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纪元。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伴随着对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逐渐引起党和国家以及学术界的关注。经过各方面学者的艰辛探索与开拓，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学术成果，初步奠定了学科建设基础，成为中国历史研究中一个新兴的和最年轻的学科领域。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发展概况

20世纪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曾经做过初步尝试。l956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炎培在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提出，应“及时收集和保存建国史料”，并“加以整理”。①1958年，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三年级师生编写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南开大学历史系编写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中国科学院河北省分院历史研究所与天津部分高等院校教师编写和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讲授提纲》(初稿)②。但是，由于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影响，这些著述带有明显的“大跃进”痕迹，被当作是“历史创作的卫星”，有的在当时即被批评“存在着一些严重的缺陷”。③此后，由于“左”倾错误的发展，特别是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量正确的方针政策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而受到批判，严重混淆了历史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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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人民日报》1956年6月28日第2版。

 　②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三年级集体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1959，共4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58—196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讲授提纲(初稿)》，《历史教学》1959年第1、2、3期。

③单凡：《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人民日报》1959年2月28日。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特别是经过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同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了“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思想禁锢，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工作重心转移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初步回顾和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审查和解决了一批重大的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妥善处理了大量党内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以前的“左”倾错误，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从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局面。伟大历史转折的实现和大规模拨乱反正的展开，迫切需要有步骤地解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重新确立，为正确总结和评价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创造了必要条件。

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了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稿在全会讨论前曾在党内广泛征求意见，并在各民主党派一部分负责人和一些无党派人士中征求了意见。这一讲话全面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后30年的历史，充分肯定了30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初步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和重大事件作出了初步的基本评估。讲话指出：“中共中央认为，对过去30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的会议，作出正式的总结”①。同年11月，中共中央为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分清历史是非，统一全党思想，开始着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的起草工作。这一工作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进行的。在起草过程中，邓小平多次对起草决议的指导原则、历史的基本评价和文件的具体写法等问题提出了重要意见。决议稿在各种不同范围多次征求意见，反复讨论修改。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认真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重大历史问题作了正确分析，充分肯定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严肃地指出了多年来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深刻分析了产生这些错误的主观原因和社会历史原因，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作出了科学总结。《决议》的正式通过，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胜利完成，成为党和国家总结过去、开辟未来的重要里程碑，同时也为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奠定了思想、理论和政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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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4页。

　  从1983年开始，有组织地启动了全面反映新中国历史的大型系列丛书《当代中国》的编纂工作。1982年5月，胡乔木在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上提议，要组织力量编写若干专著，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条战线的历史经验做出有科学价值的总结。他指出，这不仅是为中国现代史的研究积累资料，而且可以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用以指导我们的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为落实这一倡议，提出了编写出版《当代中国》大型丛书的具体方案，中共中央宣传部报经中央书记处批准，决定组织力量落实《当代中国》丛书的编纂工作。丛书选题大致分为五类：一是综合性的，如当代中国的经济、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等；二是部门、行业性的，如当代中国的钢铁工业、当代中国的农业等；三是专题性的，如当代中国的人口问题、中国的土地改革等；四是地区性的，如当代中国的北京、当代中国的西藏等；五是重要人物传记。这套丛书的编纂出版工作历时15年，至1998年基本完成，全国先后有10万人投入这套丛书的编写出版工作，出版150余卷，200多册，约1亿字，3万余幅图片，包容了大量确凿可靠的历史资料，并做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成为一部全面记录新中国历史的大型丛书，为深入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和研究基础。

　  正是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1989年新中国成立40周年前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形成了一个高潮，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一新兴研究领域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学科框架。一是涌现出一批由学者编著的全面反映新中国发展历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著作，如朱宗玉等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纲》、靳德行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何理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陈明显主编的《新中国四十年研究》等。①二是出版了一批有一定研究深度的专题史著作，如河南人民出版社的“1949—1989年的中国”和“40年国是反思丛书”，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著作尤其丰厚，如柳随年等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明教程》、赵德馨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纲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4卷本)等。②三是出版了一批专业工具书，如廖盖隆主编的《新中国编年史(1949—1989)》，刘鲁风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事录(1949—1989)》，黄道霞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40年大事记》，黄文安、李宇铭分别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词典》等。③四是发表了大量专题学术论文，其中既有对国史领域中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又有对国史的学科属性、研究范围、框架体系、历史分期等学科建设问题的探讨。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蓬勃兴起，引起了党和国家的进一步重视。1990年，经中共中央批准，正式成立了专事编纂、研究和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当代中国研究所，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编纂工作正式提上党和国家的工作日程。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后，一方面承担起继续完成《当代中国》丛书的编辑出版任务，另一方面开始着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系统研究和编纂工作。1990年12月，当代中国研究所在陕西西安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纂工作研讨会”，有关领导和专家学者200多人出席了会议。翌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正式转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纂工作研讨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纪要》指出，当前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和编纂工作的条件已臻成熟。在认真严肃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编纂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史，是一项重要而庞大的系统工程。要在尽可能快的时间内高质量地完成这项任务，则必须依靠全国各地区和各有关部门的通力协作。《纪要》明确，全国各地区、各部门所进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工作，由当代中国研究所负责联系和协调。中办、国办的通知还要求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编纂工作“给予积极支持”。自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和编纂工作开始步入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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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朱宗玉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靳德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何理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档案出版社1989年版；陈明显主编：《新中国四十年研究》，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②柳随年、吴群敢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明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赵德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纲要》，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4卷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③廖盖隆主编：《新中国编年史(1949—1989)》，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黄道霞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40年大事记》，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刘鲁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事录(1949—1989)》，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黄文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词典》，中国档案出版社1989年版；李宇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词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

　  当代中国研究所的成立，有力地推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发展和繁荣。1991年，成立了由当代中国研究所主管和主办，以出版当代中国丛书和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国史研究成果为主要任务的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创办了团结海内外一切从事国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和热心国史工作的人士，共同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宣传和教育事业的学术团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4年，主要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成果的专业学术期刊《当代中国史研究》(双月刊)创刊。国史学科的体制化建设与学术研究的繁荣，在相互促进和良性互动中取得了新的发展，研究成果的数量稳步上升，新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方法和视角愈益多样化，学术成果的质量明显提高。特别是在1999年新中国成立40周年前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形成了一个新的高潮。全面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单卷本专著有十余种，还出现了数卷以至十数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长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等大型丛书，各领域、各时期的专门史或专题史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思想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等，覆盖的领域更加广泛，研究深度和学术质量也有一定提高。1999年6月，《当代中国》丛书在1998年基本完成之后出版了该书的电子版，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当代中国》丛书暨电子版完成总结大会。江泽民、朱镕基、李岚清等会见了出席大会的代表，极大地鼓舞了国史研究和编纂工作者。

进入21世纪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和学科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2001年12月10日，胡锦涛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当代中国研究所2001—2004年科研规划》，对加强和搞好国史研究作了重要指示，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编纂和研究工作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主要的新进展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学科建设取得显著进展。2001年，当代中国研究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设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系，陆续开始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也先后开始招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为研究方向的硕士、博士研究生。研究生的教学和培养工作推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学科建设愈趋完善。二是学术研究更加深入。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原则同意的科研规划，当代中国研究所组织编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编年》(每年l卷，已完成1949—1951年卷)，为加强国史研究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各种题材和形式的学术著作、学术论文，数量稳步发展，质量显著提高。三是学术交流更加活跃。当代中国研究所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原则同意的科研规划，自2001年起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术年会制度，至2008年已成功举办了八届国史学术年会，有力地促进了国史研究的学术交流，使学术空气更加活跃，学术争鸣和学术批评得到健康发展。四是学术影响愈益扩大。2005年2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审定，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要求在全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中增设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内容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这一重要举措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地位更加突出，影响愈益扩大，推动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的编写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