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门方兴未艾的学科，当代中国社会史的学科建设任重道远。社会史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需要对各学科研究理论和方法进行整合。在社会史学界，完全遵循传统史学路径进行探讨的成果较少，更多的是借鉴相关学科理论和方法进行跨学科、多角度、多层面的综合研究。这一趋向是由问题本身的实践性和复杂性导致的，也是学术研究深入发展的需要。

　　近年来，受包括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在内的相关社会科学理论的影响，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在学科视域、研究深度和史料挖掘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反思与注意的问题。随着跨学科研究的深入开展，当代中国社会史学科与交叉学科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关于学科边界问题，笔者曾在《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议题与边界》一文中做了初步论析，有待进一步回答的是，当代中国社会史的学科边界何以成为“问题”？在当前学术界积极倡导学科交叉融合的背景下，为什么还要强调学科边界的重要性？跨越学科边界走向跨学科能够为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带来什么？本文试就上述问题加以探讨。

　　厘清和划定学科边界是保持学科独立性的重要前提

　　“边界”的修辞意义是由空间性的隐喻，如区域、疆域和领域指涉出来的。如果将学科看作是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学术部落”和“学术领地”，那么，“学科边界”则意味着不同部落和领地之间的界线。学科边界的出现，与学科分类的精细化及学科的制度化和专业化进程有关。学科制度化和专业化程度加深的一个显著影响是，“每一个学科都试图对它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差异进行界定，尤其是要说明它与那些在社会现实研究方面内容最相近的学科之间究竟有何分别”。

　　在对某一特定学科与其相邻学科间差异的寻求和确证中，学科边界得以确立。通常而言，每门成熟独立的学科均有自己相对清晰的学科边界。然而，随着学科间相互渗透程度的加深，只是简单地以研究者的学科背景、科系归属、研究对象及方法等为依据，来为不同学科同类议题的研究划分明确的界限显得越发困难，学科界限日益模糊。正如美国社会学学者华勒斯坦所言：“今天，社会科学的分类很不清楚，其原因在于，学科界限被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弄得模糊不清了”。

　　学科边界问题是在跨学科研究中产生的。当代中国社会史的学科边界，是指当代中国社会史学科区别于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各专门学科的本质性差异。由于各个学科在研究主题、研究对象、研究进路和研究方法上的不同，当代中国社会史学科与各专门学科之间的边界划分标准很难统一。学科边界只有在具体的学科对比中方能确定。但总体而言，当代中国社会史学科与相关学科之间的边界并“不存在于个体的研究者身上，而是存在于不同学科的方法论体系之上，尤其是在谈及以何种标准或规范去评议某一项具体研究的学术意义时”。作为一门典型的交叉学科，在跨学科融合中，当代中国社会史的研究面目渐趋芜杂，学科边界逐渐淡化。边界不明带来的消极影响之一，便是部分研究者在进行跨学科研究时，热衷于借用其他社会科学的概念、理论、方法和分析框架，而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史的学科视野和独到价值认识不足，不重视乃至漠视学科边界的存在。学科边界已成为制约当代中国社会史学科健康发展不容忽视的理论问题，因此，在跨学科研究日益广泛而导致学科边界模糊不清和学科边界意识淡薄的情况下，讨论及明确当代中国社会史的学科边界就显得尤为必要。

　　在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勃兴的过程中，跨学科研究方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学术界普遍认为，由于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对象及内容的综合性、复杂性和多样性，传统的文献考证和单纯的事实叙述等方法具有明显的局限。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需要综合运用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学术实践也已表明，跨学科方法在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中有着更强的适用性，是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走向深入不可或缺的途径之一。

　　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中的跨学科研究，一是指当代中国社会史学科借鉴其他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或进一步深化对该领域既有研究议题的再认识；二是指其他学科尤其是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在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中的强力介入，为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提供了新的问题视角和解释路径。通过检视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的既有成果便不难发现，那些富有创新且影响较大的成果往往不只局限于历史学研究，而是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与历史学科交互整合的结果。这种整合表现为当代中国社会史学科和其他学科之间的双向整合。

　　一方面，当代中国社会史学科有效地实现了对其他学科概念、理论和方法的借用。在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起步阶段，田居俭就强调要“重视理论上的指导”，并从其他社会科学中积极“汲取经验和灵感”。近年来，随着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区域转向，以“目光向下”和“走向田野”为基本特征的区域史研究已蔚然成风，社会学的理论建构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与民族志书写被越来越多的史学研究者运用到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中。例如，贺萧的《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一书即“行走在历史学和人类学之间的方法论边界”，该书以经历过集体化时代的72位陕西农村妇女的口述访谈资料为基础，回答了社会主义在中国地方的意涵以及社会性别在社会主义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等问题。又如，满永在对20世纪50年代工厂劳动竞赛的研究中，借用法国学者福柯的“身体”概念，探讨了政治与革命身体生产之间的复杂关系。再如，李文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1949—2019）》则借用社会学的范畴构建了当代中国社会史的基本框架，其中主要包括社会结构、社会管理、社会心态等。这些研究成果借助社会科学的概念与理论，打开了新的研究视野，获得了新的研究方法，不仅为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翔实的史料，而且实现了对已有研究议题的推陈出新。

　　另一方面，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也介入了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时下的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汇聚着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众多研究者，尤其以社会学最为突出。例如，郭于华的《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骥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一文，可以看作是历史学、人类学与社会学三种不同学科跨学科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之一。此项研究通过对陕北骥村女性口述的集体化时期的经历、感受和记忆的呈现与分析，讨论了女性记忆的内容和特点，以及中国社会革命性变革对女性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的重新建构，进而揭示了女性在农业合作化时期生产劳动和生活的集体化过程中完成了心灵集体化的过程，在重构乡村社会结构的同时也重构了她们的心灵。可以说，该文的研究议题与材料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偏向于人类学，而其理论底色与问题意识则是社会学的。此外，方慧容关于河北西村土地改革时期农民社会生活记忆的“无事件境”研究、应星对1951—1976年中国西南一个村庄的“社会主义新传统”研究，也都呈现出类似的研究取向。此类研究成果在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种研究取向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无疑具有扩大问题域和开启新方法的重要启示意义。

　　目前，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中的跨学科研究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在实证研究中浅层次地挪用或硬套社会科学的概念和理论。如有些关于社会心理、社会心态问题的研究，虽然在不同程度上借用了心理学的某些概念和理论，但多是浅尝辄止，并未对所选用的概念和理论的原初意涵、产生语境及适用限度做深入剖析，而是急于将理论模式与经验材料进行对接。二是在史料分析中对所选用的理论进行深化、修正或证伪。如肖文明以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的文化改造为个案，对许慧文有关“国家触角的限度”理论解释予以扩充和深化。三是在与其他学科理论的自觉对话中尝试提炼新概念或构建新理论。例如，曹树基在研究统购统销时发现，经济学中的“工业化赶超战略”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解释新中国成立后十多年间国家经济建设的方针变化，在与之对话中提出了新的“粮食立国”理论。事实上，在当代中国社会史领域，真正意义上的后两种类型的高水平跨学科研究成果并不多见。

　　影响当代中国社会史跨学科研究成果总体质量不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研究者的学科边界意识淡薄却是不容忽视的原因之一。

　　厘清和划定学科边界是保持当代中国社会史学科独立性的重要前提。在跨学科交流中，一个学科要保持自身的独立存在，必须要有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相对清晰稳定的学科边界。如果某一学科的边界被不断蚕食或者模糊不清，势必危及整个学科的独立身份与“合法”存在。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在起步阶段遭遇的学科危机便颇能说明这一问题。由于同社会学的界限不清，起步阶段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曾引入大量社会学术语和完全借用社会学的理论模式来建构社会史体系，出现了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理论体系建构中的所谓“社会学化”问题，造成了社会史史学本位的旁落。虽然“历史学变得越来越社会学化，社会学变得越来越历史学化，这样对两者都有更多的益处”，但社会学与社会史毕竟是两门有着根本性差异的学科，相比于社会学，作为史学分支的当代中国社会史学科，其学科属性只能是历史学而不能是社会学，求真始终是其第一要务。

　　如果在学科交融中无视边界的存在，那么当代中国社会史就会日渐失去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只有在厘清和划定各自学科边界的前提下，每门学科才可能以独立的身份自立于学科之林，并为其他学科提供本学科独到的见解。正如英国学者劳埃德所强调的那样：“一个学科要确立自身的地位，其所受的双重限制是：一方面，它需要固定的边界，且需要有序的精英队伍去捍卫这些边界；而另一方面，为了达成它所需要的连续不断的成功（尤其是在科学领域），它需要保持对各种异见的开放姿态”。而那种“声称学科的权威正在消失，学科边界已经消融，则是天真的，甚至是危险的”。学科边界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史的学科发展有着重要的基础性意义，清晰的学科边界是实现良性的学术交流和学科互鉴的重要依据。

　　清晰的学科边界是实现良性的学术交流和学科互鉴的重要依据

　　美国著名跨学科研究者艾伦·雷普克认为：“跨学科研究是回答问题、解决问题或处理问题的进程，这些问题太宽泛、太复杂，靠单门学科不足以解决；它以学科为依托，以整合其见解、构建更全面认识为目的”。简言之，跨学科研究主要是对两门或多门学科的见解进行整合。分工是协作的前提，见解的整合首先意味着识别并区分交叉学科知识的特性和差异。恰如德国学者赫尔巴特所言：“任何科学只有当其尝试用自己的方式，并与其邻近科学一样有力地说明自己方向的时候，它们之间才能产生取长补短的交流”。当代中国社会史唯有在立足本学科边界的基础上，再去借鉴吸收其他学科的优长之处，才可能实现良性的学术交流和学科互鉴。

　　从当代中国社会史跨学科研究中出现的边界不清问题入手，结合具体的社会科学理论概念与历史学实证研究成果，阐释如何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将其他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规范地应用于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将有助于推动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发展和完善。

　　边界不清在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中的一个突出表现是理论或分析框架的先行取向。值得注意的是，任何一种社会科学理论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土壤和逻辑前提，如果不加甄别地先验性地将其运用于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很可能会诱使研究者得出与历史实际不符的结论。例如，西方社会流动理论认为，社会流动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一种正相关关系，社会越发展，社会流动率（流动人口与全部人口之比）就越高，反之亦然。但是，这一理论并不能有效解释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乡村社会流动。如从湖北省来看，从土地改革结束到1954年末，湖北省农村中的贫雇农户数占农村总户数的比重由57.9%减少到21.1%，中农户数由32.7%增加到70.4%，富农户数由4.6%下降到2.3%。同样，山东省部分地区的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现象。山东泰安上高乡从1951年结束土地改革到1954年间，原353户贫农已有313户上升为中农，原2l户地主全部降为中农，变动后共有贫农74户、中农662户、富农29户。

　　莱西县河东乡从1949年结束土地改革到1954年间，贫农由339户降为67户，中农由158户增至474户，地主由10户降为4户，中农占总户数的比例由28.9%增至78.6%。

　　可见，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较低的情况下，乡村社会的流动率却是比较高的。究其原因，并不是说西方社会流动理论存在问题，而是彼时中国的乡村社会流动是在国家土地改革政策的强力干预下发生的，属于一种典型的“国家庇护流动模式”，与西方社会流动理论立足于社会稳定状态下的长期经验观察所得出的认识有着明显的不同。因此，“仅仅应用现在国际上比较通行的社会流动研究理论、模式来研究中国的社会流动的许多现象，都不好解释”。这就提醒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者在跨越边界移植和运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时，应着重考察理论产生的社会背景以及中西历史进程的差异，视具体的历史情境对原有理论加以调整或修正，而不是不加消化地生搬硬套西方所谓的种种“前沿”理论。

　　边界不清在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中的另一种表现是社会科学概念的直接挪用。需要明确的是，社会科学中使用的主要概念绝大多数出自研究西方社会的学者，这些概念往往附有特定的价值预设，将之运用于研究中国问题时需要谨慎辨析，考虑其对于中国历史研究的适用性问题。

　　李文认为，新中国的社会组织结构有其独特而又不可忽视的内容，学界在讨论社会管理时最常用的源自西方的“市民社会”概念和理论框架并不适用于当代中国，将这样的理论框架套之中国有南辕北辙之嫌。王先明在考察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乡村社会权力结构变动时发现，源自西方的“地方精英”概念只是“西方话语的一个研究表达，而不是乡土社会的存在实体表达”。为此，作者就西方社会学语境中的“地方精英”概念与中国乡土话语中“士绅”概念在实质内涵上的差别作了区分。事实上，在近代以来剧烈的社会变动中，乡村社会仍旧认定那些作用于社区的人物属于“士绅”，力求揭示其时代特性的话语可以是“劣绅”“豪绅”或“正绅”“开明士绅”等，但这仍是以士绅为中心语义的表达。虽然此项研究是基于对近代中国乡村社会史的考察，但这种辨析和使用概念的方法值得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者借鉴。有学者指出，社会学最重要的概念“只有在赋之以历史内容、确定它们与传统的历史概念之间的联系的条件下，才可以运用于历史研究”。同样，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而言亦是如此。

　　必须指出的是，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固守学科本色，还需防止将社会史与历史社会学混为一谈。

　　随着国内社会学研究的历史转向，当代中国社会史的一些研究议题也被重新置于历史社会学视野下加以考察。与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主张返回历史场景、借助翔实史料客观描述和阐释历史事实、从史料中提出问题不同，历史社会学更加注重揭示研究议题背后深层次的社会学理论意涵。在历史社会学中，“研究问题的提出往往在理论背景的笼罩下，建立在一定价值介入而非价值中立的基础上，强调的不是对过去历史情境的投入而是该问题的现实理论价值”。正因如此，那种认为社会史与历史社会学并无实质性区别乃至可以相互替代的看法，非但无益于学科融合，还有可能导致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当然，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者若要更好地理解历史发展过程所表现出的相互联系，得出规律性的认识，需要学习历史社会学研究者运用理论和处理史料的技艺与方法。但与此同时，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学科的交叉融合不等于取消学科之间的界限和差异。固守学科边界闭门造车固然不可取，以交叉融合之名将不同学科混为一谈同样会遮蔽学者的眼睛”，这种提示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来说是十分适用的。

　　跨越学科边界，实现问题意识、理论视角和技术方法的创新

　　尽管厘清学科边界有助于保持学科的独立性、促进学科的发展，但如果过分强调学科边界，也会导致思想的桎梏和偏见的加深，从而抑制学科的发展，即“专业化无可避免地意味着对学科的关注重心进行缩限处理”。正因为如此，对于跨越边界走向跨学科的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而言，既须固守史学本位，又要不为学科边界所束缚，应勇于打破学科边界，充分借鉴并整合其他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实现自身的进步。

　　那么，跨越学科边界能够为当代中国社会史学科带来什么？诚如美国学者查尔斯·蒂利所言：“某种意义上社会科学就像一个巨大的仓库，贮存着成因理论和有关因果关系的概念，问题是怎样从乱糟糟的杂物堆中找到你所需要的东西”。根据特殊的经验事实，通过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研究者可从社会科学理论中获得不同的益处。以下将以社会学中影响较大的社会流动研究为例，分别从问题意识、理论视角和方法与技术三个方面，提出当代社会史研究科际整合的可能途径。

　　（一）问题意识层面的整合

　　目前，当代中国社会史学界有关社会流动的研究多集中于改革开放前城乡人口在地理位置上的水平流动，缺少对垂直流动的深入研究。在此情况下，有必要整合社会流动理论的思想资源，为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提供新的问题意识。

　　在社会学视域下，社会流动研究的传统核心问题意识在于考察一个社会的开放性与平等性程度如何。在方法上，它多以代内流动和代际流动分析为框架，其中，代内流动关注个人当前的社会地位获得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比较“先赋因素”和“自致因素”的不同影响程度。代内流动研究能较为详细地表现出“具有不同背景和特征的个人的机会结构分布和社会选择机制的运作”。代际流动关注父亲社会地位与子女社会地位之间的关系，由于时间跨度较长，代际流动在反映社会结构变化趋势方面有其独特优势。

　　社会学关于社会流动研究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进路提示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者，在宏观层面描述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过程、认识当代中国社会总体特征固然必要，但从动态的社会流动意义上立足于个人、家庭对社会结构特征进行微观透视也非常重要。

　　具体而言，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形塑了怎样的社会流动观念与体制？变化了的社会流动观念与体制对代际流动和代内流动有何影响？个体又如何实现社会流动？不同类型社会流动的背后折射出怎样的社会变迁特征？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无疑有助于深化对特定历史时期当代中国社会特征的认识。

　　（二）多元理论视角的整合

　　从社会流动理论视角出发，当代中国的一些政治运动以及它们与普通民众社会生活的关系能得到更深刻的理解。家庭背景、个人特征、革命与社会变迁等对个体或群体社会流动的影响在既有的社会流动研究成果中有较多讨论，而社会流动模式的改变对社会价值观念、人的心态和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则被忽视。

　　1949年以后，在新生人民政权的社会改造浪潮中，中国的社会流动模式发生明显变化。“传统的流动方法受到怀疑。私人攒钱买地或投资于商业和工业，被认为与国家所有制不相容。教育专业化和职业取向性被批评为太个人主义。个别家庭无从冒尖，无法挣得高出集体的一般水平的报酬。同时，集体还被授权，决定谁可以被选拔到公社机关、城市企业或保送到‘文革’后的大学”。随着社会流动渠道与机会的改变，为了达到向上流动的目的，人们的价值观念、心态和行为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从社会流动模式改变的角度解读当代中国的一些重大政治运动和社会行为，研究者会得出新的见解。有学者指出，社会流动模式对人的行为产生明显的作用，这种作用有时是非常强大的。其对政治运动中一些民众行为的解读，正是以社会流动为视角展开的。

　　（三）技术与方法的整合

　　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提出：“历史学中的新趋势是对新的研究技术和方法的反应。唯有新的研究技术和方法才可能使历史学有所发展”。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存有海量的文字材料、各类统计数据、丰富多样的影像资料等，为各学科研究方法在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中的广泛应用提供了无限可能。如在社会流动研究中，社会学的定量研究方法是评估社会流动程度高低和流动模式的关键方法，将这一方法运用到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中，有助于更直观地描述不同时期社会流动的状态和具体表现。

　　王先明即以河北磁县档案馆所藏“四清”时期的《阶级成分登记表》为基础，结合其他乡村社会调查资料，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乡村富农阶层的社会流动作了动态分析。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广泛搜集并整理出一大批集体化时期山西农村的《阶级成分登记表》，建立了“阶级成分数据库”，以量化历史研究的方法对此进行综合性分析和研究。此外，还有学者通过搜集、分析大量统计年鉴和地方志中的数据，呈现了改革开放前中小学教师群体的社会流动和命运沉浮，为理解当代中国社会变迁提供了样本。

　　在跨学科研究日益备受推崇的学术环境下，当代中国社会史的学科边界问题值得学术界重视。若漠视学科边界的存在，一味地追求新概念、新理论和新方法，非但无益于当代中国社会史的繁荣发展，反而会导致学科自主性和独立性的丧失。跨越学科边界走向跨学科的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既须固守史学本位，又要勇于打破学科界限；既要体察领会其他学科概念、理论与方法的独到见解，避免生搬硬套，又须坚持社会史研究史料为基、求真为本的学科特质，在求真基础上达致构建机制和探寻规律的求解目标。总之，当代中国社会史应将其他学科概念、理论与方法看作是研究的“动力、陪衬或指南”，而不是“现成的答案”，实现经验研究与理论的良性互动。唯有如此，当代中国社会史学科才能在学科交流中彰显史学研究独特的学术价值，开辟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作者简介］宋学勤，历史学博士，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100872；研究员，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100872。杨宗儒，博士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100872。

　　［责任编辑：杨文利、易海涛］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4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