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是年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国家举行了诸多重大的庆祝活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第78周年的前一天，6月30日上午，北京的天气格外晴朗，人民大会堂里正在举行《当代中国》丛书暨电子版完成总结大会，许多时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对该丛书给予了高度评价：“它是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条战线的力量来完成的鸿篇巨制，是集体合作的成果。它从一个层面，也反映出了我国历史研究工作和文化出版事业的发展水平。”该丛书是我国第一部全面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的大型丛书，约有10万多人参加编撰，共计150卷、1亿字、3万幅图片。由此可见，无论是在当代中国出版史上，还是在其他方面，该丛书都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也正因此，该丛书获得了极高的荣誉，获得了第四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其电子版获首届国家电子出版物奖荣誉奖。对于这样一套极具重要意义的丛书，学界已有部分梳理，如1999年丛书出版电子版后《当代中国史研究》刊发过一组文章，亦有少数有关新中国史的论著对此有所提及，但这些论述要么围绕当时出版的概况和意义，要么对其中的某一方面进行相应梳理，尚难称得上是系统研究。这显然与丛书在当代中国出版史乃至党史、新中国史的编研工作等方面的重要性不相匹配。

　　2022年12月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以下简称国史学会）成立3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发去贺信，高度肯定了该学会为推动新中国史研究、宣传和教育事业发展作出的积极贡献。国史学会正是在《当代中国》丛书编撰出版的过程中成立的。可见，研究该丛书有利于进一步细化新中国史研究的学术发展脉络，激励人们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对此，本文结合当时的文件、内部资料、报刊等资料，对丛书的编撰、出版及其深远意义等进行系统探讨，以期丰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

　　《当代中国》丛书总序指出，编撰丛书的主要目的是“把我国走过的道路和取得的经验，介绍给全国各族人民，介绍给世界人民”，“我国人民必能从中吸取到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可贵教益，国外一切关心中国的人也能够由此增进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了解”。而这一目的也与当时的时代背景紧密相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科学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为改革开放提供学术支撑、智力支持的要求日益强烈。1982年5月，胡乔木在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上倡议：“对建国以来各条战线的历史经验做出有科学价值的总结，编写若干专著”；“这不仅是为中国现代史的研究积累资料，而且可以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用以指导我们的工作”。为落实这一重要倡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其下属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提出方案，准备编写出版一套多卷本的、定名为《当代中国》的大型丛书。中共中央宣传部（以下简称中宣部）部务会议讨论胡乔木的指示后决定积极贯彻执行，并立即着手组织有关部门编写并出版《当代中国》丛书。

　　1982年11月9日，中宣部在《关于编写出版〈当代中国〉丛书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建议国务院各部委将丛书各卷的编写工作正式纳入工作计划，由党组负责领导，并尽快确定参加编书的人选（首先是主编），组成得力的写作班子。在组织写作班子时，要首先考虑邀请曾经长期担任部、委领导工作而现已退出第一线但能胜任这项工作的老同志，或现任部、委领导同志为主编，配备好一定数量的本行业的专家参加。与此同时，报告还提出了由邓力群、马洪、武衡任丛书主编，由于光远、王惠德、朱穆之等人任编委，由杜敬、丁伟志、王焕宇等为编辑部成员。中宣部一方面要求各部委加快组织写作班子，并提出了如何选配人员的方法，另一方面又对组建整套丛书的领导机构、编辑部提出了具体人选，这些人选显然是经过精心筹划后的决定，从而也为其他分卷开展相关工作做了很好的示范。此后，中宣部督促各卷尽快组建领导机构（包括写作班子）。1983年9月22日，中宣部致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要求各卷尽快确定主编和组织起得力的写作班子，并要求在主编确定后将名单及时报给《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丛书编辑部将陆续派人到各省、市、自治区了解情况，商讨有关编写工作的具体事宜。

　　随着《当代中国》丛书编委会以及编辑部的组建，二者日渐承担起丛书编撰的领导工作，同时也要求各卷加强组织领导，以推进编撰工作的开展。值得一提的是，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当代中国研究所于1990年8月开始筹建，随即正式成立。该所一方面继续完成《当代中国》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另一方面则着手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系统研究和编纂工作。同年12月，当代中国研究所在西安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纂工作研讨会，会议提出“抓紧把《当代中国》丛书编好、出齐”。也就是说，随着当代中国研究所的成立，虽然丛书编委会和编辑部无太大变化，但其领导机构基本转移至该所，直至整个出版任务完成。例如，在《当代中国研究所1991年工作计划》中就明确提出“继续编辑出版《当代中国》丛书”。

　　一方面是整个丛书的领导机构，包括编委会和编辑部，更包括后来成立的当代中国研究所，另一方面则是各分卷渐次组建的编委会和编辑部，对各卷编撰工作负起了直接责任。截至1986年11月，整套丛书已确定选题180个，其中160多卷指定了主编，建立了编委会、编辑部，进行了编写工作。另据《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对40个单位进行调查发现，他们的编委人数在18—45人之间。显然，如此庞大的编委群体为丛书的编撰提供了有力保证。这些组织领导机构阵容强大，对编撰工作起到了切实的领导与促进作用。例如，纺织工业卷主编钱之光长期主持纺织工业，书稿最后一次统稿时他正患病住院，不能看稿子，就叫人念给他听；电子工业卷主编刘寅身患癌症还多次主持会议，部署编写工作，讲述我国电子工业发展的历史，并走访了不少省市的工厂，组织编写班子，指导收集材料和具体写作，直至去世。总之，丛书组织领导机构的组建，从源头上保证了丛书的编撰，有利于各项工作的顺利推进。

　　不过，对于如何编撰《当代中国》丛书，当时并没有可资借鉴的经验。正如1986年11月丁伟志在《关于〈当代中国〉丛书编写出版工作的报告》中所指出的：“中国的历史上，外国的历史上，确实没有像我们这样分地区、分系统、分部门地全面写历史书的前例。大百科全书，是辞书性质的，这种体例出自外国。我国的类书，也不是《当代中国》丛书这样的性质。”因此，编撰好这套丛书，也有一个循序渐进、不断完善的过程。对此，丛书的各级编委会和编辑部都做了大量工作，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召开各类会议，不断沟通协调如何改进编辑工作。以地方卷为例，在1986年6月《当代中国》丛书编委会在烟台召开地方卷编写工作座谈会之前，丛书编委会已在丹东、漳州、成都召开了3次相关会议，对地方卷的编写方针、编写体例、基本内容和基本结构等大问题进行了讨论，烟台会议则主要解决编写初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如怎样写出特色、怎样处理好政治运动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怎样写人等。总之，这些会议既下达了工作方针、任务，又交流了工作经验，还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方法，而这个过程本身其实也就是在不断确立具体的编辑方法。

　　总体来看，《当代中国》丛书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科学分析。第二，材料丰富、准确可靠。第三，整部《当代中国》丛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各卷分别反映各条战线、各个方面的面貌，组合起来，就反映了新中国的全貌。第四，图文并茂。这是1984年6月丛书编辑部负责人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所强调的，也是丛书编辑的一个总体要求。为此，丛书各卷做了大量工作。据《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对40个单位调查发现，每卷的作者在27—243人之间，而提供资料者多是在300—1000人之间，北京市达5864人，机械工业部近万人，航空工业部16000人；所征集到的资料，最少的一家363万字，其他的在954万—960万字之间，件数少则500—819件，多则数千件。图片提供者，也是少则上百，多则上千。经过广大工作人员的艰辛努力，丛书编撰工作不断推进，截至1986年，39种丛书完成编写，到1988年5月，丛书完稿了60卷。随着工作的循序推进，各卷丛书的编撰任务最终顺利完成。

　　如前所述，中央在一开始就对《当代中国》丛书的编辑出版给予高度重视。中宣部在《关于编写出版〈当代中国〉丛书的报告》中明确要求：这套丛书的印刷要精良，版式要庄重，装帧要美观大方，可与世界上各先进国家印刷的书籍相媲美，能够代表我国书籍的水平。此后，中央也不断对出版发行工作做出新的指示。例如，198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中共中央决定举行适当规模的隆重庆祝活动，中宣部发出《关于迎接建国三十五周年广泛开展群众庆祝活动的通知》，要求各地举办相关庆祝活动，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包括《当代中国》丛书的出版。为贯彻中央指示精神，相关部门还专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其中，在档案查阅方面，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编写〈当代中国〉丛书时查阅和引用中央档案材料问题的几点意见》中明确提出：“因编丛书查阅利用中央下达的正式文件，可适当从宽掌握。”“七五”计划也将《当代中国》丛书列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项目之一。

　　与此同时，有关领导也对这套丛书的出版给予了高度重视。正如邓力群在《当代中国》丛书暨电子版完成总结大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胡乔木同志是《当代中国》丛书的倡议人，也是我们工作的领导人。是他先向中央宣传部提出建议，宣传部写了报告以后，又经过他向中央书记处提出讨论并得到批准。此后一系列的工作，都是在胡乔木同志的指导下进行的。”的确，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都为丛书的出版发行做了大量工作，其中就包括参加发行仪式、撰写序言、题字等。例如，1991年4月23日，邓小平为《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中的《罗荣桓传》题写了书名，9月12日又为《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中的《彭德怀传》《刘伯承传》《贺龙传》《徐向前传》《聂荣臻传》《叶剑英传》题写了书名。

　　不难发现，《当代中国》丛书的出版工作自始至终均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级领导、党政部门的高度重视。但因为没有先例，因此出版发行工作也与丛书的编撰一样，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为保证出版发行工作的质量，丛书由专门的出版社统一出版，做到了出版发行的要求基本一致。丛书的出版经历了两个出版社，前74卷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后76卷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保证出版质量，需要大量工作。1983年6月，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建社五周年茶话会上，邓力群对出版《当代中国》丛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作为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中央要我们承担出版《当代中国》丛书”；“我们出版社的所有同志要把这件事情努力承担起来，要保证这部丛书能够真正达到不但国内而且世界上都能够承认的出版水平”。为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设立了专门的《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室，并将这项出版事业作为其主要工作之一。1990年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后，这项工作连同《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室一起划归当代中国研究所。1991年1月31日，国家新闻出版署正式批复同意成立当代中国出版社，并专门强调该社的工作包括出版《当代中国》丛书。

　　应该说，《当代中国》丛书从一开始就对其出版发行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到后来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其出版发行工作也保持了此前的高水准。之所以如此，与丛书出版发行工作不断创新工作方法有很大关系。如前所述，丛书在出版界获得了最高荣誉，事实上，丛书本身也进行了评奖活动，以达到“先进带后进”的目的。1992年11月3日，第12次当代中国研究所办公会议决定对《当代中国》丛书开展评奖工作。12月4日，第一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优秀科研成果奖授予了《当代中国》丛书中的《当代中国的西藏》《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和《当代中国的农业》。这既是对这三卷书内容的高度肯定，同时也是对其出版发行工作的高度认同，其目的就包括让后来的相关卷向这三卷学习。与此同时，丛书编委会、编辑部以及各卷也不断创新方法，推进丛书的出版发行。1986年11月15日，丁伟志在关于《当代中国》丛书编写出版工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经济日报》等都刊登过介绍或评论《当代中国》丛书的文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等也都介绍过《当代中国》丛书，但我们本身的宣传和广告做得很不够。他要求努力改进丛书的出版、发行工作，把出版发行工作的“瓶子口”问题解决好，包括缩短出书的周期、拓展发行渠道、做好外文版的出版发行工作等。

　　此外，在丛书的编辑出版过程中，各卷内容记载不同、长短不一，所出版的丛书发行量也不一，对丛书的出版发行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截至1990年7月，国内发行印数最多的是10多万册，多数为3—5万册。有些卷还脱销了，如印刷10万册的《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早已告罄，《当代中国体育》《当代中国的海洋事业》等也已售完。为此，丛书出版了电子版，基本解决了这一问题。2009年，当代中国出版社又与香港祖国出版社、中华文化产业集团携手合作，出版了《当代中国》丛书海外限量版。至此，丛书的出版发行又得到了统一。

　　丛书的成功出版发行，离不开以下三个因素：

　　（一）高质量的内容是丛书出版发行的前提条件

　　1983年7月18日，《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初稿完成并修改了一遍后，其副主编詹武向邓力群汇报了相关工作。邓力群就此提出4条意见，一是要有充分的说理性，二是要“有史有论”，三是要有丰富的材料，四是要共性与个性结合。为此，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党组认真讨论了该意见，并认为已写出的书稿还不符合要求，需要做大的修改。1985年8月29日，邓力群在《当代中国》丛书编写工作会议上重申：“不要降低标准，要保证书稿质量”。可见，丛书一开始就要求要保证其质量，这也是做好出版发行工作的先决条件。此后，无论是丛书主编还是各卷负责人，均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强调了这一点。在上述要求下，丛书各卷或创新方式方法，或对写作提出严格审核，以保证丛书的质量。例如，为保证《当代中国高等教育》卷的编写质量，该卷编委会于1984年3月在《上海高等教育》全文刊载了编写纲目（征求意见稿）。1987年4月，该卷再次在《上海高等教育》刊发修订后的纲目（讨论稿），让大家继续提出宝贵意见。

　　与此同时，为从源头上保证丛书的质量，各卷均利用了大量一手档案资料。对此，1988年第9期《档案工作》刊文介绍了当时已经出版的《当代中国》丛书，并高度肯定了其“收集和运用了丰富、真实、系统的事实材料……为世人为后代留下一部科学的信史，并成为传诸后世的国宝”。为保证丛书的编写，商业部档案处（室）为编写丛书商业卷及有关卷提供档案4万卷（其中为商业卷提供1.7万卷）、复印资料32万张，中国人民银行档案部门为金融卷提供档案3035卷，轻工业部档案处（室）为轻工业卷和手工业改造卷提供档案4475卷；等等。此外，为保证丛书的权威性和真实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在编写〈当代中国〉丛书时查阅和引用中央档案材料问题的几点意见》中也明确要求：“丛书中引用未公开发表过的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文稿等，必须经过审核批准。凡引用未公开发表过的，或虽已公开发表过，但没有收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各种选集、文集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和现任党中央常委的讲话、批示、文章、书信等，均需报经中央文献研究室审批。引用中央文件等档案材料，由有关部委（党组）审核；部委（党组）不能定的，报送丛书编委会主管编委审查，主管编委定不了的再向上请示。”丛书的编写要求之高可见一斑。

　　（二）确保印制、装帧质量，丛书出版发行得到有“形”保证

　　中宣部在《关于编写出版〈当代中国〉丛书的报告》中明确要求：“这套丛书的印刷要精良，版式要庄重，装帧要美观大方，可与世界上各先进国家印刷的书籍相媲美，能够代表我国书籍的水平。为保证印刷质量和及时发行，文化部出版局应协助做出妥善安排”。1984年1月5日，邓力群在《当代中国》丛书第三次编辑部会上也强调：“书的内容有了，还有印制问题。不仅内容要高标准，而且装帧设计、纸张、材料、印刷都要是最好的。要下点本钱。要图文并茂，图片有彩色的就用彩色的，黑白的也要搞好”。为此，丛书在印制和装帧设计等方面做了很大努力。以装帧设计为例，1983年10月，当代著名装帧设计家张慈中赴联邦德国考察，回国后，他改变过去装帧设计常规的局部的单一的分割设计，大力推行装帧整体设计，使设计、材料、工艺达到和谐的统一的艺术效果，将其在《当代中国》丛书的装帧上首做示范。

　　在高质量的印制和装帧设计基础上，丛书还不断创新发行方式，扩大丛书的影响力。对此，1986年11月21日，邓力群在《当代中国》丛书编写工作会议上专门指出：“出版发行要多渠道，要作宣传报道。各个部出了书以后，都要向部内、部外介绍、宣传，通过报纸、刊物、电视台做宣传。地区也一样。”与此同时，为保证出版发行，丛书一直被国家列为重点出版工程之一。正如时任新闻出版署署长于友先在《当代中国》丛书暨电子版完成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提道：“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新闻出版署十几年来始终不渝地坚持把丛书的出版工作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在我国制定‘八五’图书出版规划，即1991—1995年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时，《当代中国》 丛书即被列为其中的一个重点项目。在该丛书出版过程中，在纸张材料、印刷装订以及出书后的宣传工作等方面，我们都给予积极的支持。”

　　（三）做好质量检查，举一反三，丛书出版发行把好最后一关

　　中宣部在《关于编写出版〈当代中国〉丛书的报告》中明确要求：“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负责督促检查编辑出版部门贯彻编委会决定的执行情况，及时解决工作中的问题”。虽然这里主要是从编辑工作的角度出发，但也说明中央一开始就要求做好丛书的质量检查工作。对此，邓力群也强调：“校对要保证没有错误，要做到一个错字也没有。不要书一出来，后面又跟一张勘误表，十几个甚至几十个更正。要保证内容上的高质量，形式上的高水平，写作人员要尽最大的努力，审稿人员要负责任，要把好关。每个部门都有研究机关，都有院校，总有专家、学者，这些人都是内行，可以请他们参加做这项工作”。除要保证内容没有错讹外，印制、装帧质量也是质量检查的重要工作。正如丁伟志在《关于〈当代中国〉丛书编写出版工作的报告》中所提到的：“《当代中国》丛书印制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印刷要精良，出版周期要短，印数较大，所需纸张和材料量大、品种多，如果没有各方面支持，出版工作是做不好的。”

　　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上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当代中国》丛书总序摘引了这一重要论述，并明确表示：“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还在发展。我们有责任把我国走过的道路和取得的经验，介绍给全国各族人民，介绍给世界人民。我国人民必能从中吸取到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可贵教益，国外一切关心中国的人也能够由此增进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了解。这就是我们编撰出版这套《当代中国》丛书的主要目的。”回过头来看，应该说，《当代中国》丛书基本实现了上述意义，并在出版史、党史国史编研等方面均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方面，丛书在编辑工作方面做了大量创新。为了更好地将不同行业、门类的内容和资料囊括在丛书之内，《当代中国》丛书采取了纵横交织的写法，既有总的纵的（按时序）叙述（即总论），又有方面、环节或品类的横的铺陈（也多是按时序，即分论）。用的是章节体，但吸收了中国史书传统体裁纪事、编年、纪传、政书等的长处。此外，丛书在撰写过程中还特别注意人物，仅在核工业、航天、航空、有色金属、国防科技等卷中就出现了3000多人。为了突出地方卷的特色，丛书的体例和写作方面又稍有变通。例如，1984年11—12月，华东、中南地区《当代中国》丛书地方卷编写工作座谈会就明确指出：“地方卷是《当代中国》丛书的一部分，因此体例大体要一致，但也可以稍有差别，以便于更好地反映各地的特点”。事实证明，地方卷的写作很成功，而且还催生了一批衍生出版物。例如，《当代四川》丛书编辑部还编辑出版了一系列四川地方丛书，计划出版50卷，到1992年末已出版10余卷。

　　另一方面，丛书繁荣了我国出版事业。2021年8月13日，《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刊发了一篇题为《旷世巨著“当代中国”丛书催生一家品牌出版社》的文章，详细讲述了从《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成长为当代中国出版社的历史。因此，从这一点来看，丛书首先是推动了出版社的发展壮大。这不只是体现在当代中国出版社的身上，也包括出版它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与此同时，丛书的出版对净化出版环境、繁荣出版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改革开放后，我国出版业日益繁荣，但也夹杂着一些破坏出版业健康发展的现象。198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指出“出版工作还存在着不少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要求根据中共十二大精神，“切实解决出版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努力开创出版工作的新局面”。为此，国家出版局局长边春光在一开始就高度肯定了《当代中国》丛书在当时出版工作中的重要意义。

　　（二）党史、新中国史的重要篇章

　　1.集中检阅了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形成了重要的党史、新中国史文献

　　如前所述，为做好丛书的编撰，各卷丛书均搜集整理了大批资料。事实上，资料的搜集整理本身就是对各部门各地方发展历程的一个集中检阅。例如，1983年4月1日，《当代中国》丛书《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卷》编写工作正式启动，但搜集资料的时间更长，从1979年9月中国科协恢复活动到1989年7月的10年里，为写好该卷丛书，相关工作人员前往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并编辑出版了大量相关资料汇编。又如，在编写《当代中国的建筑材料工业》《当代中国的非金属矿及其制品工业》时，国家建材局在下发的史料征集通知中就明确指出，这项工作有利于“全面系统地反映我国建材和非金属矿工业建国以来的发展历程和各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抢救和积累行业发展史料”，并提出凡征集的史料被采用或部分采用的将给予适当报酬和奖励。总之，编撰《当代中国》丛书首先是对各部门各地方的集中检阅，有助于总结历史、开创未来。正如丛书编辑部所强调的，通过已出版的相关丛书，“就能看到三十几年我们在这些方面的成绩是如何巨大”。

　　马洪曾指出：“总的来说，这是一部历史科学的书”。马克思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可见，马洪的论述既强调了丛书的史学属性，更肯定了丛书的重要性。确实，丛书本着求真务实的精神，对历史科学做了很好的诠释。正如丛书编辑部所强调的：“要把我们的书写成信史，必须有丰富、准确的历史材料。这是最重要的一条”。例如，粮食工作卷写到周恩来亲自过问粮食工作时用了这样一个材料：“从一九六〇年六月至一九六二年九月，两年零四个月里，周总理对有关粮食问题的谈话达115次。总理亲自一篇一篇地审阅粮食计划表，从总理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的32张表看，每张都有总理的手迹，共994处，其中用红蓝铅笔标记639处，修改207处，在表格边上进行计算50处，批注文字91处，修改表式7处。”对此，有学者指出，《当代中国》丛书“每一部均是就国史中的某方面的问题进行系统的梳理”，是同时期进行较深入研究论著的典型代表。确实，就专题研究而言，每一部丛书均是对相关领域的系统梳理，从而构成了重要的党史、新中国史文献。

　　2.推动党史尤其是新中国史编研工作发展进步

　　改革开放后，我国各项事业迎来大发展，新中国史研究同样如此。有学者在梳理新中国史研究的学术史时明确指出，《当代中国》丛书“开始了大规模、全方位的系统研究、总结建国以来历史经验的工作，为编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做好了准备”。确实，编撰丛书的目的之一就包括修新中国史。正如1984年6月丛书编辑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所指出的：“这部丛书对于抢救和积累珍贵史料，推进我国现代史的研究，促进社会科学的繁荣，必将作出重要的贡献。并且将为今后进一步编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做好准备。”显然，无论是在资料搜集、编撰还是在机构设置、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丛书都为党史、新中国史的编研工作注入了强劲动力。

　　首先，搜集整理的大批资料，为党史、新中国史编研打下了坚实基础。在丛书编撰过程中，资料像滚雪球般不断扩充，既方便了丛书的编写，更为推动相关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以《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为例，因为承担该卷的有关部门对编撰工作非常重视，发掘资料越来越多，动辄上百万字，规模不断扩大，全书从原来设计的一卷增至三卷十编。在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社会主义时期党史、新中国史编研工作迎来了新的发展机会。1990年3月，胡绳在全国党史部门负责人座谈会上便明确肯定“要重视研究建国以来的党史”，并指出，“建国以来的党史、国史的资料，还是相当多的，而且也有人初步作了一些整理。比如说，规模宏大的《当代中国丛书》就提供了很多资料”。

　　其次，推动成立新中国史研究机构，新中国史编研工作快速发展。1989年11月11日，胡乔木在与胡绳、逄先知、马洪等谈话时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多年了。我们应当对共和国的历史进行研究，编写共和国的历史。这个问题，我说了一年多了。我准备找力群同志说这件事情。要就这个问题向中央、国务院写出报告。”1990年4月，胡乔木和杨尚昆商议，委托邓力群筹办“国史馆”。邓力群提出，是否先搞个筹备机构，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后，再正式成立“国史馆”。后经邓力群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负责同志商议，以《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为基础，成立当代中国研究所，作为“国史馆”的筹备机构。6月14日，胡乔木在致中共中央常委的信中提出：“我们建议成立当代中国研究所，行政上和日常工作由社会科学院代管，由邓力群同志代表中央党史领导小组负责组建和指导……考虑到邓力群同志自一九八三年以来一直领导编辑《当代中国》丛书，该丛书所出中央各部门行业卷和各省市自治区地方卷，一九九〇年将可出版近一百卷，已积累了可观的资料并收集培养了一定数量的编辑研究人才，故我们认为当代中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机构和研究工作，由邓力群同志负责组建和指导，较为适宜。”由此可见，成立专门研究新中国史的机构当代中国研究所和《当代中国》丛书具有直接关系。除当代中国研究所外，一些地方或部门也在丛书编辑部的基础上组建了研究机构、建立了学会（前文所提国史学会即其中突出代表之一），继续开展相关问题的研究。正如邓力群在1990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纂工作研讨会上指出的：“中央各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很重视，要求在出书以后，人不要散，机构不要撤，而且要求今后继续收集整理材料、加强研究工作。”

　　最后，培养了大批党史、新中国史编研人才，进一步强化了相关工作。1990年12月1日，邓力群在题为《国史研究和编写工作已经提上日程》的谈话中明确指出，“在编辑过程中培养出一批有一定研究能力和写作能力的人才”，而且，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以后，也“要集中一批专职研究人员、聘请编外的高级研究人员承担课题研究，聘请若干资历较深的同志作顾问”。这既肯定了丛书编辑过程中培养了大批相关专业人才，同时也明确表示今后仍将继续团结大批专业人才，推动党史、新中国史研究。确实，在资料的搜集、整理以及丛书的编写过程中，各相关领域均锻造了大量人才，不少行业还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专业研究机构，让相关人员继续发挥作用。与此同时，这些机构的组建又不断培养了新的专业人才，保证了相关研究的持续推进。

　　（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1.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推动改革深入进行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历史学习。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出版《当代中国》丛书，其目的就在于教育和鼓舞全国人民热爱社会主义，增强民族向心力、凝聚力，推动改革开放事业走向深入。

　　首先，丛书系统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有利于更好指导改革开放。1983年7月2日，中宣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联合下发《关于加强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意见》，强调“宣传成功的建设经验”，指出已着手编写的《当代中国》丛书等“报刊、书籍对这方面的宣传，负有更大的责任”，“要努力反映这方面的内容”。1984年6月，丛书编辑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也强调：“要科学地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并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材料，展示新中国的伟大成就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丛书自始至终坚持了这一点。正如于友先在《当代中国》丛书暨电子版完成总结大会上指出的：“《当代中国》丛书的编写出版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出版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紧紧地联系现实，反映现实，为人民群众提供优秀的精神食粮，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这一点，《当代中国》的实践，给我们作出了榜样。《当代中国》丛书以大量的、翔实的资料帮助人们清醒地认识过去，正确地把握现在，更好地走向未来。”

　　其次，丛书教育了广大干部群众，尤其是教育了广大青年。出版《当代中国》丛书的巨大现实意义包括“向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进行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因此，丛书的编撰、出版发行均体现了这一点。1986年11月，在长沙召开的丛书编写工作会议上，邓力群、武衡等人均反复强调了这一点。邓力群要求“努力使丛书成为培训干部的基本教材之一”。在上述要求下，各分卷也反复提及这一点，要求将丛书的编撰与干部教育、青年教育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例如，在《当代中国的经济管理》编委会第一次会议上，国家经委副主任袁宝华明确指出，这一丛书将是培训干部、传授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以及各行各业的管理经验，向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有益的教材。这些丛书出版后，广大干部群众尤其是广大青年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例如，《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一书发行后，在青年军人、青年工人、青年学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据统计，“信阳陆军学院购进300部军事工作卷，200部分发给各级领导干部和一些单位公用，图书馆的100部，一周内即被借一空；有的学员被书中的情景吸引住，读书到凌晨两点钟还不觉得困倦”。

　　最后，有利于在党内深入开展理论学习。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理论学习。早在延安时期，1938年11月，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中就明确要求：“必须加紧认真地提高全党理论的水平。”丛书的出版，也为当时乃至后来党的理论学习提供了素材。正如1986年11月武衡在丛书的编写工作会议上强调的，《当代中国》丛书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好教材”。确实，如前所述，丛书利用了丰富的、经过权威部门审核的材料，讲清了新中国成立后各项事业的发展历程，对于系统学习、理解党的方针政策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卷为例，1994年9月23日，《解放军报》在题为《重视总结经验全面加强我军建设》的文章中明确指出，《当代中国》丛书中国人民解放军卷“全面系统地反映和总结了我军从1949年10月至1988年底这一时期，进行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发展道路、历史贡献、建设成就和基本经验。特别是突出地反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指引下，我军建设所取得的新进步和新经验。该书的出版发行，对于配合当前深入学习《邓小平文选》，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具有重要价值”。

　　2.有利于国外更好了解中国，推动了对外开放事业的发展

　　中宣部在《关于编写出版〈当代中国〉丛书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写好这套丛书还具有国际意义。它必将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国际范围内发生重大影响。”确实，伴随改革开放事业的推进，国外要想更好了解中国，这套丛书无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窗口。一方面，国外主动要求关注丛书。“美国、日本和西欧一些国家都相当重视这套书的出版，他们发了内部通报，说要了解中国，请注意中国正在编写的一部大型丛书《当代中国》。”另一方面，中国相关部门也主动介绍这批丛书。例如，《当代中国的经济管理》出版不久，这卷书的主编、国家经委副主任朱镕基去联邦德国访问便带去20本，去了没几天便打回电话，说要书的人很多，要求再寄去25本。

　　随着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化，丛书不断出版，其世界意义也愈发凸显。例如，1987年4月，徐向前为《当代中国民兵》撰写了题为《伟大的战略力量》的序言，其中高度肯定了该书“将有助于国际友好人士了解我国民兵在维护世界和平中的作用”。1989年12月，《当代中国民兵》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此时，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正处于低潮，类似图书的出版，无疑有助于增强国外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史的了解，扩大社会主义事业的影响力。正如武衡曾指出的，这套丛书“对外国人了解中国、对外开放、引进技术、引进外国资金有一定作用。中国的经验教训，对其他发展中的国家和人民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对社会主义事业有一定的意义和作用”。总之，丛书的出版在国内外均产生了重要影响，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精神食粮，为深入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在丛书的出版过程中，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一是丛书的出版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尤其是改革开放事业的需要。正如1994年10月于友先所强调的，抓重点出版工程是出版繁荣的重要措施，出版《当代中国》丛书便是众多重点出版工程之一。这些出版工程既是落实1983年中央下发的《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是繁荣我国出版事业的重要活动之一，更为推进改革开放事业深入发展提供了精神文化保障。二是中央高度重视是丛书顺利出版的关键。在决定出版丛书时，中央就要求各级党政部门高度重视此项工作。中宣部在《关于编写出版〈当代中国〉丛书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丛书各卷的编写工作，建议请国务院各部、委正式纳入工作计划，由党组负责领导。”1983年6月4日，在《当代中国》丛书编委会召开的准备第一批出版的各卷书的主编、副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会议上，与会人员也纷纷表示：“在党组统一安排下进行上作，是保证丛书各卷编写好的最根本的一条。”可见，将丛书列为各级党委（组）的重要工作之一，是编写好丛书的根本保证，也突出强调了编写丛书的重要性。

　　为推动“十四五”时期出版业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出版强国建设，2021年12月28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关于印发〈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的通知》，这是出版业新的行动指南，其中，《当代中国丛书（续编）》被列为36项重大出版工程之一。续编《当代中国》丛书被列为重大出版工程之一，说明其在新时代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表明丛书本身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自1982年启动到1999年电子版出版，再到2021年启动续编《当代中国》丛书，几十年来，这项重要的文化出版工程不断书写着出版史的辉煌业绩，既记录着当代中国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历程，是社会发展变化的忠实记录者，同时又对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推动文化强国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总之，无论是从出版史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当代中国》丛书都堪称重要成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影响。对此，《光明日报》高度评价道：“《当代中国》丛书的编纂者以‘史德’为本，尊重史实，尊奉科学，尤其不囿于现成答案，而是结合今天的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原则来重新对待内容的叙述，功过的评说，结论的审定。不因错误而不写成绩，也不因成绩而回避错误，是则是，非则非，不矜夸于人，也不掩过。由于编辑部门严格恪守这一原则，因此，在已经出版的各卷中，都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和时间的考验。”时过境迁，这一评价在今天看来仍不为过，丛书对于推进出版事业、学术研究、社会发展等均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习近平在致国史学会成立30周年贺信中也明确要求，国史学会进一步团结全国广大国史研究工作者，牢牢把握国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不断提高研究水平，创新宣传方式，加强教育引导，激励人们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更好凝聚团结奋斗的精神力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贡献。可见，系统研究包括《当代中国》丛书在内的新中国史论著，既是深化落实贺院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对推动新中国史研究繁荣发展、加快构建新中国史“三大体系”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原文载《理论与史学》第九辑，注释从略，转引请参原文。

　　转自“理论与史学”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