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史研究学术史专题
［编者按］“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学术史是学术研究的历史，是对学术研究进展的及时反映，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当代中国史研究》自创刊以来，秉持“研史通变，资政育人”的办刊方针，密切关注当代中国史研究学术前沿，积极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深入探讨治国理政历史规律，科学总结当代中国成功经验，先后共刊发各类学术文章3000余篇，及时反映了当代中国史学术研究的进展。为继续推动当代中国史研究深入发展，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本刊特开设当代中国史研究学术史专题，推出系列笔谈文章。本期两篇学术史文章主题分别为近30年来当代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当代中国文化史研究三题。文章结合新时代新征程国史研究的新任务新要求，系统梳理了其研究进展及存在的问题，有助于准确把握相关领域发展现状，明确今后努力方向，加速推进国史研究“三大体系”建设，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国史学科知识体系。
近30年来当代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陈金龙
《当代中国史研究》创刊以来的30年，也是当代中国文化史研究逐步走向深化的30年，既有对当代中国文化史的总体研究，也有对当代中国文化史的具体研究；既有对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基本理论、方针政策的研究，也有对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实践成就、历史经验的研究。回顾近30年来当代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总体状况，展望未来当代中国文化史研究的重点和方向，有利于深化对当代中国文化史的研究。
总体研究概览
历史的发展具有连续性，当代中国文化史是一个整体。近30年来学术界对当代中国文化史研究取得的重要进展之一，就是对当代中国文化史的分期、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与方针政策的演进、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成就与历史经验进行了全面审视，呈现了当代中国文化史的总体样态。
（一）当代中国文化史的分期
当代中国文化史是正在延伸的历史，由于时间长度、下限的变化，不同时期的研究成果对当代中国文化史的分期存在差异。例如，刘仓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2期发表的《论新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分期》中提出，依据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以及文化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可将新中国成立60多年的文化发展分为六个时期，即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确立和初步建设时期（1949—1956年）、全面探索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时期（1956—1966年）、社会主义文化事业陷入灾难时期（1966—1976年）、文化领域完成拨乱反正和在改革开放中复苏发展时期（1976—1992年）、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建设新路子时期（1992—2002年）、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期（2002—2011年），并对每个阶段文化建设的中心内容、主要成就和本质特征进行了全面分析。《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发表范周等的《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文化建设回顾与展望》一文。该文根据新中国发展、改革开放进程以及外部环境变化，将文化建设分为四个主要阶段，即奠基期（1949—1966年）、停滞期（1967—1978年）、恢复期（1979—2000年）和繁荣期（2001—2019年）；认为不同时期的文化建设与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密不可分，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王彬等则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0年第1期发表的《新中国70年文化建设的进程与经验》一文中认为，新中国70年文化建设始终围绕社会主义制度展开：“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解决的是文化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问题，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解决的是制度确立后文化如何发展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解决的是文化发展如何更好地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进入新时代则着眼于文化建设如何更好地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里实际上依据文化建设的着力点，将新中国文化建设历史划分为四个时期。
当代中国文化史分期着眼已经成为历史的事实，不同阶段由于历史时间跨度不同，当代中国文化史的分期因此会存在不同看法，这实属正常现象。只有结合中国共产党历史分期、当代中国历史分期和当代中国文化史自身特点，才能科学划分当代中国文化史的发展阶段。
（二）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与方针政策的演进
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是确立新中国文化发展方针、制定文化发展政策的理论基础。《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10期发表杨凤城《新中国60年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理论与方针、政策研究》一文。该文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观经历了从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到为社会主义服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演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理论日趋理性和成熟，文化建设方针和政策进入系统化和与时俱进的新时期”。杨凤城领衔撰写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史》一书分上中下三编，对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发展的历史进行了整体呈现，其中，中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下编改革开放新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聚焦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思想史，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在文化问题上“为什么、是什么、怎样做”的认识演进和思想构成。2019年，冯子珈等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的历史演进及其基本经验》一文中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其发展主要经历了三大历史阶段：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奠基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创立与发展阶段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形成阶段”。《江汉学术》2020年第3期发表的李小波等《新中国70年党对文化战略地位认识的历史演进》一文则认为，新中国70年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在国家战略布局中地位的认识发生了几次重大变迁，历经四个阶段：“文化从属于政治阶段；文化与经济并行发展阶段；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生态协同发展阶段；文化上升为国家软实力阶段”；“这种历史性演变，充分说明了党对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与把握日益成熟，也使党对文化建设理论的认识上升到新的历史高度”。这些研究成果诠释了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内涵与演进的轨迹，揭示了新中国文化建设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
中国共产党是新中国文化建设的领导者，制定了指导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方针政策。张卫波在《理论视野》2019年第10期发表《新中国文化政策的源头、形成与发展》一文，认为新中国文化政策经历了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前夕，《共同纲领》的制定、通过，使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上升为全国性的文化政策。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为文化政策的调整指明了方向。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挫折之后，伴随着拨乱反正任务完成和改革开放事业开启，中国文化事业迎来了新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政策逐渐形成，并表现出明显的历史传承性和时代创新性。胡惠林则依据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新中国70年发展大历史、大逻辑，在《新中国70年文化政策发展的历史逻辑与基本特征》一文中将新中国70年文化政策划分为政治治理、经济治理和文化治理三个阶段。文化方针政策是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转化为文化建设实践的重要环节，直接影响文化建设的成效。这些成果对中国共产党文化方针政策的探讨，呈现了文化方针政策的传承、创新和实践转化。
（三）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成就
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奠定了重要基础。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时，蔡武主编的《新中国成立60年中国文化发展报告》，对新中国60年文化发展成就做了系统总结。具体包括全党全社会对文化地位作用的认识不断提高、文艺创作日益繁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初具规模、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文化遗产保护成效显著、中外文化交流日益活跃、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等。刘国新在《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与文化发展》一文中，以新中国成立之初、改革开放之初和世纪之交三个时段作为背景，撷取典型的文化现象和文化作品为例证，从一个侧面展现新中国60年文化建设的成就，诠释了文化推动社会进步、解放思想、引领时代风尚的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欧阳雪梅等主编的论文集《新中国70年文化建设成就与经验研究》，则对新中国70年文化建设的成就从不同维度进行了总结和评价。这些研究成果为总结新中国文化建设成就提供了基本思路，呈现了新中国文化建设成就的具体面相。
（四）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
在新中国成立50周年、60周年、70周年三个时间节点，学术界均对新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总结。
新中国成立50周年之时，周永生等在《新中国50年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一文中指出：文化建设要从增强综合国力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识其地位和作用；文化建设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同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的思想觉悟状况相适应；文化建设重在建设、务求实效；文化建设要求科学对待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化建设要坚持对外开放，吸收和借鉴对我有用的外来文化。这是基于新中国50年文化发展实践，对新中国文化发展经验的初步总结。
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时，刘国新在《论新中国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一文中从六个方面进行了总结：根本保证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根本目的是坚持以人为本，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根本要求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努力形成充满生机活力、有利于加快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关键所在是坚持把发展作为首要任务，统筹兼顾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强大动力是坚持解放思想、不断创新；重要条件是尊重文化发展规律，妥善处理文化发展中的重大关系。这是对新中国文化建设经验的系统总结。郝潞霞等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一文中将文化建设的经验概括为五个“必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文化的前进方向；必须充分认识文化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高文化自觉意识；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必须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必须按照文化建设的规律和特点，坚持和改善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这是基于新中国60年文化发展实践，对新中国文化发展经验的系统总结。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时，学术界对新中国文化建设经验做了进一步总结。例如，王彬等根据新中国文化建设的实践，在《新中国70年文化建设的进程与经验》一文中指出，文化建设要以制度为依托并服务于制度的完善、准确把握时空方位与社会主要矛盾转换、整体谋划并处理好目的性与工具性的关系、以人为中心、以人的全面发展为落脚点。冯鹏志在《新中国70年文化发展的历程与经验》一文中，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坚持中国特色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坚持推进文明交流互鉴为人类发展进步不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四个方面，对新中国文化建设经验进行了总结。冯子珈等则基于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演进历程总结了新中国文化建设的经验，即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方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基本方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导向、中华文化创新发展的根本立场等。这些经验总结视野更为开阔，体现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特点和规律。
具体研究进展
近30年来，学术界在对当代中国文化史进行总体研究、宏观把握的同时，也进行了分时期、分领域、分人物的具体探讨，由此使当代中国文化史研究走向微观、走向深入。
（一）分时期的具体研究
对当代中国文化史分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新中国成立初期是文化转型、文化发展奠基的时期。杨凤城在《党史研究与教学》2008年第2期发表《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文化转型研究》一文，从文化转型的角度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建设的成就，认为1956年前后马克思主义作为文化建设、学术研究、艺术创作的指导思想地位已牢固确立，新的文化范式初步奠定，文化转型初步告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12期发表杨俊的《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文化建设的历史实践》一文。该文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实践的走向是向社会主义文化过渡，从允许非无产阶级思想在一定范围内合法存在，逐步走向批评这些思想的错误，最终明确要求批判和肃清这些思想。由于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文化问题的高度关注以及文化发展的相对独立性，这种文化过渡不仅具有特殊的内容和方式，而且具有先导性，对以后的文化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欧阳雪梅则在《新中国初期新文化建设成就及其经验》一文中将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建设成就归纳为五个方面，即保障了人民的文化权益、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创作了熠熠生辉的新中国文艺经典、举全国之力实施大型文化工程、构建中国话语和塑造中国精神。消除国外文化影响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建设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彭学宝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改造外国在华文化事业研究》一书中系统研究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改造外国在华文化事业的历史，并对其积极作用、历史经验、局限与不足进行了评价。宋佩玉等则在《消除文化霸权：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上海美英电影公司的监管与清理》一文中，考察了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消除美英电影公司文化霸权的历史。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欧阳雪梅在《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9年第12期发表的《新中国初期新文化建设成就及其经验》一文中将其概括为四个方面，即“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是关键、发扬道德模范示范作用、建设人民的文化、‘文贵创新’”。这些研究成果呈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改造、文化建设的历史，凸显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建设的奠基作用。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是新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学术界对此关注度较高，阐释了改革开放对于促进文化观念变革、文化思想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等方面的作用。例如，《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7期刊发了杨凤城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的宏观审视》一文。该文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逐步走向活跃、多样（多元），实现了由直接办文化到管文化的理念和领导方式的转变、由计划经济时期的一元文化向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多元文化演进。《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8年第12期刊发欧阳雪梅的《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文化建设》，则从文化领域拨乱反正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区分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等方面，总结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文化建设的成就。此外，还有学者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政治文化、政党文化、法律文化、大众文化、体育文化、流行文化的嬗变。这些研究成果呈现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文化发展的成就，展示了改革开放对文化发展的推动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当代中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学术界对于新时代的文化思想、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安全和文化产业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研究。例如，王彬等从提出以“三种文化”为基础的文化自信、全方位推进以文化强国为目标的文化创新、实施文明互鉴的文化走出去战略三个方面，总结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成就。王广友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文化观进行了系统分析，诠释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文化观的根源、时代蕴涵、战略价值和世界贡献。石文卓则在阐释中国文化安全的理论基础、思想源流之后，梳理了中国文化安全理论与实践探索的历史进程，对新时代中国文化安全建设的时代意蕴、现实挑战和新时代中国文化安全建设的路径选择进行了系统研究。2024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研究阐释工程重大项目成果——《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报告：走向全面繁荣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伟大飞跃、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蓬勃生机、推动中华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全面繁荣、建设高水平的数字文化中国、人民文化实践的主旋律和新交响、在文明交流互鉴中丰富发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方面，全面展示了新时代文化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成就。这些研究成果回溯了新时代文化发展的历史，从文化维度展现了新时代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
（二）分领域的具体研究
新中国文化建设涉及诸多领域，其中，文化管理体制改革、文化产业、文学艺术、对外文化交流与传播等都属于文化建设的范畴，成为近30年来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
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改革是我国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蒯大申等在《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建设的成就与历史经验》一文中认为，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在领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构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体系、建立社会主义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体系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倪鹤琴在《新时期中国文化体制改革探寻》一书中专门探讨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文化体制改革，论述了文化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文化体制改革的演进、文化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等。蔡武则在《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及理论创新》一文中，考察了从中共十六大做出文化体制改革决策部署到2014年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由点到面、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的过程。对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历史的追溯，丰富了我国体制改革历史的内涵，从一个侧面诠释了改革的策略和行为方式。
文化产业是新中国文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对此，蔡尚伟等在《论新中国文化经济及文化产业政策的演变》一文中提出，文化经济及文化产业政策演进的基本路径与国家的文化及经济体制相吻合，历经从计划性管制调控向政府引导与市场调整相结合演变，实现了从自发到自觉、从“全面封闭”到“逐渐开放”、从单一到多元、从“政府主导型”到“政府与市场二元推动型”的发展转变。韩晗则在《拓新·立新·创新：新中国文化产业七十年》一文中认为，与新中国同步的文化产业史可以分为奠基期（1949—1978年）、繁荣期（1978—2012年）与引领期（2012年以来）。其中，奠基期实现了由点到面、从多地到全国、从星星之火到体系完备的质变，完成了新制度与新导向的确立；繁荣期文化产业逐渐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激活了民营经济的力量并融入、开拓、培育了国际市场；引领期中国文化产业逐步建立了创新体系，文化产业日渐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引擎，而多元化的资本结构则将推动中国文化产业进一步发展壮大。这些研究成果呈现了新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历史、特点与成就。
从文化空间而言，新中国文化建设可从城市和农村分别进行考察。总体来看，学术界对于农村文化建设研究较多。例如，高斐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乡村文化重建与新农民塑造》一文中提出，新中国成立初期，通过普及科学文化教育、丰富农民文化生活、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等进行乡村文化重建，塑造了新中国农民的新形象。具体表现在：农民主体意识增强，政治参与能力提高；摆脱遗风陋俗，形成社会新风尚；树立集体主义观念，增强社会主义认同。沙垚则在《新中国农民文化主体性的生成机制探讨——基于20世纪50年代关中农村皮影戏的实证研究》一文中，提出了“组织—动员—参与—建构”的农民文化主体性生成机制。这些研究成果从不同侧面还原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文化建设的历史，呈现了一些以往研究关注不够的历史细节。
文学艺术是文化的重要领域。对此，周晓风从文化阐释的角度，在《新中国文艺政策的文化阐释》一书中对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文艺政策的历史形态、结构体系、文化内涵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从结构上把新中国文艺政策划分为“典型的文艺政策文本”“准文艺政策文本”和“超文艺政策文本”三种历史形态。此外，也有学者研究了新中国文化政策与少数民族音乐舞蹈艺术的发展、博物馆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化建设等。这些研究成果从不同侧面展现了新中国文学艺术发展的历程与成就。
对外文化交流与传播是新中国文化建设的着力点之一。有学者对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历史、对外文化交流与新中国外交等进行了研究。例如，李培以1954年日内瓦会议为界，将1949—1966年中国文化外交中的戏曲交流活动分为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交流和与世界各个国家的广泛交流两个阶段，认为戏曲艺术分别采用了突出技巧为主的碎片化“身体叙事”和整体化的现实主义叙事两种策略，不但使戏曲艺术形成了“文武兼备”的表演状态，而且让海外各国认识到了中国发展的新气象、中国人民爱国爱家的新思想和对民族艺术的继承与创新。杨悦则在《新中国文化外交70年——传承与创新》一文中提出，文化交流、文化外交经历了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府领导、以革命宣传为导向、单向展示性文化输出，到以政府统筹、社会参与、官民并举、市场运作为方针，以人际交流为抓手、以价值观传播为主要内容、以文化产业和新媒体技术为手段的多层次、内外联动的双向文化交流的转变。这些研究成果呈现了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与传播演进的历史，诠释了对外文化交流与传播的社会功能。
此外，对于新中国文化建设的其他领域，如教育、体育、电影、电视、出版、图书馆、博物馆、博览会等，学术界也分别进行了研究，丰富了当代中国文化史的内涵，呈现了新中国文化发展的多元谱系。
（三）以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主体的具体研究
新中国文化建设是在党和政府领导下进行的，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直接领导、参与并见证了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不少研究成果聚焦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新中国文化建设做出的历史性贡献。
毛泽东对新中国文化建设做出了奠基性贡献，学术界关注较多。例如，欧阳雪梅在《毛泽东与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一文中，将毛泽东对新中国文化建设的贡献总结为四个方面，即明确了文化建设在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中的战略地位、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领域的指导地位、提出了“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的文化建设基本原则、制定了指导文化建设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杨俊在《论毛泽东对新中国文化建设队伍基本状况的分析》一文中认为，毛泽东对新中国文化建设队伍内部各阶级阶层的政治属性、思想状况、历史作用、社会影响等进行了深刻分析，对新文化建设队伍整体状况做了基本的政治估量，形成了如何造就宏大的革命文化工作队伍和建立文化工作统一战线等问题的科学认识，成功解决了新中国文化建设的首要问题。罗嗣亮则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以我为主”学习外国文化的战略思考》一文中提出，在经历“一边倒”地学习苏联文化并产生一些偏差之后，毛泽东强调必须在学习外国文化与坚持独立自主之间寻求平衡，应当“以我为主”学习外国文化。这些研究成果深化了对毛泽东与新中国文化事业的研究。
周恩来对新中国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对此，周建超在《周恩来与新中国政治文化建设》一文中提出，面对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政治文化多元并存的复杂局面，周恩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共产党执政活动的实际，在新中国政治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方针以及政治文化发展的实践路径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梁晓君在《塑造新中国形象——试论周恩来的文化外交》一文中提出，周恩来创造性地运用多样化的文化载体，开展卓有成效的文化外交，为塑造新中国形象、改善国际舆论、打开新中国外交局面做出了杰出贡献。张星星则从制定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建设方针、促进新中国文化队伍大团结、组建新中国文化事业领导机构、推动新中国各项文化事业发展、提出和贯彻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五个方面，梳理了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对文化建设的高度关注和卓越贡献。这些研究成果拓展了周恩来与新中国文化事业的研究。
邓小平对新中国文化建设同样做出了重大贡献、产生了深远影响。对此，欧阳雪梅将邓小平的贡献概括为四个方面，即以巨大的勇气完成文化领域拨乱反正的任务，进行文化政策调整；把握时代主题，指出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尊重文化发展规律，强调知识分子的作用；从世界视野审视中华文化，推动文化的对外开放。杨凤城则从关于文化与政治关系的思考及其在“历史长时段”内的意义、从高扬革命理想主义到把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的道德建设思想、从关注文化与社会思潮通过反倾向斗争掌控思想文化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等方面，总结了邓小平对新中国文化发展的贡献。这些成果深化了邓小平与新中国文化事业的研究。
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内涵之一。对此，张远新在《江泽民文化思想研究论纲》一文中系统阐述了文化旗帜论、文化综合国力论、文化中国特色论、科学技术论、哲学社会科学论、文化创新论、文化超越论等内容。王建辉则在《江泽民文化思想初论》一文中，探讨了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及实践的继承与发展、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等诸多问题。这些研究成果深化了江泽民与新中国文化事业的研究。
中共十六大以后，胡锦涛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对此，闫会心在《试论胡锦涛文化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一文中认为，胡锦涛对文化发展的重要论述主要包括文化发展的地位和作用、方向和目的、动力和思路、主体和保障等，指引着我们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李新芝则提出，胡锦涛对文化建设创新的重要论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建设‘和谐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创新’是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动力支持”。这些研究成果深化了对胡锦涛与新中国文化事业的研究。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文化问题提出了坚定文化自信，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两个结合”，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等原创性表达、原创性概念。习近平文化思想正式提出之后，学术界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逻辑、核心要义、体系结构、鲜明特征、实践要求、理论价值、世界意义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研究，充分展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创新和实践魅力。例如，辛向阳从关于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关于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关于“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关于新的文化使命、关于坚定文化自信、关于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关于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等11个方面，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系进行了勾勒和概括。项久雨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特质，概括为人民性、系统性、独创性、世界性的有机统一。罗文东等则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历史地位、理论贡献和指导意义》一文中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党领导文化工作的历史经验和伟大成果的理论总结，极大地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本质规律的认识，不仅在党的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史和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而且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史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第二个结合”不仅是又一次思想解放，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而且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成熟的标志，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新境界。这些研究成果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体系、特点、地位等进行了探讨，有助于从总体上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化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认识。
研究的特点及其展望
近30年来，学术界对当代中国文化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形成了一些研究特点、研究风格，也留下了诸多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研究的特点
当代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时段逐步延伸、研究视域逐步拓展，实现了总体研究与具体研究、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的有机结合，并体现了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优势。
总体研究与具体研究相结合 近30年来恰逢新中国成立50周年、60周年、70周年，学术界对当代中国文化史的研究，重视从总体上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建设的历史过程、历史成就、历史经验。在进行总体研究时，能以大历史观评价新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将文化史置于新中国史的整体中进行分析，结合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外交等方面进行评价。同时，当代中国文化史的总体研究是建立在具体研究基础之上的，学术界对于当代中国文化史分时期、分领域、分人物进行研究，呈现出当代中国文化史的具体面相，为当代中国文化史的总体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撑。
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相结合 思想理论是制定方针政策的基础，制定方针政策的目的在于指导实践，当代中国文化史是理论与实践交织、变奏的历史。当代中国文化史研究既注重中国共产党领导新中国文化建设思想理论、方针政策的研究，更重视思想理论、方针政策向实践转化的研究，对新中国文化建设成就、经验的总结，实际上是对新中国文化建设实践效果的评价。
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相结合 当代中国文化史既是历史也是现实。学术界对当代中国文化史的研究，首先着眼于依据历史文献尽力还原历史真实，呈现当代中国文化史的历史面相。与此同时，当代中国文化史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一方面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正在进行的文化建设实践纳入研究范围，延伸研究的下限；另一方面注重总结历史经验以启迪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实践，或者基于历史回答新时代文化建设面临的现实问题。如此，当代中国文化史研究具有鲜明的现实取向。
多学科视野、理论和方法的交叉融合 文化本身涵盖多个领域，可从不同学科、不同维度进行研究和阐释。参与当代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学者，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学、中共党史党建学、文化学、哲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艺术学、教育学等学科，不同学科视野、理论和方法的交汇，推动当代中国文化史研究不断走向深入。
应当承认，近30年来学术界对当代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将当代中国文化史研究推向了新的阶段。然而，由于史料、认知、方法的局限，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有待强化。例如，学术界对于新中国文化建设过程中如何实现“第二个结合”，如何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历史的维度关注不够、研究较少。又如，学术界对新中国文化建设的经验讨论较多，上升到规律层面进行总结的较少。再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文化建设提出了不少新任务、新论断，这些问题都有其历史渊源和历史基础，学术界对此关注和研究有些滞后。
（二）相关展望
新中国文化建设的历史在不断延伸，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文化建设面临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艰巨任务，需要当代中国文化史研究提供理论借鉴和经验启迪。
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研究 新中国文化建设是在复杂国际国内背景下进行的，文化领域的博弈和较量是国际斗争的重要方面，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构成要素。全面总结新中国文化治理的制度建构、治理方略、治理过程、治理效果，总结新中国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有效举措与历史经验，是当代中国文化史研究不容忽略的课题。
中国文化发展规律研究 文化发展有其内在规律，受规律支配和制约。那么，新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是什么，如何从党的文化领导权、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关系、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的关系等方面提炼归纳新中国文化发展规律，需要学术界深入思考和升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两个结合”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方法，在新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是如何展开的，需要深入研究，以呈现“第二个结合”的历史脉络。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那么，在改革开放、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方法、内容、成就、经验是什么，需要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使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相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明而言的，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建设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过程。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维度对新中国文化史进行审视，追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目标定位、方针政策、具体举措、历史成就、历史经验，有利于推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拓展当代中国文化史研究的空间。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研究 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任务。这一任务既是现实，也是历史。新中国成立后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改革开放后的理论实践探索、经验总结，实际上都蕴含着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命题，也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重要基础。从历史的维度进行总结，是当代中国文化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研究 文化在传播中发展，通过传播推动文化交流，实现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相互借鉴和吸收，是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新中国文化发展的过程，也是中国文化逐步走向世界的过程。新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内容、途径、方法、效果，如何提升中华文明对外传播力影响力，是当代中国文化史研究需要重视的问题。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引进外来文化的举措、成效、经验与教训等也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总之，当代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从历史文献出发，时刻保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文化发展态势的关注，就能发现当代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新问题、新领域，以不断推进对当代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在呈现历史真实的同时，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既总结了新中国文化建设、文化发展的实践经验，也是新中国文化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为研究当代中国文化史提供了理论视域和理论指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有利于学术界展开对当代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有利于拓展当代中国文化史研究的视域，实现当代中国文化史研究理念、路径和方法的创新。
［作者简介］陈金龙，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研究”（23ZDA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4年第3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