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了其近期完成的一项重大科研成果——《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报告》。这项成果，集中展现了我院出版社、研究所和研究人员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中的新风貌。来自兄弟院所的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领军人物以及国家主管部门领导莅会，共襄盛举，使得这次会议成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学术盛会。我以为，这次的会有如下四个意义。

　  第一，会议是在全党全国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界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背景下召开的。

　  大家知道，十七届六中全会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把文化发展作为中央的决定推向全国。会议通过的决定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文件。在这个决定中，中央首次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给了一个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勾画，具体指出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功能、发展目标、主要任务以及今后一段时期的具体工作，必将对我们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发展产生重大深远影响。这套丛书的出版，正是贯彻落实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具体行动。

　  第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目前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这次会议正是抢抓机遇的具体行动。

　  这里所说的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与2007年3月开始的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直接相关。此次危机发端于发达经济体的金融领域，然后蔓延到整个经济领域，再进一步延伸到社会领域、客化领域，直至意识形态领域。这次危机影响程度之深、涉及范围之广，实属百年不遇。全世界因此而惶惶不可终日，因为至今还看不到恢复的前景。

　  这样一场深重的危机，将一些深刻的问题提给世人，更推到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面前。这些年我们发展市场经济，或明或暗以发达经济体为自己的蓝本。如今老师出了问题，而且问题成堆，“剪不断，理还乱”。这清楚地说明，我们一直作为学习榜样的西方市场经济并非完美无缺，相反，那里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存在着严重缺陷，而且内在矛盾重重，至今还难以找到调整改革的方向。进一步看，这些年来我们发展市场经济，在向西方学习其经济运行制度的同时，免不了要引进西方的主流经济理论及其政策体系。危机同样暴露出这些理论和政策存在严重缺陷。一方面，西方经济和社会理论正是西方经济和社会实践的概括和总结；另一方面，西方主流理论也在相当程度上规范和引导着西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如今，主流经济学面对危机苦无良策，其炫目的光环正在逐渐褪去。简言之，危机使得我们对西方的学术体系，包括它们赖以构造的前提，整个逻辑结构、方法甚至依据的事实，都产生了怀疑，从而有了批判并重新审定这一切的需要。这种情况，当然给中国学术界带来一次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危机使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从过去仰人鼻息的单纯的学生，成为可与过去的老师进行争辩的平等讨论者。

　  更进一步说，在这次危机中，中国的经济独树一帜，继续健康发展，充分展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展示了中国道路的合理性和生命力。现在全世界都在看中国，都在研究中国。前几年，甚至有所谓“中国模式”之说。面对这些赞颂之词，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学术界表现出了应有的冷静。我们不希望称“中国模式”，然而我们认为，客观上确实存在着中国的发展道路，存在着中国几代人孜孜不倦的探索。我们有责任把中国这么多年做的事情系统地总结出来，一方面，分辨利弊，去芜存菁，趋利避害，指导我们未来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将以此为世界的经济社会进步和学术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次推出这套总结中国学术发展的丛书，就是在为中国和世界学术界作出中国学者的贡献，虽然还极其初步，但无疑是良好的开端。

　  第三，这次会议体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在繁荣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伟大事业中的地位和责任。

　  关于我院的功能和地位，党中央曾给了“三大定位”，即，要努力办成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殿堂以及党中央国务院的思想库和智囊团。我们以此自豪，也以此自励。但是，长期以来，我们似乎并没有非常系统、全面、深入地思考过这样的问题：作为最高学术殿堂，我们应当具有哪些功能，应当做哪些事情。我觉得，这套丛书大致上为我们作为殿堂的功能给出了一个界说，这就是，我们应当集中精力，在继承传统、把握动态、创新理论、确立规则、引领方向等方面作出自己的努力。这套丛书用学科发展综述的方式，把新中国成立以来，主要是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们做过的理论探讨进行了认真总结梳理。有了这个总结，我们学术的未来发展就有了基础，有了方向。当然，我们的探讨还很初步，还需要进一步完善，需要形成规范、形成传统。

第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组织出版这套丛书，也很有意义。

大家知道，中央启动了出版社转企改制工作。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更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生义文化事业改革发展的方向。目前，我国大部分出版社都已变成了企业单位，改革已取得初步成效。但是，我以为，转企改制确实解决了一大批长期困扰我国出版社发展的问题，但是也提出了一些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其中最重要者，就是如何兼顾学术品位和商业价值，如何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之间寻得平衡。在我看来，目前有些兄弟社的做法还可商榷。这些社非常迅速地把自己变成了商业单位，有的甚至改组上市，成为公众公司。在这种新的产权结构下，出版社的社长、总编们现在每天开门不是找课题、编书稿，而是要看房地产资讯、看股票价格、看央行利率，忙于资产的保值增值。我觉得，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出版社转制的战略决策，目的并不是让我们的出版家们变为企业家；中国固然缺少文化产业的企业家，但更缺少服务学术、引领学术发展的出版家。

从规模上说，我院的几家出版社均非大社。我们五家社的资产净值不足一亿，同时，我们也没有非常直接、明显的商业优势存在，也没有发行的网络优势。在这种新的竞争局面下，我们何以安身立命呢？我以为，还是要在做学术方面下工夫。邬书林副署长提供了一个信息，统计显示，2010年全球出版行业中，经济效益最好的是那些专注于出版学术著作的老牌出版社。这一事实告诉我们，专注于出版学术专著，其社会效益当然被摆在第一位，但其经济效益也能够非常可观。换言之，在出版业中，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完全可以统一的。这就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应当向学术精品要经济效益。我想，学术著作能产生可观经济效益的基础，在于出版物是精品，为人们学习、研究不可或缺，并成为读书人案头必备之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这套书，应当成为一个尝试，我们应当精心组织，使之产生经济效益。如果这套书能有良好的经济效益，那就说明我们这个模式对路。照此发展下去，我们就不会辜负党中央关于文化体制改革、关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要求，不辜负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对我们的期望，不辜负中国社科院党组对我们的期望。

　  关于这套书，我有一些粗浅的评论和建议。第一，丛书的学术规范仍应进一步完善，包括学科分类、术语、范畴、引文和注释。第二，更牢固地确立国际眼光。我们的目标是做出具有世界水平的学术，因此，展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最精、最新成果，让国际同行能够读得懂，是两个基本要求。我们必须尽可能寻找与世界学术发展的交汇之处。第三，对历史的回顾，从来不是为了记录历史，因此，加强评论可能很有必要。

　  总之，这套书的推出开了个好头。希望今后有更多的探索。我们期待着我院各出版社推出更多的好书，同时产生较好的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