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以下简称“《党史》二卷”），以大量确凿可信的历史资料为依据，吸收近30年来学术界主要研究成果，全面记载并科学分析了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共29年的历史。学习《党史》二卷，加深了对这段历史中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得到了许多新的启迪。
一、“攻城”不易，“守城”更难
古人云：“攻城易，守城难。”说的是攻取城池和守卫城池的难易关系。事实上，取城和守城都不易，只是相对而言，守城更难。因为，守城之时，将困兵乏，城池残破，粮草难以及时跟上，特别是取城之后，将士容易因胜利而滋生骄傲情绪，放松对敌的警觉。这些不利因素如果不能及时克服，城池便易得而复失。李自成攻守北京城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如果将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和建设新中国比作“攻城”和“守城”，读了《党史》二卷后，最大的感受之一就是“攻城”不易，“守城”更难。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艰苦卓绝的奋斗，以牺牲二千万人生命的代价，才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伟大任务，结束了旧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立了除台湾等岛屿以外的空前统一的新中国。建国之艰难，绝非言语可以尽述。
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其主要任务就是带领中国人民，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建设富强、民主、幸福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应当说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一全新事业的艰难程度是有足够思想准备的。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前，毛泽东就以李自成的事例教育全党，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郭沫若撰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以吸取李自成败亡的教训。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又郑重其事地告诫全党同志，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为此，在建立新政权、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党高度重视自身建设，采取各种措施，努力防止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重视发扬党内民主，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防止和反对腐化及官僚主义。坚持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道路，努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极端艰难的国际环境下，巩固了新生的政权，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社会主义建设，在短短29年中，将一个一穷二白的旧中国初步建设成为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的新中国，使中国民族团结，国际地位显著提高。
但是，这些成就的取得并非一帆风顺。《党史》二卷依据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将这29年的历史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和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在徘徊中前进和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四编，“过渡”、“艰辛探索”、“内乱”、“覆灭”、“徘徊”、“转折”等编级标题中出现的这些词汇，准确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充满挫折、失误的客观事实。在内容上，《党史》二卷对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过程中筚路蓝缕的艰难历程和认识错误、修正错误、继续前进的曲折历史，更是做了全面客观的论述。根据书中的记述，由于天灾、人为因素的影响和与苏联关系的紧张，1958年后中国的国民经济出现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仅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就减少了1000万[2]。书中诸如此类的历史事例，真实地记载了党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曲折，生动有力地说明了这29年中取得的成就来之不易，所积累的经验弥足珍贵。
二、正确与失误共生，成就与挫折并存
相对于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历史而言，《党史》二卷记述的这29年历史是一段比较曲折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党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提出“以苏为鉴”、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并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在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后，党未能坚定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一定时期内发生超越阶段、违背规律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等失误，严重制约和延缓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党领导人民努力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型国家政权，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积极推进民主法制建设，但在失误和曲折期间，民主法制建设受到干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是遭到空前破坏。党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促进社会稳定的可贵思想及政策，但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发展，国内政治关系趋于紧张，“文化大革命”更是造成剧烈的社会动荡。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人民，努力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培育和形成了大庆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许多富有时代特色的精神，但是期间几度泛滥的“左”倾错误对社会主义文化产生了严重的影响，造成了人们的思想混乱。党为大力加强在全国执政条件下的自身建设作出过种种努力，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左”倾错误的发展使党的建设受到冲击，封建主义残余、官僚主义严重妨碍了正常的党内生活。凡此种种，都充分说明党在探索中国自己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正确与失误共生，成就与挫折并存。
对这样一段曲折复杂的历史，党史《二卷》紧紧抓住党领导人民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而不懈奋斗这一历史主题和主线，将党取得的成就、遭遇的挫折逐一展开，将党在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理论实践中的正确和失误客观陈述，将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不断深化对国情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逐步积累起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进行全面的反映。既记述了党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所取得的成果，又记述了党在探索中出现的诸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之类的严重错误。既记述了党走过的弯路、犯过的错误，也记述了党觉察错误后，纠正错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价值规律、综合平衡等方面对社会主义产生的一些新认识。既记述了“文化大革命”内乱给党和国家造成的严重危害，也记述了在党的领导层内，在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中，对“左”倾错误和极左思潮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抵制和抗争。从而将一段正确与失误相互渗透、成就与曲折交相发生的历史画卷客观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充分地感受到这29年历史的纷繁复杂，深刻地认识到这29年历史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伟大成就的历史，是党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取得重要思想成果的历史，是党加强自身建设、经受各种考验而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尽管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党包括毛泽东在内，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的认识和处理上，出现了失误，甚至犯了“文革”这样全局性的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但是，成就仍然是这一时期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这29年所奠定的制度的和物质的基础，对中国后来的发展进步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三、读史使人明智
“读史使人明智。”一部好的史学著作，不仅能告诉读者客观的历史过程，生动的历史细节，而且能够告诉读者深刻的历史背景，复杂的历史联系，科学的历史方法，让读者受到教育，有所启迪。《党史》二卷就是这样一部客观性与科学性有机统一的史学著作。
新中国成立后的29年历史中，重点、难点问题多，有争议的问题多，被误读和歪曲的问题多。《党史》二卷综合近年来党史、国史研究的新成果，以大量翔实的史料和准确的判断，对这段历史中历次政治运动，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项建设等等，作了准确的记述、精辟的分析和公正的评价，全面地、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历史真实，有针对性地回答了有关重大问题。例如，针对有关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不同看法，《党史》二卷结合当时的中国实际，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阐述了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着重从实现国家工业化的角度，说明了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用事实说明了社会主义改造是社会经济客观发展的趋势，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不是人为制造的。通过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具体过程、积极后果和存在的不足及遗留问题的全面分析，得出了如下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中，虽然也出现过一部分群众生产积极性不高的情况，但从总的方面看，所有制关系的变革不但没有破坏生产力，而且明显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粮食产量逐年都有所增长，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技术改造逐年都有所发展。原有私营企业在接受改造过程中，生产增长和效益提高也比较显著。”[3]从而有力地澄清了一些人对这一重大事件的错误认识。此外，有关抗美援朝的原因与得失、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评价、三年困难的历史真实及其原因、“文革”运动与“文革”时期的关系、党的领袖人物的功过是非、这一历史时期与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发展道路的关系等等重大问题，也是这一段历史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党史》二卷都有针对性地一一做了令人信服的分析和明确的回答。这对于澄清事实、正本清源具有积极意义。
《党史》二卷以严肃的态度、可信的史料、准确的语言、科学的方法，充分肯定党领导全国人民艰苦奋斗所取得的成就和成功的经验，如实表述、全面分析党所犯的错误及其原因与后果。对重要历史人物，不因为犯过错误而抹煞其贡献，也不因为有过功劳而掩饰其错误。对重大的历史事实，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分析和判断，而不是离开历史条件的变化，用今天的政策去衡量和评价。对重大历史问题，不仅说明事实是什么，而且说明事实是怎样发生的和为什么发生的。对党在工作中出现的失误和错误，不是简单地判断“是”或“非”，而是实事求是地分析错误发生的原因，进而对发生错误的历史教训加以总结。例如，在肯定当年计划经济体制对于合理配置有限的资源，保证重点工业项目的实施起了重要作用的同时，并不回避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在肯定“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的同时，又用事实说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像这样对待历史的公正态度和科学精神，贯穿于整个《党史》二卷当中，从而牢固地奠定了该书的学术地位。
读了《党史》二卷，读者可以更加准确地把握这段历史中的重大问题，可以更加深刻地了解中国实现历史转折、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因，可以学习到如何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公正对待历史的正确态度，去准确地把握、正确地处理历史主流与支流的关系，去科学地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
正确认识过去，有助于正确把握未来。《党史》二卷既是一部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又是一部重要的政治教材，它的出版，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这段历史、科学地研究历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1]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8—1439页。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中央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563页。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上册，中央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3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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