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些年来，国内学界当代中国史研究日益繁荣，越来越多的机构和学人投身该领域，推动其持续深入发展。但与此同时，当代中国史研究也面临一些其他史学门类所共有的问题，并程度不同地在青年学者提交的研究论文中反映出来，如议题不明、史料堆砌等。要规避如上问题，提升论文的总体层次，做到“史论结合”，既需要明确学术研究过程，又要做到议题清晰、论点清晰、史实清晰；既需要处理好史料引用问题，又要讲究文字功夫。

　　［关键词］当代中国史；论文写作；历史理论；学术规范

　　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出台后，国内的“当代中国史”教学和研究迅速铺开。经过各级党史国史研究机构、科研院所和若干重点高等院校等广大学界同仁数十年来的共同努力，“当代中国史”已成为“中国通史”序列中的一个重要板块，学科定位逐渐明晰，学科建设颇具规模，教学体系日臻完善，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研究成果大量涌现。不过，从笔者长期从事当代中国史研究、教学工作的经验以及参与学术期刊论文和硕士博士学位论文评审工作的情况来看，目前当代中国史研究也面临一些其他史学门类所共有的问题，并程度不同地在青年学者提交的研究论文中反映出来。这些问题实际上涉及史学研究观念和论文写作技巧两个层面。本文拟首先阐明学术研究与论文写作的应然关系，然后列举四类较为常见的“问题论文”，并结合自己的长期实践谈谈论文写作中应该注意的若干技术性问题，供历史专业学生和其他史学爱好者参考。不当之处欢迎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一

　　一个学者的基本任务包括进行学术研究和发表学术论著。学术研究的目的在于不断增进人们对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认知。而学术研究能否发挥实际效用，研究成果的公开发表至关重要。如果一项重要的创新性研究成果被束之高阁，其所蕴涵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就无法得到体现。这是从“高大上”的层面讲学术发表的重要性。从世俗层面讲，学术发表还决定着学者的职称晋升，所以英文中常说的一句话是“publish or perish”。中国学者李连江也出过一本书，书名就叫《不发表就出局》。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一篇好的学术论文必定基于一项好的学术研究。因为学术研究是一种实质性的工作，论文写作是一种技术性的工作。换言之，学术论文应该是特定研究议题、研究宗旨、研究路径、研究资料、研究发现的综合展示。学术论文的创新性源于学术研究的创新性。而史学研究的创新性，具体则包含研究理念的更新和研究资料的拓展。

　　研究理念的更新主要表现为跳出传统的历史编纂学的窠臼，把相关史实放置到更为宏大的时代背景中去，采用跨学科的研究路径加以认知和阐释。1942年3月，毛泽东在谈到如何研究党史时就曾明确提出：“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他还把这种方法简练地概括为“古今中外法”。而法国年鉴学派则在20世纪前中期明确提出“新史学”概念，主张将“经济的和社会的历史”作为史学创新的方向，“打破使史学和其他邻近学科、特别是社会学相隔绝的学科划分”。该学派还反对从“大人物”的性格、心理及心血来潮出发解释“群众运动”的原因，指出其真正的原因“存在于地理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知识因素、宗教因素和心理因素等等之中”。这些主张实际上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倡导的历史唯物主义。总而言之，只有摆脱传统史学观念的束缚，广泛借鉴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聚焦于历史的和社会的结构性问题，才有可能提炼出重要的创新性议题。

　　研究资料的拓展主要表现为资料类型和信息来源的多元化。马克思曾精辟地指出：“历史的事实是由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的”。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谈到调查研究问题时曾明确提出，要“收集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他还具体列举了能够全面反映当时社会各种情况的七大类资料的收集方法。法国年鉴学派重要代表人物雅克·勒高夫在谈论“新史学”时也指出：“新史学扩大了历史文献的范围，它使史学不再限于朗格卢瓦和塞诺波斯所主要依据的书面文献中，而代之以一种多元史料的基础，这些史料包括各种书写材料、图像材料、考古发掘成果、口头资料等”。这些史料收集的方法和途径对我们进行当代中国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应该在常规的政府部门档案资料之外，广泛收集其他类型的史料——尤其是来自民间的各种历史文献（如个人日记、书信、工作笔记、思想汇报材料、家庭收支账簿、民风民俗材料、乡规民约等），以及亲历者访谈口述资料。只有充分收集、整理和运用大量不同来源的史料，才能更多地展现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的诉求与行动，避免由于史料的单一性所带来的史实残缺和认知误区。

　　目前国内一些当代中国史论著（尤其是青年学人论文）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研究观念因循守旧，研究选题缺乏结构性的问题意识，资料方面过度单一地依赖政府部门档案资料，忽略了各种民间文献与亲历者访谈口述资料，结果导致认知径路的单一化和史实呈现的同质化。

　　笔者之所以要开宗明义，厘清学术研究与论文写作的应然关系，强调研究选题的重要性，是因为笔者知道很多人（主要是一些青年学人）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认识误区。他们往往过分专注于学术论文的写作技巧，而忽略了研究选题的重要性，结果造成本末倒置。只有首先明确上述应然关系，我们才有可能进一步探讨史学论文写作中应该注意的一些技术性问题。

二

　　大致说来，容易给人留下不良印象的论文有以下四类：

　　（一）“总结汇报体”论文

　　我们在研究当代中国史时，经常读到大量各级党政部门的总结汇报材料。它们一般是就某一项具体工作的开展情况，采用“一分为二”的论述方法，分别罗列一些具体情况和统计数据来展示工作中的突出成绩与不足之处。有些研究者长期耳濡目染，习惯了总结汇报材料的俗套，写出来的论文与总结汇报材料没有什么差别。他们似乎不知道，总结汇报材料所涉及的问题与学术研究要探讨的问题存在着很大差异：一方面，前者是相关工作进行过程中的阶段性总结，带有不断探索的性质；后者是时过境迁以后的历史回顾，涉及全过程的史实还原与重新评价问题。另一方面，前者关注的重点是某项政策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后者关注的重点则是政策制定的来龙去脉与政策实施的种种后果（如果政策的设计初衷与实际结果之间存在着较大反差，还必须深入探讨出现这种情况的多方面原因。如果已有前人论著探讨过相关议题，后来者还须进行必要的学术史梳理并清晰阐释自己的主要论点，以彰显其研究的独特性和创新性）。由此可见，“总结汇报体”论文与其说是对历史事实的全面还原，不如说是对档案资料的简单梳理和复述，难以反映史学研究应有的“后见之明”。

　　（二）“理论展示体”论文

　　多读经典论著，增强理论素养，丰富历史知识，是每个学者成长的必由之路。不过如果不能结合自己研究的具体议题，有机地消化吸收经典论著中一些可资借鉴的概念、视角和方法，对大量的系统性的新史料加以深入剖析与阐释，揭示出历史事物的复杂面相，进而形成独特的具有创新意义的论断，而是通篇大谈某些经典论著中的经典概念和经典论断，就变成了所谓“理论展示体”论文。这样的论文当然不会是好的专题研究论文。如果把这些论文的作者比作厨师，就像是他们十分热衷于收集各种珍稀调料，却对主要食材和烹饪技能不屑一顾，结果除了标榜自家的调料好，他们根本拿不出像样的菜肴。

　　（三）“原料展示体”论文

　　这类论文的情况与上述情况截然相反。如果把这些论文的作者比作厨师，他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找到了许多上好的主要食材，但缺乏必要的调味品和烹饪技能。结果他们端给顾客的都是未经加工的生冷食材。这样的论文当然包含了大量有价值的一手资料，不经意间客观地展现了历史事物的多重面相，但是缺乏必要的史实梳理和理论升华，无法清晰地呈现历史事物的复杂结构关系，很难使读者从中汲取有益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四）“议题杂拌体”论文

　　这类论文的作者似乎不知道，每篇研究论文只能处理一个核心议题，而且要围绕这个核心议题形成一种系统性的理性认知。如果该议题涉及若干不同维度或不同层次，那么论文的各个部分就要有主次之分，或者是呈现出某种递进关系。而要做到重点突出、主线明确，我们在撰写论文时就要舍弃一些枝节性的内容。如果这些枝节性的内容有可能发展成一个新的重要议题，那我们就需要另外写一篇论文来加以翔实论述。若是我们不加取舍，把在研究过程中了解到的各种情况和由此形成的各种想法统统塞进一篇论文中，就会形成所谓“议题杂拌体”论文。这类论文往往内容庞杂，主题飘忽不定，各部分之间缺乏逻辑关联，使人读后不知所云。

三

　　要想避免上述几种情况，我们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一）明确学术研究过程

　　总体来看，学术研究过程主要包括以下五个环节：一是确定研究选题和研究路径。二是多方收集各种资料和信息。三是梳理、分析和归纳现有资料和信息，初步构建对历史事实的理解。四是与现有研究成果和认知体系展开交流对话，把那些广为人知、已有共识的问题与那些不为人知或鲜为人知的问题区分开来，将论述重点置于后者之上。五是将个人见解和各种论据加以有机整合，系统性地展现对特定历史事物的新认知，并充分阐释这些新认知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如果我们将上述过程定义为知识生产过程，不难发现一篇好的学术论文必定是这一过程的终极产品。在此期间，当然会形成一些初级产品和半成品——如在进行学术史回顾时所做的读书笔记，在梳理和甄别史料时所做的重要信息摘抄，以及在读书和读史料时产生的一些零散的感想。要想将这些颇具潜质的初级产品和半成品改造升级为终极产品，必须经过不断地反刍、思辨、判断、筛选和一体化整合。有些学术论文之所以沦为“理论展示体”论文或“原料展示体”论文，无法通过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评审，其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作者误将一些初级产品和半成品当做了终极产品。

　　（二）做到“三清”

　　一篇好的学术论文通常要做到“三清”——议题清晰、论点清晰、史实清晰。在专题研究过程中，我们收集到的各种史料必定包含十分广泛的信息。我们在梳理和甄别这些信息时，必定会产生许多碎片化的看法。但是在酝酿和写作学术论文时，我们必须紧紧围绕特定的研究主题和核心论点，对我们所掌握的史实以及由此形成的各种看法做出必要的筛选和提炼。有些论文之所以无法通过评审，是因为作者缺乏“专题研究”的概念，试图将所有史料和所有想法统统纳入一篇论文之中。更糟糕的情况是，一些初涉专题研究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因为史料占有十分有限，加上缺乏背景知识和研究历练，无法对论述主题做出准确的提炼，结果通篇论述被零零散散的史料牵着鼻子走，论题和论域飘忽不定，史料堆砌事无巨细，最终使得论文成为一锅“大杂烩”。

　　（三）处理好史料引用问题

　　一篇好的学术论文需要处理好史料引用问题。史料引证是史学论文的重要构成，史实呈现必须以大量史料为基础。不过有的时候，涉及某个议题的大量史料会带有很强的同质性。在这种情况下，以“流水账”的方式大段大段地引用同质化的史料，会使得论文篇幅过长且显得内容单调，造成读者的阅读疲劳和厌烦情绪，反而削弱了论文应有的表现力和影响力。如果这样的同质化引证聚焦于某些局部细节，甚至会湮没论文的中心议题和作者的核心论点。

　　正确的处理办法是：

　　一方面，应该在大量的同质化资料中，选取若干信息相对完整、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加以细致地展示，说明它们之间的细微差别，同时辅之以一些能够统揽全局的类型分析图表和统计数据图表。这种方法尤其适用于特定时段大量涌现、此伏彼起、性质相近的历史事件。另一方面，应该在一个统摄性的分析叙述框架下，适当减少同质化的原始文献的直接引用，增加间接引用。这种方法尤其适用于论述某个历史人物在不同历史语境下对某个特定问题的看法的发展变化。直接引用的好处在于能够直接再现特定语境下的认知、行动和话语，通俗地讲就是可以做到“原汁原味”。其可能带来的问题，则是原始资料所包含的历史信息往往有着特定的主观偏好和内在逻辑，它们与研究者基于多种史料形成的重新解读和论述逻辑并不一致。因此，直接引用过多，反而使得论文的叙述内容交叉反复，杂乱无章，枝蔓过多，不知所云。间接引用就是在全面梳理原始资料、搞清楚时间顺序或逻辑关系之后，用简洁、清晰、流畅的文字来摘要复述原始资料中所包含的重要观点和重要事实（有时可以采用加引号的方式，保留原始资料中一些不会引发歧义的单句，以及一些颇具时代特色和鲜明个性的惯用语汇）。当然，间接引用的内容是否准确、精当，取决于研究者对历史语境的熟悉程度和对史料内容的正确判断。而且在间接引用的情况下，尤其应该以适当方式标注原始信息出处，凸显信息来源和作者论断的可靠性。

　　（四）讲究文字功夫

　　一篇好的学术论文要讲究文字功夫。论文中的史实呈现和理论阐释都是通过文字来表达的，这里主要想谈谈学术论著中的文字规范问题。20世纪初中国兴起“白话文”运动，强调语言文字的通俗易懂，在当时特定的语境下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需要注意的是，口头表达和书面语言毕竟存在着很大差异。学术论著应该做到通俗易懂，但同时应该强调书面语言的自身特点——语法要正确、语句要通顺、行文要简练、修辞要恰当。

　　就一篇史学论文而言，形成初稿当然重要，但是对初稿的反复修改更加重要。初稿写作带有头脑风暴的性质，有些问题来不及细细推敲，因此容易产生很多疏漏。论文修改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不断反刍的过程，涉及论文的核心议题、论述结构、逻辑关系、具体史实和重要论断等方面的再思考、再整合，以及对通篇文字再斟酌、再打磨。从大的方面来看，主要是通篇检查是否存在概念模糊、线索含混、内容交叉重叠、论点前后矛盾的地方；从小的方面来看，是通篇检查每个句子是否存在语法错误、语句残缺不全、行文别扭、修辞不当、词不达意等问题。

　　另外还要注意，学术论著与通俗读物是两种性质不同的作品。通俗读物追求叙述的戏剧性和修辞的生动性，目的在于吸引读者眼球。学术论著则讲究核心议题清晰准确，论述内容具有内在逻辑性，论证过程具有说服力。简而言之，通俗读物重在以情动人，学术作品重在以理服人。有些史学论著的作者试图借鉴通俗读物的写作技巧，使得史实呈现更具吸引力，论点表达更具感染力，这样的尝试虽不应该轻易否定，但过于花哨、主观感情色彩强烈的文字表述，有可能损害学术论著的客观性和严谨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学术论著不讲究修辞技巧，不过此类修辞的目的首先在于确保史实呈现的客观性和论点内涵的准确性，其次才是可读性。

四

　　有必要指出的是，“历史”是一个横跨时空、无边无垠的客观存在。如果我们想对历史有所了解，就一定要通过某种方式对其进行适当切分——即以“专题研究”的方式探讨那些与某个特定时段、特定地域、特定议题相关的人和事。即便如此，专题研究所涉及的历史信息依然浩如烟海，而且其自然形态是杂乱无章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没有大批史学研究者的辛勤工作，普通民众根本无法感知历史。

　　史学研究者在研究和撰述的过程中，要不断地对浩如烟海且杂乱无章的历史信息做出判断和筛选。毛泽东在谈到农村调查问题时曾特别指出：“材料是要搜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要点或特点（矛盾的主导方面）”。他还举例说：“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列宁研究帝国主义，都是收集了很多统计和材料，但并不是全部采取，而只是采取最能表现特点的一部分”。法国年鉴学派也认为“：现成的、自己送上门来给史学家的历史现实是不存在的……史学家应该像任何科学研究人员一样‘面对众多纷繁的现象’作出‘自己的选择’”。我们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就应该这样做。笔者认为，这样的判断和筛选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哪些信息具有毋庸置疑的客观性，哪些信息受到了特定的历史语境和人们的主观因素的扭曲？另一方面，哪些信息更加重要，哪些信息属于细枝末节？换言之，史学研究和史学著述的终极目的，就是要向读者呈现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以及促成这种大趋势的重要因素。当然，能否真正做到这一点，还取决于研究者的学术训练、理论素养和资料信息的丰富程度。

　　我们常说，史学论著应该做到“史论结合”。这里，“史”是指史实呈现，“论”则是对大量史实所蕴含的历史借鉴意义的发现和阐释。人们之所以有兴趣阅读史学论著，就是想借助于史学研究者的专业特长，概要地了解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从中汲取历史知识和思想养分。这是史学研究存在的价值。好的史学论著中必然包含大量的具体内容，这些具体内容又来源于大量的原始资料。不过，史学论著应该有别于史料汇编（史料汇编是另一种常见的历史撰述方式，有着不同的指导思想和学术规范）。回到前文所作的比喻，史学论著写作是史学研究者在为读者烹饪一道精美的菜肴。获取各种上好的食材固然重要，但是如果一位厨师只有各种上好的食材，没有独到的美食创意和高超的烹饪技巧，也很难不辱使命。

　　［作者简介］董国强，历史学博士，教授，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4年第3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