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称“反思”，当敬畏历史的绝对价值
“南宋国力远比不上金，秦桧以谈促和乃审时度势；宋和金融合后都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岳飞仅是效忠于小朝廷，称不上民族英雄。”
“没有西方入侵，中国也将以自己的节奏步入现代文明；清末的立宪和改良要是真正持续下去，我们就能不经历革命和流血实现富强民主。”
“日本开拓团的大力开发，为中国东北地区奠定了工业基础；德国占领者撤离青岛后，留下了一个规划精良的都市，中国人应该说声谢谢！”
……
当前，一些研究者提出了所谓“反思”历史的口号。在他们看来，一切历史都是阐释者的历史，“没有被发现的真理，只有被阐释的真理”。在这一命题的指导下，严肃的历史记录被当下的主观性和现实感所代替，历史的真实变成了叙述的真实，甚至是假设的“可能”或戏说。
历史留给后人的厚重价值，应该怎样去反思？日前，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上海社科院研究员熊月之和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苏智良，就相关话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脱离情境，后人容易轻浮地看低前人
记者：宋、辽、金同属中华民族，因而岳飞算不得民族英雄；主子都投降新朝，文天祥却负隅顽抗，既悖逆历史潮流，又导致生灵涂炭，不值得称道……近年来，在重新定义历史人物或事件的作用、性质时，类似奇特的观点引发了不小的争议。所谓用现代眼光评述历史，难道历史真的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熊月之：毋庸讳言，怎样评述历史人物和事件，历来是有分歧的。一种是从自己的主观出发，继而做出不同的价值判断。另一种是持相对主义的立场，认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此一时、彼一时”，没有绝对的忠奸、是非之分。它通过取消真理和谬误的客观标准，为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大开方便之门。
说岳飞算不得民族英雄，甚至将其与秦桧混为一谈，便是典型的历史相对主义。其实，虽然辽、宋、金现在都融于中华民族，但当时它们是有区分的。岳飞的精忠报国，在那个历史条件下具有崇高的精神价值，并且成为人们心目中关于爱国之“忠”这一道德观念的典范。正是因为这种价值具有抽离历史时空而存在的绝对性，所以从古至今，其爱国主义的价值精髓能得到历朝历代的褒赞。这也是中国人对待历史的鲜明传统，即“别善恶，寓褒贬”。
当然，不同人对历史可以有不同的解读，可以随着时代演变作出新的评价，这是历史研究永无止境性的一面。但解读和反思必须建立在把问题放在特定历史情境的基础之上。强调从特定历史情境出发的理由是，历史的发展演变是多种因素作用下的合力结果。不注重历史情境，后人就会把前人看得太愚蠢，局外人就会把局中人看得太简单。
敬畏史实，才不会有荒唐的倒推逻辑
记者：在近代史问题上，一些人还抛出了更加奇异的论调，如“日本侵华有功”，“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是宣传口号，他们并未控制民国经济”，“解放战争是自家人打自家人，民族不幸”。这些观点，抓住细枝末节，以点代面、以偏概全，有的也具有相当的迷惑性。
苏智良：我经常在课堂上讲，人们要敬畏历史。在反思历史中，一定要做到实事求是。一些人试图以东北的情况来论证日本侵华有功，这是本末倒置的逻辑推理，极其荒谬。日本在东北建工厂、修铁路，目的是将其建成全面侵华、“北上抗苏”的基地。日本开拓团到东北后，首先是从中国农民手中抢掠土地和财富，计划是移民百万。我们总不能倒过来说，战后留下一些工厂、铁路，就证明这一侵略战争给东北人民造福了吧？再如，在四大家族问题上，有人看了宋子文的日记和档案，觉得他们没有那么坏。但认真去看看当时国统区的报纸，去找找监察院的档案，就不难找到孔宋家族的腐败案例。如1948年，孔祥熙之子孔令侃在上海囤积居奇，刘鸿生等人反映这一问题，但在蒋介石、宋美龄的说情下，在沪主事的蒋经国只能不了了之。还如，说解放战争“自家人打自家人”，问题的关键是谁要打。1946年，蒋介石主动挑起战争，企图打败共产党。到台湾后，蒋介石也曾反省其全面的失败，却始终没有反思“要不要打”的问题。
再举一例，去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有人读了点史书便说“假如没有这场革命，后来就不会流那么多血”。但他们有意无意忽视了一个问题：革命何以爆发？就是因为清政府阻扰改革，不思进取。1911年5月，“皇族内阁”出笼，清廷贵族占了大半。全国各界包括原本支持清廷的立宪派，都觉得这个朝廷无药可治，于是决定跟革命派合作。清政府失去了很多机会，最终被人民所抛弃。这样的梳理和分析，才是正确反思历史的一种态度。
面对“敏感”，回避就无法以史为镜
记者：“如果按照温和改良的路子走，清末后的中国可以避免流血，中华民族也将更顺利地实现复兴；新中国若不抗美援朝，台湾早就统一了，中美关系也不会那么曲折……”在一些网络舆论上，有人试图设计另一种可能的历史走向，这样的假设似乎潜藏着对历史演进和现状的不满。
熊月之：历史没有假设的可能。它既不会以当时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会按照今天的设计去重演。普通人可以说，假如辛亥革命不发生，中国有可能走向改良主义的宪政道路。但严肃的历史学者更愿意全面分析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中外态势，从而得出更为合理的观点。
不过，“假设历史”的背后，还是可以看出一些人的复杂心态。这就需要我们更加主动积极地公开资料、引导思考。有些历史问题，我们不去研究，别人也会去研究。他们占有更多的材料，提出更多的证据，在舆论上必然处于更有利的位置。举例来说，现在年轻人对“文化大革命”没有充分的认识，以为红卫兵不上学、不工作，还可以免费到全国各地旅游，不是一件好事吗？对待此类问题，我们不该故意忽略、回避，而要准确、全面地告知世人，在“褪去敏感”的过程中认真汲取经验教训。
苏智良：历史是民族的集体记忆。刻意贬低、拔高或曲解历史走向，都是不可取的。假设历史的另一种可能性之外，还有一种倾向值得注意，即刻意鼓吹历史循环论。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从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就是从改良到革命的过程，就是近代化的历程。
确实，历史中的一些现象可能有相似之处，但绝不是重复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要自强，就出现了洋务和维新运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面对内外挑战，中国人民毅然选择改革开放，并在实践中坚定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信念。这两个路径，层次完全不同，后者的深度、广度、影响及其对民族复兴的意义，远远超过洋务运动。总之，历史不是简单的循环往复，而是螺旋式向前发展。
国民记忆，可以细说绝不可“戏说”
记者：在一些影视作品中，历史的真实性和严肃性被加以“艺术化”处理。一说汉唐明清，就是“明君贤臣”；一到深宫内院，只见谈情说爱和钩心斗角。在“戏说”中，没有贪图享乐、巧取豪夺，只有“颇为亲民”的帝王将相。而一些革命历史题材，则有人宣扬“各为其主”的理念。戏说历史，有没有底线？
苏智良：近年来，一些历史宫廷剧确实呈现出一种不良倾向。如拍“康乾盛世”，反映盛世一面的情节很多，但反映康乾两朝搞民族迫害、搞文化专制的东西不多，甚至没有。
总体上看，影视剧中的戏说不涉及历史的重新评价，只要大致符合真实性原则，有一些娱乐的因素，不妨予以理解。但需要指出的是，重大题材的历史可以“细说”，却绝不可“戏说”。诸如南京大屠杀等，涉及国人的集体记忆，哪怕故事片也要慎重对待。
熊月之：一般来说，专业学者明白影视戏说与历史真实的区别，但普通老百姓对此不一定分得清楚，就像人们总是容易把《三国演义》和《三国志》混为一谈。因此，如果是纯粹的戏说，架空历史背景，倒也说得过去；但“有真有假”的历史戏说，危害性非常大。
举例来说，近些年来，描述上海城市历史的文学、影视作品出奇的多。这些作品多聚焦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高楼林立、街道整洁、灯红酒绿，说它是“东方巴黎”，十分繁荣、摩登。而在另一段特定时期，人们又强调旧上海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桥头堡”，突出其黑色“大染缸”的特点，等等。应该说，不同时代的不同说法都有历史依据，都揭示了上海城市的某一方面特质，但都不是上海的全貌。在这方面，历史学工作者应肩负起传播历史真相的责任。如在人们大谈“桥头堡”时，不妨也说说“西学窗口”；在批判“黑色染缸”时，也不忘“红色摇篮”；在热议“巴黎风情”时，多说说地方性、传统性、落后性。这样，就能帮助人们比较全面地看待历史，有助于纠正和消解各种片面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