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史史料存留制度构建刍议

——从新中国的档案事业和《当代中国》丛书谈起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得益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各部门档案的陆续开放，对新中国史研究起了奠基作用的《当代中国》丛书工程才得以顺利启动和推进，而《当代中国》丛书工程的实施又反过来极大地推动了新中国史档案的开放和史料的收集、保管和利用。《当代中国》丛书工程为新中国史史料的收集、保管、整理和利用示范过一段时期行之有效的体制和机制，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建立健全当代史史料存留制度，有赖于国家层面尽快将续编《当代中国》丛书提上议事日程，也有赖于档案收集、保管和利用工作的进一步完善，并更加充分发挥社会各界的作用。

　　“史学便是史料学。”大约100年前傅斯年提出的这一思想虽然有些极端，但还是一语道破了史学研究的真谛所在。“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确实是对艰辛的史学研究的生动写照，“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则是对苛刻的史学写作的基本要求。其实，十分材料可能只能出一分货至多两分货，史学研究中要想准确讲述一个事件或者人物或者道理，非得穷尽与此有关的资料加上正确的史观才有可能，即便是当代人研究当代史也不例外，即便是历史的亲身经历者其所见所闻所识也是会受到某种局限的。话说回来，搜集史料是史学研究最辛苦的环节，但倘若能有一个健全的将史料收集保存起来的制度体系，那对后人的杷梳和研究一定是功德无量的事情，故笔者拟就如何构建这样一个体系谈点一孔之见。

　　一、新中国的档案管理和档案开放

　　当代史的史料，主体部分以档案的形式收藏于以档案馆为主的各级档案管理机构。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档案保管工作，早在1931年由瞿秋白拟制的《文件处置办法》当中就有关于档案管理的制度性规定。新中国成立后，对旧中国保留下来的档案资料作了妥善处理，同时注意收集党的历史档案，有序推进档案文书管理制度的建立。毛泽东高度重视档案工作，强调对档案文件要分门别类以便于保存和寻找。1954年11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设立国家档案局，同年12月第一次全国档案工作会议在京开幕，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和省（市）级机关文书处理工作和档案工作暂行条例》。1956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要求在统一管理国家档案的原则下建立国家档案制度。随后从中央到地方以及各单位、各系统的档案管理机构陆续建立起来，并将积极开展档案资料的利用工作提上议事日程。一直到1966年以前，档案的收集和管理工作取得重大成就。“文化大革命”期间官方档案工作遭到严重破坏，民间收藏的档案更是在“破四旧”之下经历了一场空前浩劫，当代史史料遭到无可弥补的巨大损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档案事业重新迎来繁荣发展的时期，特别是《档案法》的颁布、修正和实施，标志着我国档案有关工作从此进入了法制管理的轨道，一个以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档案工作为基础，以各级各类档案馆工作为主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档案事业体系逐步建立起来。特别是进入新时代，我国档案馆建设稳步推进，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从综合到专业、从实体到数字的档案馆网。截至2021年底，全国已有4136个各级各类档案馆，其中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馆藏档案10.4亿余卷（件），馆藏电子档案1629.9TB。特别是在民生档案、革命历史档案、红色档案、科技档案等各类档案资源建设方面取得长足发展。例如，众多反映人民群众生活的民生档案归集进馆，有效拓宽了档案资源收集范围。同时，启动了新时代新成就国家记忆工程、国家重点档案保护与开发工程、档案文化遗产影响力提升工程等。数字档案馆（室）建设不断推进，建成一批国家级示范数字档案馆（室），驱动档案管理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极大提高了档案资源开发利用水平，实现了信息化建设与档案工作的深度融合，支撑档案工作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档案的“收”“管”“存”，目的全在于“用”。对于20世纪80年代新中国史研究的兴起，论者多将其归因于中央作出第二个历史决议和胡乔木等人的一再呼吁，这没有错，但还有个因素不可忽视，那就是这个时期档案的逐步开放，否则再好的愿望也只能是“无米之炊”。据中央档案馆原馆长王明哲回忆：改革开放以前对档案利用一直卡得很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各方面，尤其是学术界要求放宽查阅档案限制的呼声越来越高，引起有关负责同志的高度重视。如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的胡乔木，就曾在1979年两次作出批示，敦促有关部门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范围内开放档案，以利于文献编辑和党史研究；并提示档案馆的性质要近似图书馆。在此背景下，1980年，中共中央先后批转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利用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资料的暂行规定》和《中央档案馆关于积极开展档案利用工作的请示报告》两个文件，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专题研究了历史档案的开放问题并就此形成一致意见。根据中央的精神，中央档案馆召开全国省以上档案馆工作会议，部署向史学界和有关部门开放明清档案、民国档案和新中国成立以前的革命历史档案，至1982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批转国家档案局《关于开放历史档案问题的报告》，形成明确规定。1986年9月11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档案局上报给国务院的《关于加强档案馆建设和进一步开放历史档案的报告》。该报告中提到，1986年1月16日，胡乔木就进一步开放历史档案问题，写信给王兆国和胡启立，提出：“档案的进一步开放(包括对国外开放)，势在必行，这是繁荣我国学术事业和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必然要求，各国的通例我国不能例外。”国家档案局据此制定了《档案馆开放档案暂行办法》，计划依照国际惯例扩大档案开放。1987年9月5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明确规定：国家档案馆保管的档案，一般应当自形成之日起满三十年向社会开放。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等类档案向社会开放的期限，可以少于三十年，涉及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以及其他到期不宜开放的档案向社会开放的期限，可以多于三十年。自此，档案开放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得到规范和确认。

　　《档案法》公布后，国务院出台了具体的实施办法，国家档案局、国家保密局等有关部门也印发了具体规定，使档案的收集、保管、开放、利用形成了系统的制度体系。《档案法》在1996年和2016年进行了两次修正，进一步完善了档案公开的法律规定。2007年4月5日，国务院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政府档案的公开提供了重要的行政法规依据。以中央档案馆为例，到2011年，时任中央档案馆馆长杨东权表示已经公开四成档案。2023年7月6日，中央档案馆向社会集中开放12.9万余件馆藏档案资料。这是该馆向社会集中开放的第四批馆藏档案资料，至此共开放档案资料超20万件。目前，为数众多的中央、地方和部门向社会开放的档案资料，已经过整理，以选编、汇编、选集等形式公开出版，极大地方便了社会各界尤其是学术研究的使用。

　　正是得益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各部门档案的陆续开放，对新中国史研究起了奠基作用的《当代中国》丛书工程才得以顺利启动和推进，而《当代中国》丛书工程的实施又反过来极大地推动了新中国史档案的开放和史料的收集、保管与利用。

　　二、《当代中国》丛书的档案利用和史料征集

　　1982年5月间，胡乔木在一个座谈会上倡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条战线的历史经验作出有科学价值的总结，编写若干专著。他认为，这不仅是为中国现代史的研究积累资料，而且可以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用以指导我们的工作。为落实这一倡议，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并经中央有关部门讨论决定，以邓力群、马洪、武衡为主编，于光远等17人为编委，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为主组成编辑部，立即着手组织有关部门编写并出版《当代中国》丛书。中宣部1982年11月12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这套丛书大致可按国务院各部、委的业务范围分卷，有些具有特殊意义的专题也可单独立卷。“丛书各卷的编写工作，建议请国务院各部、委正式纳入工作计划，由党组负责领导。主要任务是：尽快地确定参加编书的人选(首先是主编)，组成得力的写作班子，提供从事写作的房舍、经费、资料等各种必要的条件，审定编写大纲和书稿等。在组织写作班子时，要首先考虑邀请曾经长期担任部、委领导工作而现已退出第一线但能胜任这项工作的老同志，或现任部、委领导同志为主编，配备好一定数量的本行业的专家参加。”1983年9月22日中宣部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发函指出：“这个报告（即前述给中央的报告——引者）的精神和有关编写工作的要求完全适合各省、市、自治区。编写出版《当代中国》丛书具有重大的意义，已列入国家计划，请告省、市、自治区党委，对这一工作重视起来，把它列入自己的工作计划。请你们收到报告后，尽快确定主编人（应是现已退出第一线而能胜任这项工作的老同志或现任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同志）和组织起得力的写作班子，并提供从事写作的房舍、经费、资料等各种必要条件，以便这项工作顺利开展。”这样一套工作体制为丛书编写，包括调阅档案资料在内的史料征集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保障，对档案系统的档案开放和档案使用也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档案部门表示将全力配合这套丛书的编写工作。

　　为了确保《当代中国》丛书编写质量，相关文件一再强调做好资料工作的重要性，指出：“《当代中国》丛书各卷都要求内容充实，材料丰富、准确可靠，要竭力避免说空话，避免粗糙。这就要尽可能多收集和使用大量反映历史真实的材料，不但要有文字材料，还要有图片。而对于所要使用的材料，还须反复核实，所有的数字、事例都一定要准确，不能掺假，不能渲染，不能夸张，不能搞艺术想象。如果书中有假数字，哪怕一个假数字，就会使这本书甚至整部丛书失去信誉，被认为不能作为了解情况和科学研究的根据。”如此等等。丛书各卷在编写过程中很好地贯彻了这一要求，收集和运用了丰富、真实、系统的资料，基础材料都是几百万字乃至几千万字。如经济类《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收集的资料共3000多万字；《当代中国的商业》复印了3.7万页的资料，光是书中使用的数据就有6800多个；《当代中国的经济管理》仅为了写前两章稿就收集了上百万字的材料。军事类《抗美援朝战争》收集的材料逾600万字；《当代中国的军队群众工作》更是达到1200万字，等等。这些基础资料多数来自档案部门。1984年3月2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向中央和国家各部委、军委各总部和各人民团体专门发出通知，本着从宽掌握的原则，就编写《当代中国》丛书时查阅和引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档案文件问题提出了几条需要遵循的意见。根据这一精神，中央机关和地方各级档案部门为编写丛书积极、主动地提供档案，这当中，既包括大量、全面、系统的原始档案，也包括相当多的各种档案文献汇编、各地区各部门的大事记等档案加工材料，支持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如河北省为编写《当代中国的河北》发动全省各级档案部门编写新中国成立以来本地区、本部门的大事记，全国政协为编写《当代中国的人民政协》还特意选编了一套包括12个专题的资料汇编，等等。

　　档案部门对档案的开放极大地便利了《当代中国》丛书的编写工作，反过来《当代中国》丛书这一浩大工程也是一次系统的大规模的当代史史料普查工作，通过普查发现有的档案保存完整，有的因多年立卷归档制度不健全导致资料残缺不全，有的因单位撤并忽视了档案资料的保管造成大量遗失，总的看正像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所指出的那样，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资料工作是落后的，基础不够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文化大革命”十年造成的破坏。因此，为弥补档案资料的不足，《当代中国》丛书各卷在编写过程中向社会各界征集了大量的史料，还通过采访老干部整理了不少回忆录和历史材料。如：北京市各单位为编写《当代中国的北京》卷和《当代北京》丛书，收集、整理了大量的文字资料、大事记初稿、典型材料、专题材料等，还结合工作建立健全了本单位的“资料档案”；《当代中国的档案事业》编辑部不但积累了大量的原始材料，还将编写工作中形成的档案立成50多卷归档保存。通过编写各分卷，各地、各单位都把收集、整理各方面材料的制度建立起来了。可见，《当代中国》丛书工程对建立健全档案制度、充实档案资料、发掘当代史史料发挥了突出的作用。据《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对40个单位的调查发现，各卷编委人数在18-45人之间，作者在27-243人之间；而提供资料者多是在300-1000人之间，北京市达5864人，机械工业部近万人，航空工业部16000人；所征集到的资料，最少的一家363万字，其他的在954-9600万字之间，件数少则500-819件，多则数千件。图片提供者，也是少则上百，多则上千。若把提供资料和图片的人计入编写工作队伍，按这40个单位的数字推算，整部丛书的编写工作队伍当在10万人左右，而在书上署名的编者、作者、各种工作人员不过8000多人。

　　三、续编《当代中国》丛书对当代史资料建设的重要意义

　　《当代中国》丛书编写工作于1983年正式启动，至1999年完成，共152卷、210册，约1亿字，是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条战线的力量来完成的鸿篇巨制，具有很高的权威性，是一项全面、系统、大规模研究新中国近50年历史的宏伟事业，是一项系统发掘和整理新中国史史料的基础工程，对此后新中国史研究的开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丛书编委会一位负责人曾很有远见地提示各卷将编写工作中积累的大量资料整理、保存起来，各部门把这方面的档案室、资料室建立起来，以利于今后的研究和写作。地方卷的同志也充分认识到系统地搜集、整理、核对、保存史料的重要价值，认为“通过编写《当代中国》丛书这部巨著，可以抢救珍贵的史料，用文字把新中国30多年的历史记载下来，对于后人研究中国的现代化，有着极高的价值，对于促进社会科学的发展，也有重大意义”。为继续推动上述有关工作，几次《当代中国》丛书地方卷会议都考虑到了丛书编完的后续问题，认为不能“曲终人散”“人去楼空”，最初打算编写丛书地方卷的简明本，后来经过讨论改为编写地方简史以及《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1990年12月，刚成立不久的当代中国研究所与《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联合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纂工作研讨会”，有关领导和专家学者200多人出席了会议。会议提出，开展国史研究与编纂，首先就是要注重资料工作，充分利用《当代中国》丛书所积累的材料，整理和发掘档案材料，搜集已经出版的国史书籍，搜集国外关于当代中国史的材料、书籍、文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供借鉴。会议指出，国史研究是一个宏大工程，需要全国各部门、各地方共同协作。编写地方简史就是协作的开始，可以为国史研究起到开路、先行的作用。翌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正式转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纂工作研讨会纪要》。当代中国研究所随后正式启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和编纂工作，地方史、行业史乃至城市史的编纂工作也陆续开展起来。

　　经过30多年来的发展，新中国史研究已是百花盛开，硕果累累。因《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出版发行的有力推动，加上高等院校开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需要，中共党史研究和中国近代史研究迅速向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延伸；新地方志的编写完成两轮，有的已经开始第三轮的工作，省、市、县三级志书和乡镇志、村志以及各类年鉴的大量出版，为新中国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地方资料；档案文献的大量出版和基层档案资料、田野调查资料的收集整理，包括广泛开展的信息化转化和数据库建设，为新中国史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史料基础；新中国史的学习、宣传和教育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高校近年来正将“四史”教育全面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许多高校还新设了一些新中国史或当代史研究机构（中心），相关的教育、研究及其人才引进和培养已经被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但是，在成绩面前也要看到短板，也要看到新中国史研究学科发展的两个明显不平衡问题。一是对前30年的研究存在前重后轻的问题，前30年的探索问题主要出在1957年之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学界的研究有意无意地将重心放在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后面的研究或者畏畏缩缩避而远之，或者不痛不痒一笔带过；一是对前70年的研究同样存在前重后轻的问题，这里的重和轻主要是就作品的学术含量而言的，而不是就作品的篇幅而言的，后40年哪怕是篇幅占得再多也一样。毋庸讳言，目前绝大多数新中国史研究作品，不论是专著还是论文，都存在学术含量随着所论年代的靠近而逐级降低的问题，前面尚能史论结合有血有肉，后面就变成了文山会海干巴无味。这些都是不难发现而且学界批评较多的普遍现象，有人将其归因于学科属性和政治上禁区太多、档案开放度低，也有人将其归因于积淀不够、认识不深，这些都是事实，但史料基础不一样同样是事实。

　　平心而论，迄今为止的新中国史作品质量最为厚重的，还得说是2012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之所以能够成为首屈一指的上乘之作，除了因为该书是权威部门多年精心打磨、集众多领导专家学者智慧之大成以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该书是直接以《当代中国》丛书为基础才得以形成的传世之作。换言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之后的新中国史研究作品虽然也各有千秋，但已不再具备《当代中国》丛书工程完成前的历史条件，特别是史料基础，因而大大影响了学术质量。现在我们把“四史”拿出来比较一下，不难看出研究基础最为薄弱的就是改革开放史。如果我们能够把《当代中国》丛书工程的体制和机制延续下来，像编修地方志那样一轮接着一轮进行下去，我国的档案制度是否会更加健全，新中国史的史料基础是否会更加充实，研究也是否会更加系统、更加平衡呢？可惜，当年《当代中国》丛书编写者的远见卓识被市场化的大潮和体制变革的洪流淹没了，丛书编写完成后机构多数遭到撤并，人员流散各处，只有少数不同程度地保留下来归入了地方史志部门或社科院系统，原来收集到的资料也遗失了许多。

　　由上可见，历史上，《当代中国》丛书工程为新中国史史料的收集、保管、整理和利用示范过一段时期行之有效的体制和机制，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21世纪初，笔者初到当代中国研究所工作，参加过几次《当代中国》丛书部分分卷的后续研讨活动，看到当年参加编写工作的一些组织者和作者虽不少已进入耄耋之年，但依然对这项工作能够延续下去寄予厚望，其眷眷之情、拳拳之意历历在目，言犹在耳。当代中国研究所也曾反复论证过、多次请示过，但各方面感觉难度很大。经过多年酝酿，近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终于将《当代中国》丛书续编工作提上议事日程，但真正落实和推动此项工作还有赖于中央的顶层设计和列入国家计划，我们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更希望争取有个制度化的前景。

　　除了建立健全制度化的体制机制以外，我们当然也希望档案保管部门能够公开更多的档案文献，针对中共党史和新中国史研究提供更为宽松、更为便利的档案支持政策。相比之下，国外的档案比我们开放得多，中共党史和新中国史的研究者已经在大量地采用来自俄罗斯（苏联）和美国的档案，大家都知道这是有问题的，无法与国内的档案相对应，无法甄别其真伪。国内地方档案馆是学者尤其高校学生研究当代史获取档案资料的主要途径，由此也产生了不少以偏概全的作品，貌似“有根有据”，实则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为缺乏全面了解内情的渠道。学界总是有人痛感历史虚无主义大行其道，然而辩驳者寥寥，即或出现一些批判性的作品也因无法提出更有力的论据效果大打折扣。近些年口述史大行其道，出现了很多以口述材料为重要依据的当代史研究成果，但是人们也都知道单凭口述和记忆得出的结论更是不可靠的，因为我们无法与档案材料进行核对，所以就有了很多以讹传讹的现象。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虽然也主要是口述作品，但都是与档案文献一一作了核对的，是公认的可靠读物，所以才成了研究中共党史和新中国史重要的案头参考书。相比之下，社会上大量的口述史读物都是没有条件与档案文献进行核对的，所以史学研究引用这类读物是要慎重的。澳门理工学院人文及社会科学高等学校中西文化研究所近十多年来持续开展澳门口述历史工作，累计访谈澳门老居民数百人次，保存大量的录音、录像数据和转录文稿，同时收集了数万件图片、档案、杂志、个人收藏品等电子资料，出版口述历史专著多部。这一做法对甄别口述、记忆的真伪是有益的，其经验值得借鉴。

　　同时也要更加充分地发挥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如鼓励和扶持多种形式的民间收藏，以及高校对基层和民间资料的搜集、整理等。在国内，目前高校对基层和民间资料的搜集、整理已经渐成规模。如，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经过多年努力，搜集了数千万件集体化时代山西农村社会基层档案资料，并以此为基础首创了集学术研究和教学于一体的“集体化时代的农村社会”综合展，将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研究推向了学术最前沿，塑造了社会史研究本土化的范例。又如，复旦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数据研究所搜集了约20万件基层团体、企业、群众组织文书资料，192本会议记录，37万封个人家信，4000本日记与工作笔记，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数据库和资料共享联盟。再如，华东师范大学依托历史学系世界史、中国近现代史等传统优势学科和创新力量，同时整合文学、哲学、传播学、政治学、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学科的学术力量，成立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力图构建最大“四史”资料库。如此等等，各个高校都很重视档案文献和当代中国民间文献史料的搜集、整理与利用，在资料建设上各有特色，以此为基础的研究成果也大量问世。此外，在欧美国家，地方文献通常是公共图书馆最主要的典藏资源之一，尤其是以地方史及家族史为主体的地方文献常被视为一种服务地方的责任与荣誉。而且这里的地方文献所包含的并不只是过去的史料，更是当地居民现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资料，举凡就学、产业、旅游、报税、医疗、艺文活动等信息，都可在公共图书馆的网站或阅览室找到。近些年国内地方图书馆事业发展很快，这些国外的好经验、好做法也值得我们借鉴。还有就是对这些民间力量收集的资料，要注意引导和支持其数字化整理和数据库建设，以便于公众特别是学者的使用。

　　李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载于《江西社会科学》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