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历史学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其中社会史的异军突起尤为引人瞩目，说社会史是新时期中国史学最富活力和最具创新意义的领域大概不会为过。有关30年来社会史研究的回顾及成果介绍的文字已有很多，反思以往，面对未来，成为目前学界讨论的热点，而已有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就是我们走向未来的起点。本文试从目前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为切入点，也来谈谈步入“而立之年”的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未来走向。几年前，赵世瑜教授曾在《河北学刊》2005年第1期发表了一篇名为《社会史研究向何处去》的专题论文，通过检讨社会史研究复兴以来存在的一些问题，试图对其未来的发展走向提出可能的路径，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现在我把这个题目借用过来，并增加了“中国”二字，意在强调中国社会史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而对今后的研究取向也提出一些自己的思考;就西方社会史研究的相关问题而言，那毕竟是一个更大的题目了，在此不再多加展开论述。

　　一、“碎化”或“碎片化”

　　无论从西文中转译过来的“碎化”与“碎片化”的表述确切与否，“碎”字在汉语中最一般的理解就是破碎、粉碎;另一个意思是琐碎、细碎。碎片则是散乱一片，“一地鸡毛”。笔者接受社会史研究应当碎化的做法，就是要把研究对象咬碎嚼烂，烂熟于心，化然于胸，然后付诸笔端。而“碎片化”则是研究者需要力戒和摒弃的，这是因为只有碎片一地，却没有那个“有似绳索贯穿钱物”(陈旭麓语)的东西，只能是碎片越来越多，景象越来越乱。反之，如果有了那个“有似绳索贯穿钱物”的东西把一地的“碎片”再串通提起，这样的“碎片化”倒也不是不可以接受的。其实，说社会史研究“碎化”或“碎片化”，主要还是批评其研究对象和选题的琐碎罢了。

　　社会史研究中出现“碎化”的现象，其实与其学科的特性密切相关，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研究过程中自然而然的现象。社会史首先建立在对传统史学的反思、批判的基础上，西方传统史学以实证为重，注重叙述事件而缺少推理分析；注重抄录史实而不作概括归纳;注重研究个人而忽视集团;注重上层人物而忽视下层民众，有人将此概括为“事件的历史”。在中国，梁启超在倡导新史学的同时，猛烈批判旧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述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那实际是一种“帝王将相”的历史。社会史研究在批判传统史学的基础上异军突起，又在批判传统史学的基础上树立起旗帜，这个旗帜的核心就是代表着新史学发展趋势的“总体史”。勒高夫在谈到伏尔泰等“新史学的祖先”时明确指出:“这里所要求的历史不仅是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而且还是经济史、人口史、技术史和习俗史；不仅是君王和大人物的历史，而且还是所有人的历史;这是结构的历史，而不仅仅是事件的历史；这是有演进的、变革的运动着的历史，不是停滞的、描述性的历史；是有分析的、有说明的历史，而不再是纯叙述性的历史；总之是一种总体的历史”。

　　1980年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除了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时代背景推动外，史学界本身的自省也是一个重要的动力。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一个时期以来，史学研究被浓厚的政治意识所笼罩，以政治史尤其是阶级斗争史为主导的史学，不仅不能反映历史的全部和真实，而且使研究越来越苍白干瘪，在一片“史学危机”的呼声中，“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恩格斯语)成为复兴社会史研究的最强音。复兴最初的中国社会史，无论“专史说”还是“通史说”，都在强调一种全面的历史或总体的历史。于是乎，人口、婚姻、家庭、宗族、城市、农村、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节庆习俗、教育赡养、自然灾害、会党土匪、宗教信仰等均被纳入社会史研究的视野。柳岸花明又一村，具有新史学色彩的社会史研究大大地超越了传统史学的研究领域，一时间给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之感。正是在这样一种复兴初期扩展领域和“占领地盘”的过程中，1990年代初期，即有学者批评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碎化”，好像社会史学科也是一个杂物筐，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面装。

　　应该说，社会史研究过程中出现的“碎化”现象，实际上就是在“总体史”的旗帜下自然产生的一种学术现象，西方社会史研究亦复如此。最近，笔者刚看过一本《碎片化的历史学》，即是对年鉴派史学进行评介的书。问题是，研究者如何在自然的“碎化”过程中自觉地避免“碎片化”，依我之见，还是要回到总体史的路子上来，正确地理解和把握总体史。只有如此，才可能使社会史研究真正摆脱“碎片化”的境地。

　　在我看来，社会史意义上的总体史并不简单的就是要追求研究对象上的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甚至是越多样化越好、越琐细化越好，也不是单个社会要素连续相加重叠的混合体，而是一种多种结构要素相互联系和作用的多层次的统一体。布罗代尔特别强调，“所谓总体，指的是一个统一体”。他所倡导并实践的结构、局势、事件“三时段”历史，首先就是一种互相联系和互相作用的总体史。马克·布洛赫说：“无论什么性质的社会，一切事物都是互相制约、互相联系的，政治、经济的结构与信仰及思想最基本、最微妙的反映都概莫能外。”社会史的选题应该没有大小之分，再小的选题也可以是社会史的选题，关键是要“以小见大”，在总体史的眼光下寻找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作用。同样，只有在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上把握总体性，“保持总体化的眼光”，再小的区域也可以作出社会史意义上的总体史。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一书，其研究对象虽只是中世纪法国南部一个拥有数百人的小村庄，但它却试图把构成和表现13—14世纪蒙塔尤社区生活的各种参数一一揭示出来，“明确表示了新史学的总体研究愿望”。我想进一步强调的是，社会史意义上的总体史与唯物辩证法中整体的观点、普遍联系的观点也是息息相通的。

　　避免“碎片化”的办法就是从总体的观点进行多学科的交融。彼得·伯克有言:“各个学科的结合是对碎片化的补救”，“揭示地域、社会群体与各个学科之间的关联，是与碎片化进行战斗的一种方式”。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本来就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特征，年鉴学派自创始一直到如今第四代学者80年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多学科不断交流和融合的过程。即使当今西方流行的微观社会史，也有许多优秀的能够体现总体史的著作。“由于教科书是通论性质的，你并不必须对每一个小问题都进行研究，而一部好的微观史却同时需要具备细节、证据和总体史的雄心”。“倘若一部微观史写得好的话，它应该是一部有着自身深厚内蕴的研究，但同时也会揭示出与在它之外的其他进程的事件的关联”。

　　这就是说，只要我们“保持总体化的眼光”，进行多学科的交流对话，勇于和善于在具体研究中运用整体的、普遍联系的唯物史观，再小的研究题目、再小的区域研究也不会被人讥讽为“碎片化”。可惜的是，我们仍有一些研究者并没有把总体史的眼光贯穿到自己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对此，早在1950年，布罗代尔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讲中就引用年鉴派创始人费弗尔的话大声疾呼:“最好不过的是，每一位学者在从事他自己的正规专业、忙于开垦他自己的花园时，也应该努力注意邻人的工作。但是，往往由于院墙太高而被挡住了视线。倘若这些不同团体之间的智力交流更频繁一些，那么将会有多么丰富的关于方法和关于事实解释的珍贵建议，会有怎样的文化成果，会在直觉上迈出怎样的一步!”应该说，“碎化”或“碎片化”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碎而不通，碎而不精。目前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已经出现了多学科交叉的良好势头，也有一些较为成功的著述出现，但未来的路程仍然十分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