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读后感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创新工程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丛书”（以下简称“国史研究丛书”）共有6本，分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史（1949~201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2012）》、《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史（1949~2012）》、《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1949~2012）》、《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2012）》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国史研究丛书”是继《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之后推出的又一部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是关于国史的通史著作，“国史研究丛书”是专门史著作。这里仅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1］（以下简称《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一书谈谈读后感受。

　　一、《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新意

　　不言而喻，任何一部学术著作有新意才有价值。翻阅《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一书，感觉有诸多新意，印象较深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填补空白之作

　　当代中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和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是相融相通的，但国史研究理论较之中共党史研究理论起步较晚，而在国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又比较薄弱。无论从国史通史研究，还是从国史专题史研究考察，国史理论与方法的研究都处于起步阶段，尚缺乏系统性、完整性、创新性，研究的广度、深度和力度都很不够。据笔者了解，在《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出版之前，学术界还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关于国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专门著作，相关的学术论文也不多。因此，可以说该书是一本填补空白的著作。

　　（二）构建了独自的框架体系

　　“国史研究丛书”共6本，5本专门史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领域，分6个时间段对1949~2012年间各领域发展演变的历程进行了研究，并加以归纳总结和评析。唯有《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体例迥异，根据国史研究理论的方法与特点，在结构上分为3篇17章，上篇“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学术发展史”共4章，中篇“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基本理论问题”共7章，下篇“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基本方法”共6章。3篇涵盖了国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基本要素，实际上构建了独自的结构框架，自成一体。一本著作的框架结构和体系是最基本的要素，反映了该书的全部内容。这犹如农村盖房子，以大梁、二梁为主干的房架立起来后，再搭上檩子、椽子，房子也就成型了，人们一眼即可看出房屋的形状。在没有参照物情况下确立独自的框架结构具有开创性意义，这也是《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一书的新意和学术价值所在。

　　（三）挖掘拓展了诸多新内容

　　说《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一书是填补空白之作，是指该书系第一本全面系统研究国史理论与方法的著作，并不是说该书都是没有人研究过的内容。应该说，《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是在以往中共党史和国史理论有相当或一定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思考而撰写的著作，其中有大量新开拓的内容，体现了内容的创新。

　　该书上篇“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学术发展史”，第一章“20世纪50年代国史研究的兴起”，第二章“改革开放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恢复和发展”，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史研究分为两个阶段，进而系统梳理了近70年国史发展的脉络和线索，并做出了符合实际的评价；第四章“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认识论基础及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指导意义”，阐述了第二个《历史决议》为国史研究确立了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为毛泽东功过是非评价提供了基本准绳，科学揭示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中篇“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基本理论问题”，第五章“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辩证统一关系”阐释了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关系的论述，这是国史研究的最新理论和指导思想；第八章“历史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史料的整理和研究”、第九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专门史研究及与通史研究的关系”、第十章“维护国家统一视域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专题史研究”、第十一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若干思潮辨析”均是以前学术界缺乏深入探讨的问题。

　　下篇“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基本方法”，阐述了国史研究的历史主义分析、定性与定量分析、国情调研、比较研究、跨学科研究、口述史学等系列研究方法，虽然过去历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都曾用过这些方法，但还没人系统地阐述国史研究中如何运用这些方法，这都属于有新意的内容。

　　选题新、框架新、内容新，是《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一书的价值所在，一本书总体能够达到这样“三新”，可谓是重要创新了。

　　二、国史理论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

　　《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一书的重要价值在于探讨了国史理论研究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与党史学理论的基本问题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是过去缺乏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关于国史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

　　国史的主题与主线、主流和本质问题是国史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也是国史研究的要义。2010年7月，习近平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要牢牢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89年来，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这两大历史任务而不懈奋斗，这就是党的历史的主题和主线。我们党89年的历史，就是党围绕这个主题和主线，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是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丰富、发展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伟大成果的历史，是党自觉加强自身建设、保持和发展先进性、经受住各种风险考验而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这就是党的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2］习近平的上述论述定位准确，抓住了党史研究和宣传的要害。

　　与此相联系，国史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是什么？学术界对此缺乏深入探讨和精准概括。《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旗帜鲜明地回答了这一问题。该书认为：“国史的主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根据社会基本矛盾，进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建立、完善和发展社会生产关系，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国史的主线是国史的基本发展脉络，“从不同意义或认识角度上，可以有不同的表述”。［1］（p.2）有论者认为，如果把历史作为某个特定空间、时间内人的主体活动与客体物质关系交互作用的鲜活过程，从历史发展的具体动因这个层次、这种意义上理解，主线不会只有一条，而会有多条。据此，国史的主线至少应有三条，即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争取早日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在这三条主线中，第一条最重要，因为它决定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3］《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一书认为，国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发端，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而展开和推进。因此，可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史的主线就是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p.3）

　　与习近平的论述联系起来考察，党史和国史的主题与主线可以理解为承接、交叉的关系。就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担负和完成的两大任务而言，国史是党在领导人民完成第一个任务（即已经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基础上继续完成第二个任务（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也就是逐步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这是承接的关系；就主线而言，无论是党史还是国史的主线，完成这两大历史任务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是交叉、重合的关系。由此可以说明，《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对国史的主题和主线的概括是正确的。

　　《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提出，国史的主流是：在指导思想上，尽管曾发生过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和主观主义等方面的失误与错误，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总是向前发展和深入推进的，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在经济社会上，发展成就是主要的，并影响深远，曲折、失误甚至错误则是次要的、暂时的，且是在纠正错误中发展的；在国家制度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完善和发展，推动中国社会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促进社会生产力不断解放和发展；在社会发展道路上，国史的基本方向和总趋势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完善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国史区别于中国古代史、近代史以及其他国家的历史，其本质在于，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指导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1］（p.3）

　　与习近平的论述联系起来认识，《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对于国史主流和本质的论述分为四个层次，结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总是向前发展和深入推进的，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1］（p.3）。无论是党史还是国史的主流和本质，基本内涵是一致的。由此可见，《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对国史主流和本质的概括是成立的。

　　（二）关于国史理论和国史研究理论

　　《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提出了一系列国史理论问题，并进行了有益的探讨。该书认为，在国史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中，有必要在概念上确立和区分“国史理论”和“国史研究理论”。认识和研究国史，既可以形成国史理论，也可以形成国史研究理论。这两种理论形态相互联系，但在内涵、意义与作用上又有所不同。如果说国史理论主要揭示什么是国史及其如何发展，那么国史研究理论要解决的则是如何认识和研究国史。具体说，国史理论是关于国史上社会矛盾关系及其变化发展的带有规律性的思想认识成果，包括国史发展的主题与主线、动力与条件、内涵与本质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1］（p.3）国史研究是否具备自身特点和系统的理论与方法，是其是否完善并区别于中共党史研究和其他相关学科的主要标志。国史研究理论主要是以国史通史性研究为基础，国史通史性研究是国史研究理论的重要基础与来源。在一定意义上说，国史研究理论就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把国史通史性研究与国史史学理论研究相结合的一项历史研究工作。［1］（p.9）这是作者就国史理论研究提出的两个既互相联系又有区别的新概念。

　　该书进一步指出：“国史理论研究由关于国史的理论研究和关于国史研究的理论研究两部分构成，前者是基于国史并对国史问题的理论性认识成果，是后者的重要立论依据和理论指导。从哲学意义上说，前者属于历史本体论，后者则属于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范畴。”国史理论研究应包括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国史理论（包括国史经验）问题研究、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国史学科体系建设研究”；国史理论研究的“重要研究领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研究，以及国史通史学、国史史学史、国史史料学、国史编纂学、国史地方史志学、国史比较史学和国史哲学等研究”。［1］（p.87）

　　应该说，《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对国史理论基本问题做了大胆的探索和探讨，是可取的。当然，对这些国史理论研究的基本问题还可以再斟酌讨论。

　　（三）国史理论与中共党史理论的关系问题

　　研究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理论，其与中共党史理论的关系是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问题。《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1.两者统一关系

　　第一，源泉与主轴、外延和基础。从总体上考察，国史与中共党史密不可分，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由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领导地位与执政使命所决定，中共党史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党史对于国史而言，是执政党史及其执政史，是国史的史源、主轴与基核，是国史发展的主要源泉，并规定着国史发展的方向和规律；而国史相对于中共党史是外延，是其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的社会条件和物质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执政史是一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史，也就是国史，脱离党的领导和执政的国史是不存在的。中共执政史引导和自觉作用于国史，成为国史发展和执政思想的源泉。通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中共党史与国史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国史发展方向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向一致，深刻体现在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表现为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不断转化为中华民族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意愿与国家意志。国史的发展方向与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建设方向也是一致的，深刻体现在执政党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建设之中。

　　第二，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共党史与国史互相融合。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共党史与国史共同发展，彼此相互作用。其中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统一于人类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国史受党的执政规律的作用而与党的执政史相辅相成，并为党的执政提供相应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物质基础。国史通过党的领导和执政而形成、发展，并与中共党史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形成彼此不可分割的关系。中共党史规定国史发展的基本走向，党的执政史具体表现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发展成为中共党史和国史的实质内涵。中共党史与国史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表现出党的执政为民的先进性与人民历史主体性的统一，以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时代性。

　　第三，治史基础相通、思想基础相同。国史研究从中共党史研究中发展而来，并与之形成姊妹学科和孪生兄弟。二者虽然学科属性有所不同，但治学均以治史为基础，在研究对象与基本内容上密不可分，在学科理论与方法上互为通鉴，在学科功能方面共同从理论上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建设规律。国史研究与中共党史研究共同发展，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特色学科领域。国史研究和中共党史研究都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推进其发展繁荣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发展和创新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发展史是国史研究与中共党史研究的鲜明历史主题。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在全国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共党史也由此与新中国的历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融为一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推动党史国史发展的根本思想基础。

　　2.两者的主要区别

　　国史研究与中共党史研究有着与生俱来的学术意义上的一致性，两者不能截然分离，但又具有某种差异性，往往表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特征。两者的差异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时限不同。国史和党史，都是根据其研究的相应历史活动的主体而命名的。中国共产党先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8年，因此党史先于国史而开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两者互相交叉，在广泛意义上发生重叠。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有相应的党史研究，党史研究先于国史研究28年。学术界把党史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国史分期从宏观上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时期。党史比国史多一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第二，学科差异。关于国史研究的对象和学科定位，《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建设和发展的历史。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是人民的创业史、探索史和奋斗史。就其内容而言，国史和党史（除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是重合和交叉的。国史以上述内容为研究对象，逐渐形成一门与中国古代、近代历史研究相衔接，与中共党史研究相联系又相对独立的史学研究领域或学科。这里明确了国史属于“相对独立的史学研究领域或学科”。［1］（p.1）国史，属于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中国通史的一部分，属于历史学科。这在学术界看法比较一致，本书也倾向于此说。至于中共党史，就学科属性而言，一直归属不一，有历史学科、政治学学科（政党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多种说法。这是党史和国史的重要区别之一。国史的学科属性是比较固定或稳定的，而中共党史的学科属性则一直不定，这是党史学科的困惑。

　　第三，活动主体和研究对象的差异。中国共产党是党史活动的主体，决定了党史的内涵与形态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发展史的两个层面：一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与发展史，包括党的创建，思想理论发展，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的历史进程；二是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探索和奋斗历程。就研究对象而言，中共党史研究的对象是党的历史及其发展规律，包括党的自身建设与发展规律，以及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及其规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与政体规定了国史活动的主体。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制度是国家的根本制度。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史研究对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和发展史，其中包括党的历史，更多的是反映国家、人民、民族和社会为历史活动主体的历史；包括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领导与治国理政，但更多地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开辟与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探索、形成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发展与完善；它包括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自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大建设”，国防和军队改革、外交工作和“一国两制”的实施等。

　　第四，研究内容与角度不同。鉴于研究对象和学科属性的区别，国史研究与中共党史研究内容有重复和交叉，但又有区别与侧重。如对改革开放及其历史经验的研究，国史主要根据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深刻揭示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进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变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而中共党史研究则主要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深刻揭示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发展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深刻揭示党对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领导，改革开放的思想理论建设和发展，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推进。再如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研究，对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或规划，国史研究把计划或规划的总体方案、具体内容和实施过程包括执行情况作为基本内容；党史研究则把编制工作的指导思想与原则作为主要内容。

　　三、值得探讨的几个问题

　　《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不是也不可能是一部完美无缺的著作。作为学术研究和探讨，该书也有值得讨论的地方。

　　该书中篇即第五章至第十一章系统阐述了国史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其中介绍了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关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关系的重要论述，这是国史理论的最新成果。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及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内容博大精深，作为国史研究的最新指导理论，仍有一些重要论述值得介绍。如社会主义制度是国家的根本制度，是国史活动的主体，是国史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其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国家政体，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2014年9月5日，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中国政治发展史乃至世界政治发展史上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中国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4］。这是对中国根本政治制度最新的论述和定位。再如2014年6月28日，我国召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创举，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关系做出了历史性贡献。［5］这是对国家关系理论的重要论述。

　　关于国史学科的属性问题，《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认为，当代中国史是中国通史的一部分，是以历史学的方法治史的。如此说来，国史应归属历史学科。而书中又说，国史“越来越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而存在，并日益成熟和发展”［1］（p.88）。该书序言认为：国史研究“逐渐形成一门与中国古代、近代历史研究相衔接，与中共党史研究相联系而又相对独立的史学研究领域或学科”［1］（p.1）。这些说法似有模糊和矛盾之处。如说国史属于历史学科，无须再讨论；如说它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如何加以界定以及与学科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则需要进一步论证和讨论。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该书的个别看法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如第十一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若干思潮”第二节“历史研究的‘碎片化’”，将历史研究“碎片化”作为一种错误思潮值得斟酌。历史研究包括国史研究和党史研究，有通史研究和断代史或时期及专题研究、整体研究和局部研究、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历史研究的“碎片化”，一般是指侧重局部研究和微观研究，它属于一种历史研究方法和现象，似不能作为历史研究思潮。近些年来，不少研究者包括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选题偏重于“碎片化”现象，也确实有个别作者立场有误、观点错误、方法不当，得出以偏概全或不恰当的结论，甚至是错误观点，更有甚者成为历史虚无主义恶意歪曲攻击党史国史的手段。当然，如果立场有问题或方法不当，这种错误在整体研究和宏观研究中也会发生，所谓的“告别革命论”就是有代表性的例证。“碎片化”研究或历史细节研究，作为国史或党史研究的一种方法和手段，与整体研究、宏观研究相互配合、相互关照，可谓异曲同工，相得益彰，不能偏废。

　　［ 参 引 文 献 ］

　　［1］宋月红、王爱云：《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版。

　　［2］《全国党史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10年7月22日。

　　［3］朱佳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4］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6日。

　　［5］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6月29日。

　　［责任编辑：郑　珺］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