕的成果，这首先并主要体现在“学”这一方面：翻译、引进、介绍、应用，向各种社会科学理论和学术思想学习。然而，当这些进步和成果已然积累起来之时，“思”的任务就开始凸现出来并成为当务之急。之所以如此，一则是因为思的事情似乎已较长久地被疏远和搁置了，一则是因为我们民族的当下境遇却以其高度的紧迫性将思指定为一项根本任务。只要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不止于单纯自然必然性的领域，并且不止于那种似乎可以直接通达现代性的现成道路，它就必然要为深入的思所贯彻。而我们的社会科学要能够真正地去思，就必须达成方法论的自觉，并且这种方法论自觉必须能够超越主观思想及其外部反思。唯其如此，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才可能充分绽露出来，当今中国所面临的根本问题才可能被揭示出来，从而，在我们的历史性实践中正在生成着的经验及其意义才会得到深入的把握和积极的阐明。就此而言，社会科学有着不可多得的机遇和前景，就像作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唯物史观有着极为广阔的用武之地一样。

　　（作者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