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历史决议与新中国史研究笔谈

　　［编者按］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成绩斐然，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随着新中国历史的向前推进，新中国史研究也呈现出可喜局面。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促进新中国史研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对新中国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2021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这是党的历史上通过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为新中国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和根本遵循。为进一步学习领会决议精神，更好地推进新中国史研究，推动新中国史“三大体系”建设，本刊特邀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研究员杨凤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朱汉国，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研究员宋学勤，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金光耀等长期耕耘在新中国史研究与教学领域的学者，从大历史观、方法论、叙事体系、时空观念等角度撰写了相关文章，以飨读者。

　　2021年11月，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三个历史决议），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全面梳理了党的百年奋进的历史，系统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第三个历史决议不仅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政治和历史意义，而且对于我们认识历史发展、总结历史经验、探求历史规律，尤其是对新中国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第三个历史决议昭示的史学认识和方法，为新中国史研究树立了典范。

　　大历史观为我们多维度审视新中国史提供了范本

　　所谓大历史观，就是将历史置于长时段、远距离、宽视野来探究其发展过程、特征及其趋势。大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体现。唯物史观使历史学成为一门科学，突出的贡献即基于长时段社会矛盾运动的考察，揭示了人类社会形态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历程，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客观基础及其发展规律。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曾指出：“马克思的天才，马克思的影响经久不衰的秘密，正是他首先从历史长时段出发，制造了真正的社会模式”。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始，就以唯物史观作为认识历史和社会的理论基础。早在1921年1月，毛泽东在致蔡和森的信中便明确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在领导中国革命实践的过程中，毛泽东通过对中国社会矛盾演变的长时段考察，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为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进程中，习近平在多种场合倡导全党要树立大历史观，认识中国历史和文化，提高治国理政能力。2018年5月4日，他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指出：“只有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才能透视出历史运动的本质和时代发展的方向”。12月18日，他又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提出了大历史观，指出：“以数千年大历史观之，变革和开放总体上是中国的历史常态”。在负责起草第三个历史决议的过程中，习近平明确指出：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要坚持正确党史观、树立大历史观，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第三个历史决议在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时，始终坚持大历史观，从宏观上、整体上把党的历史置于历史发展的长河和广阔的空间背景来分析，全面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第三个历史决议昭示的大历史观，为我们多维度审视新中国史提供了范本。

　　大历史观要求我们从长时段、远距离、宽视野来审视新中国的历史发展，探析新中国史发展内涵，揭示新中国史发展趋势，评价新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

　　第一，新中国史是五千多年中国历史的接续。中国历史悠久，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经过数千年历史积淀而形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不畏艰险的拼搏奋斗精神，成为新中国历史发生、发展的文化底蕴和不竭动力。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近代革命文化的基础上，实现了中华文化的创新和发展，迸发出巨大的社会创造力。经过70余年的砥砺奋进，新中国已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实现了腾飞。自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国人民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中国史已进入悠久中国历史上最炫丽的时期。

　　第二，新中国史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关于新中国史与党史的关系，至今学界仍有不同的认知。一种观点认为二者有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目标，应加以严格区别；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由于新中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发展的，在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新中国史就是党史。究竟应如何认识新中国史与党史之关系？大历史观为我们提供了辨析二者关系的视角。无论新中国史还是党史，都不是孤立发展的，二者之间是互相包纳的。我们既可在新中国史视域中审视党的领导力、执行力对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意义，也可在党史视域中检视新中国发展对党史的重要意义。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在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所开展的实践活动，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成功经验，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既能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也能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大历史观观之，新中国史既是党百余年来奋斗史的辉煌篇章，同时又对党史叙事提供了有益补充，彼此共同书写了百余年来党的光辉历史。

　　第三，新中国史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中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俄国十月革命创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十月革命影响下，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马克思主义观察国家发展道路，决定“走俄国人的路”。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创建了新中国，并成功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制度。新中国的成立，不仅壮大了世界社会主义阵营，而且显示了社会主义强大的生命力。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尽管也经历了极其曲折的过程，尤其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中国经受了考验，顶住了多方压力，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新中国70多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令世界看到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希望与前景。

　　第四，新中国史是当代世界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在人类历史上，新航路开辟后世界开始连成一体。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充分表明，各国的发展都不是孤立的。各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发展，既受世界大环境的影响，反之也影响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纵观新中国70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历史，应该说，中国的建设成就一方面受益于借鉴世界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和发展中国家的互助，另一方面，中国在建设和发展中开辟的新道路、提出的新方案，尤其是中国庞大的经济体量、强大的综合国力和先进的国家治理模式也极大地推动了当今世界历史进程。70多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不能离开中国。

　　总之，第三个历史决议昭示的大历史观为我们全方位、多视角审视新中国的历史方位提供了范本。

　　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创建了新中国史研究新范式

　　自美国学者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阐述范式理论后，范式问题逐渐成为学术界讨论的一个关于研究方法的话题。如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经常会听到“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冲击与回应范式”“国家与社会范式”等。这些范式从不同视角考察中国近代历史的演进，促进了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不断深化。史学研究范式涉及从何种视角来观察历史进程，涉及历史发展的主题、历史研究体系、历史叙事方式等一系列问题。目前，新中国史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两种研究范式：

　　一种是从国家发展史视角来观察新中国历史进程，可称之为“国史范式”。对此，程中原认为，新中国史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巩固和发展的历史”。朱佳木则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一文中更加详细阐述了新中国史研究的对象、内容及发展主线。他认为，新中国史“是中国历史的现代部分或当代部分”，其研究对象就是“1949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之内（包括领空、领海、岛礁）的社会及社会与自然界相互关系发展变化过程”，其研究内容“不仅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科技、教育、文化、外交、军事等内容，也包括人类活动造成的生态灾害，或气候异常、地震、泥石流等等给人类造成的自然灾害”。新中国史研究就是“通史研究”，其发展主线不是单线条的，至少有三条，即“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争取早日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三条主线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共同影响和左右着新中国史的发展。应该说，现今出版的有关新中国通史类著作大多秉持“国史范式”来构建其研究体系，阐述新中国史的演进脉络。如当代中国研究所著的五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各卷内容基本是按通史体例来构建其框架，内容涉及新中国政治、经济、外交、国防、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

　　另一种是从社会主义建设史视角来观察新中国历史的演进，可称之为“社会主义史范式”。对此，李力安认为，新中国史“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史”。张启华则进一步指出，新中国史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把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历史”。在现今出版的有关新中国史著作中也不乏持“社会主义史范式”来阐述历史发展进程。如郭大钧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全书三章的题目分别是“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可见，该书中新中国史的主线就是社会主义发展史。

　　第三个历史决议基于唯物史观，以历史大视野，把百年党史和七十余年新中国史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揭示了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主题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而创造性地提出了党史、新中国史研究的新范式。我们可把这种研究范式称之为“中华民族复兴史范式”。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第三个历史决议把新中国70多年的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一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二是从改革开放到中共十八大召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三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各项建设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纵观70多年的新中国史，就是一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其进程中的三座丰碑。

　　1949年新中国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新中国的成立，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中国发展从此开启了新纪元”。此后，在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下，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实现了从落后的农业国向先进的工业国的历史性转变，并逐步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新中国史之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意义，就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物质基础。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又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实践证明，改革开放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之路：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突破口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从兴办深圳等经济特区到上海浦东开放开发，从搞好国营大中小企业到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从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等等，这一系列改革开放举措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使人们摆脱贫困并富裕起来，综合国力得到了极大提升。从改革开放后到中共十八大，新中国史之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意义，就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2012年中共十八大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又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牢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使命，提出了一系列新理论新思想新战略，制定了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推动新中国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进程。

　　第三个历史决议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创建的“中华民族复兴史范式”，对我们准确把握新中国史的主题，构建新中国史的主线，进一步深化新中国史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

　　基于正确党史观提出了可资新中国史研究的方法范例

　　正确党史观是学习和研究党史的基本观点和方法。第三个历史决议运用正确党史观对党的百年奋斗伟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可资新中国史研究利用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范例。

　　（一）用具体历史的、客观全面的、联系发展的观点看待历史

　　早在1942年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在谈到如何研究党史时就明确指出：“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邓小平认为：“每个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只有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和总结，才有好处”。2021年2月，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也明确指出：“要树立正确党史观”；“唯物史观是我们共产党人认识把握历史的根本方法”。在负责起草第三个历史决议过程中，习近平更是强调要以正确党史观来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用具体历史的、客观全面的、联系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党的历史”。

　　用具体历史的、客观全面的、联系发展的观点看待历史，既是研究党史的基本观点，也是研究新中国史的态度和方法。例如，要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我们就必须坚持上述观点和方法。一方面，我们要用具体历史的、客观全面的观点评价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决不能用改革开放后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去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应该看到，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了剥削制度，通过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我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坚实的制度基础、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用联系发展的观点去认识这两个历史时期的内在统一关系。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的方针政策及实践层面有很大的区别，但两者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对立的。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区别并不是社会基本制度的区别，不是领导国家建设事业核心力量的区别，更不是国家建设目标的区别。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实行的都是社会主义制度，领导国家建设事业的核心力量都是中国共产党，国家建设目标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都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用辩证的、联系发展的观点去看待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两个历史时期都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不可或缺的。没有改革开放前打下的理论基础、制度基础和物质基础，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难以起步。但没有实行改革开放，并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社会主义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也不可能取得如此伟大成就。

　　（二）要准确把握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

　　毛泽东在谈到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时曾指出：“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毛泽东要求我们重点研究党的路线和政策，实际上就是要求我们在研究党史时要重点把握好党史的主题主线。习近平在谈到如何树立正确党史观时也明确指出：“要坚持以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和党中央有关精神为依据，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准确把握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是正确党史观看待历史的基本态度和方法。第三个历史决议基于正确党史观准确把握了党百年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为我们如何研究新中国史提供了方法范例。研究新中国史，不能局限于个别细枝末节，而要准确把握新中国史的主题主线。那么，什么是新中国史的主题主线呢？

　　如前文所述，第三个历史决议已经昭示了新中国史的主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构成了新中国史的主线。目前，学术界关于新中国史的主题主线仍有不同认识。例如，有观点认为新中国历史发展的主题就是建设现代化国家，新中国史就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如从现代化视角来看，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建设工业化国家目标的提出、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四化”建设的开展，到改革开放后“小康社会”的建设，尤其是中共十八大后中央关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建设现代化国家也的确是新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

　　历史发展的主题究竟是一个还是可以多个？历史发展的主线究竟是一条还是可以多条？邓小平在谈到世界时代主题时曾指出有两大主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由此，我们也可理解新中国史的主题可以有多种表述，主线也可以多条呈现。笔者认为，这些主题是互相联系的，主线是并行不悖的。不同历史主题的表述，只是观察历史发展的视域不同、视角不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主题主线下，实际上蕴含了社会主义建设和现代化强国建设的主题主线内容。但不论何种表述，新中国史研究必须准确把握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不拘泥于个别细节，这是我们研究新中国史的基本态度和方法。

　　（三）要正确对待历史前进道路上经历的失误和曲折

　　历史发展道路并不是一路平坦，总会经历一定的崎岖与曲折。党在领导全国人民奋进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经历了失误与曲折。如何正确对待党在历史前进道路上经历的失误和曲折？习近平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中明确指出，我们要“正确对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失误和曲折，从成功中吸取经验，从失误中吸取教训，不断开辟走向胜利的道路”。第三个历史决议秉持正确党史观，在充分论述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同时，能正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出现的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等给革命事业带来的教训，能正视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经历的“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等失误给建设事业带来的惨痛教训。第三个历史决议对党史上失误与曲折的正确认识，为我们深化新中国史研究提供了方法范例。

　　在新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我们取得了伟大成就，但也存在失误。新中国史研究该如何看待失误与曲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社会上有一种议论，认为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我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出现了一系列失误，因此错误地认为这一时期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主要是失误。有人更是把新中国历史描绘得漆黑一团，如我国台湾地区的高中历史教材对新中国历史并未能做实事求是的评价，无视新中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而是用大量篇幅渲染党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中的曲折和失误。为了贬低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其教材还故意把新中国的经济发展、人民收入、教育发展等数据截止到20世纪80年代。

　　能否正确认识新中国史上的成就与失误？这实际涉及能否准确把握新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问题。要正确看待新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失误与曲折，还是应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毛泽东在谈到如何认识党史上出现的错误问题时明确指出：“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分析态度”，笔者认为应包含以下几种：

　　一是要分析失误和错误的涉及面，是个别、局部现象还是普遍、全局性的问题。如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运动以及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出现的“过于简单划一”问题，只能算是个别的、局部性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虽在当时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但一经发现，很快得到了纠正，因而并没有影响我国土地改革的胜利完成，也未影响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但如“文革”的出现，时间之长、影响之广，则是全局性的错误，导致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发生严重曲折。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把“文革”与“文革”时期等同起来。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述：“文革”是“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但在“文革”时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因此，我们应当彻底否定“文革”，但不能简单地否定“文革”时期全体人民所做的必要工作和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更不能否定这一时期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二是要分析造成失误和错误的原因。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和曲折，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从客观上说，在“一穷二白”的农业大国进行建设，物质基础不够，为了发展工业，加大了对农业、农民的征收，这既影响了农村建设，也影响了我国工农业的协调发展。另外，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不够，缺少经验。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虽然在苏联的帮助下，我国很快恢复了国民经济秩序，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但在新中国前30年的建设和发展中出现的一些失误或错误，一定程度上是受苏联经验的影响。从主观上说，出现的失误与错误，与我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有关。应该说，因主观因素导致的错误是可以避免的。这也是我们在新中国史研究中需加以重点总结，要引以为鉴。

　　三是要把失误和曲折与同期所取得的成就置于同一历史时空中加以分析，并用联系发展的观点准确把握历史发展的主流。新中国前30年的历史中确实出现了一些失误与错误，但在同一历史时期内，我国仍取得了一系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如工业方面，经过连续几个五年计划，逐步建成了一批门类比较齐全的基础工业项目，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方面，通过兴修水利、农田基本建设、提倡科学种田，较大幅度提高了粮食生产水平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此外，在科技、国防、外交等方面也取得了卓越成就。因此，纵观新中国前30年的历史，我国确实出现了一些失误，有些失误甚至是全局性的。这些失误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其教训极其惨痛。对此，我们绝不能掩饰，否则我们难以吸取教训。但我们也不能夸大其影响，更不能由于前进道路中出现失误与曲折而全面否定新中国前30年历史。如果把新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和出现的失误置于新中国7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我们就不难看出成就是主要的，失误只是局部的。如果把70多年的新中国史比作一条历史长河，取得的成就就是主流，失误只是支流。纵观新中国70多年的历史，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展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取得伟大成就，始终是新中国史发展的主流。

　　伴随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程的推进，新中国已走过70多年历程，新中国史研究也经历了从初创、发展到繁荣的过程。如何深化新中国史研究，仍是我们史学研究工作者需进一步思考的问题。第三个历史决议是一篇正确认识、分析、总结、书写历史的经典文献，它昭示的史学认识、史学研究态度和史学研究方法，无不为我们深化新中国史研究树立了典范。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4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作者简介］朱汉国，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