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系统总结成功经验，科学编修国史，有利于更好从历史中汲取营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做好国史研究，至少需要处理好对以下几个理论问题的认识：一是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终结和新中国的成立，二是关于计划经济和“闭关锁国”，三是关于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四是关于改革开放前各种思想批判运动和百家争鸣，五是关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六是关于现代化与阶级斗争。总起来讲，国史研究中的理论问题，就是如何运用唯物史观的问题以及如何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来指导研究的问题，这是国史研究的指导思想，是国史研究理论中的根和魂。努力体现这些指导思想，国史“三大体系”就会陆续建立起来，国史研究就一定能繁荣发展。

　　［关键词］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国史研究；国史理论；“三大体系”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多卷本研究编纂是当代中国研究所创新工程重大项目，是一个很重要的学术文化工程。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下简称国史）没有专门研究，对国史研究中的理论问题也未曾深入思考。新中国成立时，我刚满10周岁。毕竟，我经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70多年历史的全过程，对国史有着切身感受。我一辈子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工作，一直在思考中国近代史的“三大体系”建设问题。中国近代史是国史的昨天，新中国是从近代中国走出来的，所以我在思考中国近代史学术理论问题的时候，不免会想到国史的学术理论问题。而且，史学领域的理论问题有相通的地方，如唯物史观是史学研究特别是中国近代史和国史研究的根本指导思想，这一点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不需要多加讨论。但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也有其自身的若干理论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在认识上存在分歧，就会影响其研究水平和研究结果。因此，我想把我脑海中萦留的一些有关国史的思考，不揣冒昧，向各位专家学者请教。

　　一、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终结和新中国成立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终结和工作重点的转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源头，也是国史研究的源头。讲清楚这个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即创建井冈山、赣南闽西等革命根据地的阶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根据地的初创阶段，也是革命根据地理论的初步形成阶段。第二个阶段，即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阶段。这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理论和实践成熟的阶段。第三个阶段，即解放战争时期建立的各解放区，包括1948年华北人民政府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理论和实践收获的阶段，也是它的终结阶段。把党的革命根据地理论和实践的形成及其终结做这样的概括，可能是我第一次提出来的。

　　第三个阶段时间很短，不过三四年，但取得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全国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共中央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极为重要。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在报告中提出两个“战略重心转移”的新论断：“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

　　毛泽东的报告为新中国的成立提出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的纲领，擘画了新中国的蓝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实际上是按照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指明的方向来进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两个“战略重心转移”新论断，是我们开展国史研究必须高度重视的一个理论问题。

　　两个“战略重心转移”表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之后就不能再实行革命根据地的政策了，其工作方法已经完结，所以我说这是革命根据地理论和实践的终结阶段。革命根据地的理论和实践，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新探索，是改变共产国际的城市中心思路，是在革命时期反对国民党统治所必须采取的理论和实践。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开始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新目标而奋斗。这就要求铲除残留的根据地“山头”思想，要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进行国家建设。这是研究国史要非常关注的一点。

　　早在1944年8月，毛泽东就给博古写过一封信，讨论“走出家庭”问题：“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

　　由上可见，毛泽东认为，出路不是在农村，将来是要进城的；进城是干什么？进城是要干工业化、机械化，要有机器。所谓“获得机器”，就是指国家要进行机械化、工业化，也就是通过工业化、机械化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封信的理论意义值得高度重视。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也指出：“从中国境内肃清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这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者的集中表现），还没有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只有待经济上获得了广大的发展，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才算最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可见，随着中心工作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也随之转移。前述毛泽东给博古的信中已经讲得很清楚，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对此更是作了系统阐述。这个思想实际上是毛泽东关于建设新中国的构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之一。中国共产党领导夺取国家政权以后，要实现工业化，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这个思路是很清晰的，是明白无误的。

　　总之，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所提出的两个“战略重心转移”，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是我们研究国史需要非常明确的一个思想。

　　二、关于计划经济和“闭关锁国”

　　新中国成立初期实行计划经济，有学者已写过长篇专门文章，我同意其意见。这里想补充一点我的看法。

　　1848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在英国伦敦首次公开出版。几乎同时，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专门提出25个问题，以对话形式阐明其对共产主义的认识。恩格斯的这些认识，理论界过去似乎存在片面理解情况。我们过去把《共产党宣言》概括成一句话，就是“消灭私有制”，似乎革命成功就要消灭私有制。恩格斯在这篇关于共产主义的谈话中，回答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废除时指出：“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很可能就要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现今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消灭私有制是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这个观点恩格斯讲得很清楚。这对于从理论上认识在生产力很不发达基础上建立的新中国，理解我们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取得的经验教训尤其重要，是理解我们采取“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的理论根据。

　　恩格斯还有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要进行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社会生产。对此，他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明确提出过：“由于社会将按照根据实有资源和整个社会需要而制定的计划来管理这一切”，“由整个社会共同地和有计划地来经营的工业”，“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

　　苏联实行计划经济政策，可能就是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直接过来的。新中国成立以后，走社会主义道路，从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正式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这正是效仿苏联的办法。所不同的是，中国是在国有经济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并存的情况下实现计划经济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计划经济对当时打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了很重要的调节作用，所以我们不能全面否认计划经济的历史作用。只是我们要注意到，恩格斯所讲的计划经济是在社会经济已经高度发展的时候展开的。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总结苏联和我们自己的经验，把指令性计划改为指导性计划，这种对经济发展的指导性计划是针对全社会的，不仅规范国有经济的发展，也规范民营经济的发展。对计划经济的这种理解和发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

　　与计划经济多少有些关联的是关于对“闭关锁国”的认识和分析。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过我们受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包括“对外关系中的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等。邓小平这个提法，是针对当时我国的一些社会客观现实来说的，有强烈的针对意义和现实意义。我们今天研究国史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历史，似不能简单地讲“闭关锁国”。我觉得，对于新中国成立以后所谓“闭关锁国”问题，要做全面的历史的分析。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讲得很清楚：“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但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开启了冷战，资本主义世界发起反共高潮。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进行了全面的经济封锁和禁运，使得中国失去了同大量西方国家做生意的现实条件。即便如此，也不能说我们这时候就是“闭关锁国”。实际上我们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开放的。这个开放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多个层面。同时，我国对部分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开放的，且还在积极努力打开对外工作局面。

　　正如毛泽东1955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开幕词中所提到的：“也要发展同资本主义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合作”。1956年2月，毛泽东听取重工业部汇报，当周恩来讲到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习技术时，毛泽东赞成说：“不论美国、法国、瑞士、挪威等等，只要他们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派去”。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谈到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时指出：“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即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也从西方大规模引进过技术设备。

　　对外开放，包括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贯思想。但当时的客观条件是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要对我国进行封锁。所以这个“闭关锁国”看起来是客观现实，但这个现实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给我们设置的，不是我们主动采取的政策，我们是被动的，我们是被“锁国”的。所以，对于“闭关锁国”，我们要分析它的成因，即主要是来自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封锁。“闭关锁国”是不能实现工业化的，是不能实现现代化的。一些西方国家封锁中国，是反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堵塞中国通向现代化的道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想办法打破这个封锁，走向世界，今天还在向全世界进一步开放，成绩是巨大的。

　　三、关于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

　　建立新中国，开展大规模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很明确了的思想。新中国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基本结束后，就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着手推进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在此过程中，156项重点工程初步奠定了新中国的工业基础。总体来讲，156项重点工程是一个投资庞大的建设工程，也是一个工程技术人员和建设工程管理人员的养成学校，建设规模实际上超过了晚清洋务运动以来包括民国时期以国家政府的形式投资经济建设的投资量，初步打造了新中国的工业化基础。

　　1956年，通过对我国工业发展的实际调查，毛泽东完成了重要理论文章《论十大关系》，总结出不同于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提出了农轻重的经济发展战略，即重工业的发展还是重点，但是要加大农业、轻工业的投资。重工业投资大，收效慢，农业、轻工业较易积累，能够支持重工业发展。粮食产量增加，对支持工业发展起到关键作用。苏联粮食生产长期达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是一个严重教训。我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让大量城市居民还乡，也与受到农业发展制约、受到粮食生产不够满足工业发展的制约有直接关系。可见，农轻重的发展战略对指导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农业合作化是毛泽东非常重视的问题之一。毛泽东在组织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写了很多按语，他用了很大的精力来关注农业合作化。我认为，毛泽东关注农业合作化既是关注农业、农村、农民本身，更是从战略上关注、支持工业化发展。搞农业合作化，把个体劳动变成集体劳动，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能够给工业化提供劳动力、资金及原料等，最终目的是推进工业化。这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早取得的一条重要经验。

　　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一个普遍做法是消灭农村，包括用圈地运动等残酷手段把农民赶出农村，使农业劳动力转化为工业劳动力。我们看英国、法国等国家的工业化，都有这么一个过程，用十分残酷的办法剥夺农民耕种土地的权利，把农民赶到城市。一方面提供了城市的工业劳动力，另一方面则提供了工业发展需要的土地。马克思对这些都有很深刻的论述。我们的工业化不能走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的老路，采取剥夺农村、强迫农民走出农村的办法。所以，我们采取了农业集体化的办法，为工业化提供劳动力、原材料，积累资金。以农业合作化支持工业化，也是在避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犯过的错误。显然，中国工业化道路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许多研究者似乎不曾注意，农业合作化给中国带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变化，就是土地制度的改变。我国原来的土地所有制，在商周时期实际上是国有制，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实行奴隶劳动。后来进入封建社会，秦始皇“令黔首自实田”，逐渐演变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实行了几千年。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对于支持我国封建社会是起了作用的，却不利于我国的工业化和国家现代化。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搞土地改革，就是要把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改变成农民土地所有制，把地主也改造成依靠农业劳动生产维持生活的农业劳动者。然而，无论是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还是农民个体土地所有制，实际上都还是土地私有制，私有本质没有改变。实现高级农业合作社后，农民个体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集体土地所有制，这是几千年来我国土地制度的一个重大改变。农民集体土地所有制，就具有了半社会主义的性质。这个改变，对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是极为巨大的。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讲中国式现代化，我认为必须要注意到这一点。

　　建立高级农业合作社后，我们又搞了人民公社化运动，政社合一。政社合一并未改变而是强化了土地的集体所有制。1983年以后，我们实行政社分开，取消了人民公社，唯一没有解体的就是土地集体所有制。直到今天，我们国家的土地、河流、山脉等都是国家所有，农村土地是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这个性质到今天没改变。今天我国农村土地“三权分立”（即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立），是适应中国特色农业发展需要确定的，基础还是土地集体所有制。这个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巨大的物质基础和发展空间，为我国工业化道路铺平了坦途。

　　我们现在的城市建设规模，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如果没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我们不可能建设这样多的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城市化扩张速度、范围。不仅仅是大城市，中小城镇的变化也是巨大的。从城镇化到新型城镇化，数亿农民转入城镇，没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不可能办到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在一定意义上其实是土地国有，这成为改革开放后我国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一个重要的物质前提。

　　所以，我认为，我们要很好地认识土地改革后农业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所带来的土地制度的重大变革。这个土地制度的重大变革是中国历史上两千多年以来所没有过的，成为我们今天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巨大物质基础，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得以形成的物质载体。农业合作化，不是着眼于把农村和农民固定在土地上，而是具有推进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的战略眼光。工业化、现代化的结果，使我国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国家，数亿农民成为城市居民，成为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最终有利于全国农民的生活改善。我们应该这样来看待土地改革及农业合作化所带来的后果。

　　四、关于改革开放前各种思想批判运动与百家争鸣

　　1953年，毛泽东提出历史研究工作的方针是“百家争鸣”。1956年4月，毛泽东正式提出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繁荣和发展我国文化、科学事业的一项基本方针。20世纪50—60年代，历史学界百家争鸣开展得很好。过去常讲历史学界的“五朵金花”问题，主要是指中国古代史研究，包括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其实，在中国近代史学界，学术争鸣也是很多的，比如，关于近代史分期问题、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近代中国发展基本线索问题、近代中国的革命和改革问题，等等。哲学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争鸣也很热烈。

　　这些争鸣有力推动了包括历史学在内的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繁荣发展，大大推动了我国学术的进步。这种学术进步是清末以来包括民国时期不可比拟的。这些争鸣，不能简单地看做一般性的学术讨论，实际上是给整个知识界、学术界提供了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舞台。所有参加争鸣的学者，不论持什么观点，都是在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他们说了什么，我们怎么样认识这些问题。所以，当年学术界、文化界百家争鸣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是一个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是一个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过程。我们编纂国史，纂修新中国意识形态发展史，要看出这一面来。

　　当然，我们还有很多思想政治批判运动，如胡适批判、《武训传》批判等，我认为也可以从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角度去看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术界有了很大进步，但有些研究走得有点偏，比如胡适研究。胡适在“五四”时期起到了先锋的作用，这是大家都肯定的。但是从他与李大钊“问题与主义”之争开始，他成为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这也是很清楚的。“五四”之后，胡适名义上是个学者，写了很多学术著作，但他后来走到国民党政权的一方，成为驻美大使，蒋介石一度想推荐他竞选副总统。所以1949年胡适被列入战犯名单。我觉得，我们研究胡适，不能只注意胡适的学术事业。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胡适批判，对当时的人们了解国民党统治下的文化政策有帮助，也有利于传播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唯物史观基本观点。当然，现在回头来看，20世纪50年代胡适批判中有些说法、措辞有过头的地方，值得我们进一步总结。

　　五、关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

　　2024年8月，我参加了全国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邓小平的著作，我过去都读过，但主要是从政治学习的角度去读，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学习是很不够的。为了参加此次学术研讨会，我又下功夫把邓小平所有的论著看了一遍。我还看了一些邓小平研究相关的重要文章，以了解学界的一些基本的思想倾向。为了与苏联相比较，我还特别把《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中十月革命以后的文献也仔细看了一遍。坦率地说，改革开放以后中共中央的某些政策，我当时并不是很理解，一度认为搞市场经济有可能形成资本主义。西方一些宣传常常讲中国的改革开放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次研究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对我本人来说也是一个思想清理的过程。

　　通过这次研究邓小平，我把邓小平有关改革开放的一系列论述、政策主张概括为“改革开放论”，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角度展开论述的。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1918年就开始考虑苏俄的经济建设问题，提出要学习资本主义。我们以前学“联共党史”，一个印象是十月革命后搞“战时共产主义”，之后才是新经济政策。这次读列宁的文献，发现实际上列宁在1918—1919年就多次提出要善于学习资本主义经营的一些办法，要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列宁提出了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的理论，“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性”。1918年4月，依据这个理论和当时国内形势，列宁提出了“暂停”向资本进攻、在苏维埃政权下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设想，提出了向资产阶级学习、与资产阶级合作社达成协议的想法。由于14个资本主义国家联合干涉苏俄内政以及国内战争，这项政策未及实施，就被“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代替了。所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为了保证前线作战和最基本的工业生产需要，对全体农民实行强制性的余粮征集制，不是“暂停”向资本进攻，而是加强了进攻。

　　1921年苏俄国内战争结束，14国武装干涉失败，苏维埃政权站住了，但是经济极为困难。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实际上是把他在1918—1919年已经提出的一些思想进一步具体化。第一，用实物税（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这样农民除了按规定交纳粮食税，余粮可用于市场交易，可容许自由贸易，按列宁的说法，“流转自由和贸易自由，这就是指各个小业主之间进行商品交换”，“必须让各地的农业和各地的工业在当地范围内有一定的流转自由”，这就是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促进市场流通，发展工农业生产。第二，实行租让制，“苏维埃政权同资本家订立合同”，“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把自己的工厂、原料、矿山等生产资料交给资本家，资本家则以订约人或租借者的身份，利用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从事生产，以其资本赚取利润，并把一部分产品交给社会主义国家”，“租让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苏维埃政权获得的利益，就是发展生产力，就是立刻或在最短期间增加产品数量”。第三，列宁认为，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我们应当大胆承认，在这方面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而且应当向资本家学习”；“不要害怕让共产党员去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多花点‘学费’并不可惜：为了学习要不惜破费，只要能学到东西就行”。列宁认为：“只要无产阶级牢牢掌握着政权，牢牢掌握着运输业和大工业，无产阶级政权在这方面就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同时，列宁也指出：“无产阶级国家在不改变其本质的情况下，可以容许贸易自由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只是在一定限度内，而且要以国家调节（监察、监督、规定形式和规章等等）私营商业和私人资本主义为条件。”新经济政策改变了苏俄的经济状况。列宁的这些思想，我觉得很接近于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的思想。

　　我这次也看了斯大林十月革命以后写的一些文章。我认为，斯大林没有按照列宁的主张来做。按照斯大林在1936年主持制定“斯大林宪法”时候的总结，1921—1924年是新经济政策的第一个时期，1925—1936年是新经济政策的第二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资本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活跃的时期，第二个时期是“新经济政策终结的时期，资本主义在国民经济所有部门中完全消灭的时期”。显然，斯大林用他主持新经济政策的“终结期”否定了列宁主持新经济政策的“活跃期”。所以，1936年斯大林宣布建成社会主义，苏联国内全部都是国有经济。

　　列宁面对的情况，是在俄国资本主义不是很发达的基础上展开革命和建设。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应该是在欧美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首先产生的，比如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这四个国家。这些国家在当时是资本主义发展最先进的。因为它们的资本主义生产力最发达，无产阶级最集中、最强大，所以社会主义革命应该是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这些国家共同发生。列宁则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新的特征，改变了这个认识。他提出“帝国主义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帝国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突破，以此来推进俄国革命。但十月革命成功以后，俄国社会主义建设马上就面临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发展不够的现实状况，其经济发展不如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所以列宁提出，无产阶级政权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光靠俄国不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是不够的，还要利用资本主义的一些办法。

　　如前文所述，类似的思想，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等论述中就有了，在之后如组织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也有体现。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在1979年提出市场经济的时候，党内几乎没有人接受，到南方谈话集中谈论市场经济之后才比较广泛为人所接受。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事实上，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角度看，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进步。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形成一系列的经营手段、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手段，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财富。比起当年的俄国，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更是薄弱。所以在我们社会主义建设过程当中，要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就是要借用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一系列技术手段。资本主义发展的技术手段和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是两回事。换言之，我们批判资本主义是批判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但要接受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一些技术手段。

　　同时，我也认识到，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成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是不妥的。关键在哪里？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规定，关键就在于领导中国建立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中国共产党。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是在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之下，是在为全体人民谋利益之下来发展的。在生产力不够发达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允许或者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这也是中共十六大以后提出“两个毫不动摇”的一个基本的现实和理论根据。

　　六、关于现代化与阶级斗争

　　过去讲中国近代史，有所谓的“现代化史观”。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有人主张用现代化范式来概括中国近代史的一些基本范畴。我认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问题还是一个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问题，在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这个大前提下，如果过于强调当初所谓的工业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为中国近代史的主线，都是不合适的。我们过去讲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对不对？也对。但在面对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问题上，工业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还是要放到次要地位。只有工业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没有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工业救国等就是空的。只有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工业救国等才能落到实处。所以研究中国近代史，我认为首先要突出反帝反封建，要突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现代化应该放到次要地位。写中国近代史的时候，“现代化史观”不能作为统率性质的史观，只能作为一个辅助的研究方法。

　　我认为，统率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方法是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过去有人概括，中国近代史研究包括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等。实际上，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提出革命史范式这个概念，主要是对范文澜等人学术思想的一个批判。

　　我以前也用过革命史范式等说法，后来我提出，我们研究历史最主要是用唯物史观来作为指导。唯物史观是我们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所谓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都只是一种方法，不能取代唯物史观的指导思想地位。

　　很多人把洋务运动说成是中国现代化开端，这种说法我也不赞成。章开沅等人过去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早期现代化”。这个概念，我大体上认可。我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进行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才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才是中国现代化真正的开端。在1949年以前，中国顶多只有早期现代化。从洋务运动一直到民国时期，我们国家始终没有，也不可能把经济建设作为主要的任务提出来。这个历史任务不存在。限于国家统一、民族解放这些最底线的、最重大的历史任务，无论是民间还是政府，都不可能把经济建设、现代化建设放在首要地位。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取得了反帝反封建胜利，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情况才发生改变。所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新纪元，也可以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纪元。

　　中国式现代化是从新中国成立才开始的。照道理讲，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就应该把现代化放在第一位，把阶级斗争放在第二位。这是现代化与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在新中国成立以前，阶级斗争应该放在第一位，现代化应该放在第二位。所谓“阶级斗争”，具体体现就是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就是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新中国成立以后，出于政权巩固、政权建设的需要，头几年强调阶级斗争是必要的，是可以理解的。实际上，从1953年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党和政府就把经济建设、工业化建设作为中心任务来考虑。后来之所以有“大跃进”等，实际上都体现出我们以现代化建设、经济建设为第一要务的思想。从这个角度看，我个人认为，对“大跃进”等也不能完全否定。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及随后进入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让我当时感受到了全社会有一种极为向上的精神力量，在当时物质基础很贫乏的状况下，全民真正是勒紧腰带为国家建设而献身。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更是极为震撼人心。事实上，我们很多成就都是那个时候奠基的。所以这个时期不能简单否定。“大跃进”时期，我们的确有失误，主要是用计划经济搞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不足，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认识不足。我认为，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开展，很大程度上源于全民的精神动力，源于近代中国的苦难作为我们奋斗的动力。

　　中国人因为近代以来受到压迫，尤其是受帝国主义的压迫，造成被侵略、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使得我们全体人民有一个共同的强烈愿望，即早点摆脱过去那些苦难的日子。我们当时希望通过人民公社化运动马上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脱离了当时的历史条件，但同时也反映了我们由于过去贫穷落后而产生的一种要不懈奋斗以改变落后局面的共同想法。新中国一直走在社会主义大道上，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分开是不妥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

　　怎样理解唯物史观中的阶级斗争理论，是我们研究新中国史应该要思考的重要问题之一。马克思恩格斯讲阶级斗争，毛泽东也讲阶级斗争。《共产党宣言》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恩格斯后来补充：“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在阶级社会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在历史上，存在阶级斗争都是不成问题的，但在社会实践中如何运用应该是有讲究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都讲阶级斗争，都是在无产阶级、人民群众处在一种被剥削、被压迫、被统治的地位，因而要革命的情况下提出来的思想。当无产阶级、人民群众从被统治者成为统治者，成为历史发展的主人、国家主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要继续强调阶级斗争？这是一个在理论上需要思考、在实践中需要总结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生人民政权巩固以后，应该要全心全意推动经济建设。推动经济建设目的就是极大地提高物质生产力，就是为了使得社会主义的物质生产力尽早超过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力，使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极大丰富，超过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这样，才能说社会主义战胜了资本主义。所以，怎样处理阶级斗争就是一个需要思考的基本问题。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五个突出特性，其中有一个就是和平性。中国要和谐，世界要和谐，这是一个理想，其实现实并不是很和谐，世界尤其不和谐。我们究竟怎么看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阶级斗争理论的关系？值得我们思考。

　　我认为，当无产阶级、人民群众处在被统治地位，要去夺取政权、推翻旧的国家机器的时候，应该强调阶级斗争，强调把阶级斗争的理论运用到社会生活中。当无产阶级、人民群众成为国家的主人以后，阶级斗争在现实生活中就要适当地控制，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就要停止，国内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用意识形态的办法去处理，不要轻易采用阶级斗争的手段。

　　总起来讲，国史研究中的理论问题，是如何运用唯物史观的问题，是如何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即如何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指导研究的问题，这是国史研究的指导思想，是国史研究理论中的根和魂。努力体现这些指导思想，国史“三大体系”就会陆续建立起来，就不会走偏方向。上面所谈的所谓“理论问题”，是国史研究中的几个具体问题，把握好了，对于国史“三大体系”建设也是有意义的。不过，我是否把握好了，是否符合总的指导思想，是否符合唯物史观，还要请各位专家拨正。

　　［作者简介］张海鹏，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5年第1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