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史研究学术史专题
［编者按］“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学术史是学术研究的历史，是对学术研究进展的及时反映，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当代中国史研究》自创刊以来，秉持“研史通变，资政育人”的办刊方针，密切关注当代中国史研究学术前沿，积极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深入探讨治国理政历史规律，科学总结当代中国成功经验，先后共刊发各类学术文章3000余篇，及时反映了当代中国史学术研究的进展。为继续推动当代中国史研究深入发展，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本刊特开设当代中国史研究学术史专题，推出系列笔谈文章。本期四篇学术史文章主题分别为当代中国社会建设史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研究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当代中国乡村社会史研究、当代中国城市社会史研究。文章结合新时代新征程国史研究的新任务新要求，系统梳理了其研究进展及存在的问题，有助于准确把握相关领域发展现状，明确今后努力方向，加速推进国史研究“三大体系”建设，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国史学科知识体系。
当代中国社会建设史研究三题
朱汉国
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地位”。此后，关于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研究日渐成为学者们共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据笔者观察，近20年来，每年都有关于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论著发表。有的学者还出版了以“社会建设”为题的专著，特别是当代中国出版社2019年出版的由李文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1949—2019）》，不仅阐释了社会建设的内涵，更是以社会建设发展为主线构建了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框架。从学术背景来看，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不仅有社会学、政治学学者，也有历史学学者。不同学科的学者基于各自的学术认知，对当代中国社会建设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本文则从历史学的视角，把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置于历史学研究视域下，略陈几点关于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建设史的思考。
如何构建当代中国社会建设史
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建设史，首先要厘清什么是社会建设？目前关于社会建设的阐释，仍有不同的认知。
孙中山1917年发表的《民权初步》，曾被他称为“社会建设”。不过，孙中山所说的社会建设，实际上是基层社会政治生活建设，与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建设差异很大。1935年，社会学家孙本文在《社会学原理》一书中对社会建设曾做过解释：“依社会环境的需要与人民愿望而从事的各种社会事业，谓之社会建设”。孙本文把社会建设与社会事业联系起来，其含义已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受特定的世界政治格局和国内政治环境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中并未把社会建设作为一个独立的单元来部署，学界也很少关注社会建设问题。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强调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到2012年中共十八大，“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并列，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建设目标和任务的提出，激发了学界对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研究和讨论，并形成了以下三种影响较大的观点：
一是民生事业论，强调社会建设要以民生为导向。其中的代表人物是李强。他认为：“社会建设是什么？中国其实有大社会、中社会、小社会。小社会就是过去改革以前的社会事业，即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社会建设的概念是中社会的概念，它比小社会要大一些，相对于政治、经济而言的社会。民生为主的社会，大体上说的是社会管理、社会保障，也就是住房、养老、分配、就业、计生、教育”。
二是社会结构论，力图从优化社会结构的角度来阐释社会建设。对此，陆学艺认为，社会建设就是为适应国家由农业农村的传统社会向工业化城市化的现代社会的转变，适应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积极面对由此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进行的各种有利于改善民生，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促进社会进步的社会行动与过程。社会建设的主要内容包括社会事业建设、社会体制和社会规范、社会管理和社会安全体制、调整社会结构，其目标则是实现社会和谐和社会进步。
三是社会重建论，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基于政府、市场、社会“三元结构”理论，认为社会建设的目标就是重建社会。例如，孙立平认为，社会发展首先必须以社会为基础，社会的建设首先是社会的发育，因此，社会的发育是社会建设和发展当中极为重要的任务。
基于学界对社会建设的不同认知，社会建设的具体内容也有不同的表述。例如，青连斌认为，社会建设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大力发展社会事业，解决经济社会不协调问题；二是加强社会制度、体制和机制建设，解决制度缺失和体制机制不健全问题；三是加强社会结构建设，解决社会结构失衡问题。陆学艺则认为，社会建设涉及九个方面的内容，即社会结构的调整与构建、社会流动机制建设、社会组织建设、社会阶层利益关系协调机制建设、社会事业建设、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社区建设、社会安全体制建设、社会管理机制建设。由此可见，关于社会建设的内容，学界也是各抒己见，莫衷一是。应该说，上述各方面都是社会建设的内容，但进一步分析，则不难发现上述论点大体反映的是社会学界对社会建设的思考。笔者以为，这些阐释都存在一个共同的现象，即把社会建设内容平面化、静态化了。从历史学的视角来看，社会建设应是个系统工程，其建设内容应是立体、系统且不断发展的。当代中国的社会建设是在党和政府主导下开展的。如果要给当代中国社会建设下个定义的话，社会建设就是党和政府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动员全社会力量，保障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确保社会正常运行、和谐发展的方针、举措及其实施过程。
笔者以为，在历史学视域下，当代中国的社会建设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社会建设的顶层设计，主要是指党和政府关于社会建设目标的制定。当代中国的社会运行，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按照预定目标有序建设和发展。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新中国的建设蓝图，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根据国情变化不断更新建设目标和方案。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到后来的“人民公社”建设方案，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的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到改革开放后的“小康社会”建设方案，尤其是中共十八大后，中共中央提出的从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再到21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无不反映着党和政府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以及社会建设目标的锚定。党和政府关于社会建设的顶层设计和建设蓝图的绘制，保证了我国社会建设的有序开展。我们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建设，应首先研究党和政府的社会建设方案与目标。
二是社会建设的基础建设，主要是指以民生建设为核心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与发展。建立并完善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稳定和良性运行的重要保证，也是社会建设的基础内容和重要任务。社会保障体系是个系统工程。新中国成立前，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基本未能有效展开。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推进，日益完善。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报告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要“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就需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当代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内容涉及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基础层面，涉及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等事项。第二个层面是重点层面，涉及养老、医疗、最低生活保障等事项，尤其强调要“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第三个层面是补充层面，主要是指慈善和商业保险。在当代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中，党和政府是主导，担负基础层面和重点层面保障事业的建设重任；社会力量是补充，主要以慈善、商业保险等事项协助党和政府进行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与发展。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保障体系的各个方面都经历了从初步建立到不断完善的过程。
三是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社会有序健康发展。这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建设，一方面是健全与社会利益息息相关的就学制度、就业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另一方面是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通过这两个方面的建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切切实实具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当代中国社会建设史研究的具体进展
自“社会建设”概念明确提出以来，学界在对当代中国社会建设概念、内涵进行理论阐释的同时，也对当代中国社会建设史所关涉的事项进行了具体探讨。梳理近20年来学界关于当代中国社会建设史具体内容的研究，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研究
当代中国的社会建设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展开的，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关系是学界研究的重要议题。其中，在专著方面，康沛竹结合1949年以后发生的重大灾害，研究了中国共产党防灾救灾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论述了历次防灾救灾的实践及成效。赵朝峰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灾荒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的救灾实践。胡映兰以社会建设为主线，系统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建设思想的发展历程，并对其演进规律、经验启示等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在专题论文方面，王冠中侧重研究了中国共产党应对疫病的措施，认为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成功防控了疫病，赢得了民心，为此后应对类似突发性危机事件提供了借鉴。李春耕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如何解决当时存在的失业、灾荒等社会痼疾，认为党和政府的社会工作有效化解了各种社会矛盾，使党和政府一开始就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
（二）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与发展研究
建立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建设的主要内容和重要任务。社会保障体系是个系统工程，其内容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社会保障体系的宏观研究 郑功成等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保障制度的变迁与改革进行了系统总结与评论。宋士云论述了1949—2002年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演变过程，认为农村社会保障存在三种模式：1949—1955年是农村土地保障和国家、社会救助模式，1956—1983年是农村集体保障和国家救助模式，1984—2002年是农村土地保障和国家、社区扶助以及现代社会保障试点三者并存的模式。此外，相关研究还有段庆林、方青、王国军等的学术论文，这些论文聚焦于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变迁，探讨了从“集体保障”到“社会保障”的演变历程。这些研究成果基本上对社会保障体系做了一定的宏观探讨，并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持续深化。
社会保险制度研究 社会保险制度是社会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对此多有研究。例如，尹伯成等通过对社会保险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分析与回顾，阐述了我国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和目标。邓智平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保障制度演变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宏观分析，并建构了一个从路径依赖、政策扩散、国家自主性三维解释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迁的综合理论框架。郑飞北则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劳动保险制度的确立及发展过程进行了系统分析，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劳动保险政策经历了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转变，并从提供生计保障、促进社会公平和提升经济效率等方面对劳动保险制度进行综合评价。
社会救助研究 社会救助是学界论述当代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中成果较多的一个方面。例如，赵朝峰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集体化时期、改革开放以来这四个时间段来研究弱势群体成因和救助对策，并着重考察不同时期社会救助的特点，以期全面总结当代中国社会救助事业的历史经验。有别于赵朝峰的宏观性研究，一些学者更多关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救助或区域性的社会救助。例如，高冬梅探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针对各类弱势群体的情况制定的不同救助方针，认为当时的弱势群体社会救助工作经验对此后的救助工作与社会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李小尉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对乞丐的救济与治理以及对城市贫民的生活救助情况。
疾病防治和医疗保障研究 疾病防治和医疗保障是当代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学界对此有一定的研究。例如，李洪河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疫病流行，着重论述了政府的防治对策及成效。董国强等以麻风病及其防控、救治工作为切入点，分析了国家和社会在制定麻风病防控、救治工作政策与贯彻实施过程中的互动作用及影响，探讨了“麻风病为什么会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等问题。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则结合“赤脚医生”等实例，通过探讨农村合作医疗发展的历史，论述了新中国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建设等问题。
社会福利研究 社会福利也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体现，学界对此做了较多探讨。例如，景天魁等详细地梳理了当代中国社会福利发展历程，认为1949—1956年是其形成时期，1957—1966年是全面建设时期，1967—1976年是停滞时期，改革开放后则最终从国家和企业为主的保障模式转变为以国家和社会为主的现代福利模式。宋士云将中国社会福利制度发展划为三个阶段：1949—1956年是传统福利制度的创建阶段，1957—1983年是传统福利制度的发展阶段，1984年以后则是传统福利制度向新型社会福利制度的转型阶段。此外，学界还对社会福利进行了分时段的研究，如李小尉探讨了“大跃进”时期的社会福利事业，成海军考察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社会福利制度变革。
（三）民众的收入分配与就业研究
收入分配与就业直接关系民众的日常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经济制度的变化，收入分配与就业制度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近年来，学界对这些制度的产生及运行过程有较多探讨。
收入分配研究 学界对收入分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集体化时期农民收入分配等方面。例如，卢晖临从农村房屋分配入手，分析了集体化经历与农民平均主义心态形成的关系。郑卫东从不同时段、不同家庭人口结构具体分析了集体化时期财富的分配模式及其对家庭生育的影响。孟庆延从“伦理”而非单纯“利益”的角度来理解“倒欠户”现象。徐卫国等则根据河北保定一个生产队的实物账及其他调查资料，研究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户劳动报酬实物化的问题，揭示了实物化与抑制农户消费行为以及助长农户超计划分粮的复杂关系。
就业研究 学界对就业的研究多围绕就业制度展开，其中侧重探讨了20世纪50—80年代的子女顶替就业现象。例如，王爱云较早开始研究子女顶替就业问题，她认为子女顶替就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比较复杂的变化，这种制度对促进就业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从根本上说并不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有效办法。田毅鹏等指出，子女顶替就业最初主要是出于对因工死亡、致残或年老体衰职工的社会保障而颁布的一种补偿性和照顾性的福利政策，70年代末，为解决“文化大革命”时期积累的就业重压，子女顶替政策被逐步大幅度放宽。蔡伏虹认为，子女顶替就业这种以家庭为基本单元的就业组织形式是集体化时期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会以不同形态出现，劳动关系也因此会呈现出不同结构。
（四）社会治理体系研究
社会治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是保证社会协调运转的重要方式，也是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中国社会治理体系的建设经历了由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演进过程。中共十八大之前，学界论及社会治理体系的文章，大多是着眼于“社会管理”层面。例如，莫岳云探讨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州城市管理的历史过程，分析了这一时期包括以“单位制”为主“街居制”为辅的城市基层的管理体制的建立和职能作用。高中伟考察了1949—1957年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建立与运转过程，认为此时城市基层政权组织完成了从军事管制到区街建政的转变，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组织实现了从保甲制到居民委员会的过渡。张浩则探讨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的城市改造及基层社会管理体系建立完善的过程。
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社会治理”随即成为热词，同时也成为学界的一个热门议题。此后的每年都有关于社会治理的论著发表，一些在读的研究生也以社会治理为题撰写自己的学位论文。例如，刘彦以组织化、去组织化和再组织化为分析框架，将新中国70年基层社会治理的演进历程分为基层社会治理组织化、基层社会治理去组织化和基层社会治理再组织化三个发展阶段，总结并反思了不同时期基层社会治理路径的成效与局限。
当代中国社会建设史的研究者主要来自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和历史学领域。不难发现，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在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具体内容上，表现了不同的理论依据和分析路径。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领域的学者大多注重于社会建设现状的宏观分析和对未来发展的规划，历史学领域的学者则多注重于对社会建设过程史实的考察和对当下社会建设的启迪。应该说，正是在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当代中国社会建设史研究得以持续不断推进，取得显著成绩。
如何深化当代中国建设史研究
无须讳言，当代中国社会建设史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作为当代中国史研究中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仍有许多亟待进一步开拓和深化的空间。
（一）要注重社会建设的“历时态”考察
当代中国的社会建设是个动态的过程，我们要全面地了解和认识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发展，就必须把社会学等学科的静态分析与历史学的动态研究结合起来。事实上，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社会建设各个方面的发展都经历着一个不断完善和健全的过程。
例如，当代中国的劳动就业制度从建立到完善就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伊始，党和政府就高度关注人民群众的劳动就业问题，针对当时城镇失业状况制定了相应的失业救济和多种形式的安置就业政策。此后，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为了保证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的有序发展，制定了“统包统分”的就业政策。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党和政府及时调整了就业政策：一方面，改变了大中专毕业生的“统一分配”，走向就业的“双向选择”；另一方面，打破就业的“铁饭碗”，实行市场化就业政策。
又如，当代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20世纪50—8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开始实行“按劳分配”的收入分配制度。二是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我国开始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与此相适应，我国开始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相结合的收入分配制度。
此外，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其他方面也是如此，如社会救助制度，经历了由社会救济到社会救助的过程；社会治理体系经历了由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过程。因此，我们只有对社会建设诸方面的演进变化加以深入的考察，尤其注重从“历时态”的角度展开分析，才能更加全面系统地反映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全貌。
（二）要注重社会建设的实证研究
实证研究是历史学的基本学科属性特征。所谓实证研究，就是拿史料说话。因此，历史学视域下的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研究，既要重视史料的收集与整理，同时更要依据史料论证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发展实态。前述诸多研究成果便是实证研究的重要代表，但总体而言，学界关于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论著，还是宏观议论多于实证研究。因此，在今后的相关研究中，我们一定要进一步加强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尤其是社会建设的各项事业与民生息息相关，史料收集的途径，不仅要面向档案馆、图书馆，更要深入城乡基层，征集民间相关材料。与此同时，还要依据材料做扎扎实实的实证研究，使我们的研究真正做到持之有据，言之有理。
（三）要有“整体”意识，同时避免社会建设研究中的同质化现象
从已发表的有关社会建设研究成果来看，多以某一地或某一项政策为个案研究。中国之大，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城市到乡村，人文环境和自然条件差异甚大，同样一项有关社会建设的国家政策或措施在各地实施过程中也会出现较大差异。因此，我们选择某一地区做个案研究，可以依据相对集中的材料对当地的社会建设可做充分阐述。事实上，社会建设的个案研究往往容易出现两种现象：一是缺乏“整体”意识，即局限于地方材料，就地方谈地方，忽视与中央的联系，忽视与整个国家社会建设的关照；二是忽视地方特色，忽视地区间的差异，出现研究成果的同质化现象。因此，深化当代中国社会建设史研究，一定要把控好微观与宏观、个案与整体的关系，既要有个案的微观研究，又要置个案于整体之中，全面反映当代中国社会建设史的面相。
（四）要有大局观念，要把社会建设置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去考察
如前所述，当代中国的社会建设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在这个系统性建设工程中，不仅社会建设诸方面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而且它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也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因此，我们在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建设时，应考虑社会建设与其他建设尤其与政治建设的关系。事实上，当代中国的社会建设在演进过程中一直深受政治建设的影响。政治建设主导着社会建设。如何估量政治建设对社会建设的影响？如何看待社会建设与政治建设的辩证关系？这是富于挑战性的理论问题，也是当代中国社会建设须正确认识的问题。同样，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也存在类似辩证关系，这种关系显然不是简单的“一加一等于二”，而是一种有机的化学反应，但其过程如何、特点如何，仍需学界做进一步探讨。
（五）要有国际视野，要加强与国外社会建设相关事项的比较研究，同时加强与海外学界的交流与合作
经过70多年砥砺奋进，当代中国的社会建设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成就不仅惠及14亿多的中国人民，对世界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因此，当代中国社会建设史研究也要具有国际视野，要加强与国外的比较研究、合作研究。当代中国的社会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得益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益于全国人民团结奋进、不懈奋斗。当代中国在推进社会建设中“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对口援助”等举措无不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在西方发达国家，虽然没有我们的制度优势，但是他们在一些与民生相关的医疗、养老、住房等社会福利事项上也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与此同时，随着新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显著成就，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海外学者对当代中国的研究热情日益高涨，其中的研究成果就涉及对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关注。如澳大利亚学者辛蒙的《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改革》一书，论述了我国改革开放前后农村劳动力市场变化和城市的就业状况。此外，在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中，也能经常见到论述当代中国医疗保险、就业、收入等的论文。因此，为深化当代中国社会建设史研究，客观地与国外在相关社会建设事项上进行比较研究，同时加强与海外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综上所述，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研究作为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目前取得的成绩是广大学界同仁共同努力的结果。期待在未来的研究中，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能进一步加强合作交流，取长补短，共同推进对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研究，也期待更多的历史学者能参与对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研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社会建设贡献史学智慧。
［作者简介］朱汉国，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本文为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建设的成就与历史经验研究”（20LLZZA005D）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4年第4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