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的理论探索

　　编者按：从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到2019年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再到2019年6月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研究中心，史学界围绕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展开了热烈讨论，发表了不少论著，取得了积极的建设成果。随着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研究蓬勃发展，如何避免该研究的泛化、虚化和碎片化现象，如何从理论与实践上真正推动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走深走实，值得深入思考。为此，本刊特邀四位专家，围绕中国近现代史“三大体系”建设的思路与方法、中国特色史料学知识体系建设、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的内生动力与外部推力，以及发掘和利用中国历史上的统计资料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等问题进行讨论，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提供思考与启发。　　

中国特色史料学知识体系建设

张秋升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以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以下简称“三大体系”）建设为主要内容和基本依托。对于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的建设问题，近年史学界已进行了广泛讨论，取得了多方面成果。这些成果对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的学术价值、现实意义、建设目标、实现路径甚至具体操作多有论列，其中特别关注“话语体系”。人们不但高度关注“话语体系”的理论构建，批判反思“西方中心论”，而且对民族国家、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经济史、中国城市史等“话语体系”的构建深入讨论，以期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学话语体系。近期，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的建设与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相汇合，将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的思考向纵深推进，或从史学史的角度，结合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来讨论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或以自己的亲身学术实践探究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但是，对史料学这一历史学的基础学科，尚未有对其“三大体系”建设以及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进行系统思考和探讨者。本文尝试对此进行初步思考，以期对建构中国特色史料学知识体系有所助益。

　　一、史料学的发展与现状　

　　史料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各种各样的痕迹，我们只有依据史料才能认识、解释、建构、编纂历史。史料学就是研究史料的搜集、整理、鉴别和运用的一门学科，它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在整个历史学知识体系中占有基础性地位，故而我们认为它是历史学中的一个基础学科。

　　史料与历史学相伴而生，史料学最初就包含在历史学之中，并随着历史学内部分工的日益细致，逐渐独立为历史学中的一项专门学术。进入20世纪，在中西古今史学交汇之际，史料学作为一个学科确立起来。凡是以“史”为名的学术或涉“史”学科，都必须以史料为基础才能开展研究，史料学对史学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但是，较之史料搜集、整理、鉴别、运用等史料学的长期和广泛的实践，包括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在内的史料学知识体系的自觉建构则显得滞后和不足。20世纪上半期，史料学问题往往包含在史学概论、史学方法论一类的书中，学科意识不强，至今仍有不少此类著作中列有史料学的专章。1949年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家开始自觉地进行史料学体系的建设，其中有的是学术呼吁，有的则是具体探讨和设计。但是，迄今仍然没有一部全面反映史料学知识体系的通论性著作，这说明史料学的知识体系建构还处于发展完善之中。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的提出并付诸实践，将推动史料学知识体系的建构踏上一个新台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20世纪以来，因七科之学代替了四部之学，各学科的历史分属各学科编纂，如文学史、哲学史都有史料学的问题，这些涉“史”学科也各有自己的史料学著作。本文所言史料学不止局限在历史学学科内部，而是包括所有涉“史”学科的史料学，其中重点考察文史哲三大涉“史”学科的史料学。

　　20世纪以来的史料学，在史料的搜集、整理、鉴别、编刊、运用等多个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对史料学史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对史料学的理论方法的探讨相对薄弱，在史料学知识体系建构方面也有较大空间。这是当前史料学的总体状况。就取得的成就而言，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各通史、断代史、专史等学术领域，整理出版了大量史料文献。形式上有史料汇编、史料选编、史料丛刊、史料专刊等。比如，20世纪上半期的四大新发现的史料，甲骨史料、敦煌史料、内阁大库档案史料、西北汉简史料等，均进行了研究和编刊；20世纪后半期以来的古代各类典籍的整理出版，近代史资料丛刊、专刊等文献的搜集、整理与出版，历史学各分支学科的相关史料汇编等，都是史料学成就中的荦荦大者。这些属于史料学实践方面的巨大成就。其二，出版了各史的以“史料学”或类似命名的著作。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这类著作大约一百部，如通贯性的有《中国古代史史料学》《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中国文学史史料学》《中国语言文字学史料学》等，断代的有《唐史史料学》《清史史料学》《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学》等，专门的有《中国现代革命史史料学》《青海史史料学》《汉文南亚史料学》等，史料学理论类的有《史料与史学》《史料和历史科学》《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批判的理论与方法》等，史料学史类的有《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史论》《当代中国近代史史料学研究》等。此外，还有翻译的国外的史料学著作，如苏联柳勃林斯卡娅的《中世纪史料学》等。其三，出版了一些以史料学理论和方法为主要内容的著作，并对史学界影响较大的一些理论与方法进行了广泛探讨。相关的著作有：翦伯赞的《史料与史学》、胡厚宣的《古代研究的史料问题》、谢国桢的《史料学概论》、荣孟源的《史料和历史科学》、齐世荣的《史料五讲》、金宏宇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批判的理论与方法》等。这些著作也多以史料的利用为学术宗旨，如谢国桢的《史料学概论》，严格来说，类似于历史文献学概论之类的著作。对于史学即史料学、二重证据法、史源学等，都有较多的探讨。其四，成立了一些史料学学会。例如，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等。这些史料学学会，搭建了史料学学术平台，促进了学术交流。其五，兴办了一些学术刊物。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近代史资料》、全国政协和各级地方政协编印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等。这些辑刊资料挖掘并保存了历史信息，服务于历史研究者的需要。

　　二、当前史料学存在的不足、问题及其成因

　　史料学发展到今天，由于自身及外在的各种原因，存在以下不足及问题。

　　其一，缺乏一部成体系的史料学理论专著或《史料学通论》。上面提到的翦伯赞、胡厚宣、荣孟源、齐世荣等人的著作，严格来讲，并未构成一个完整的史料学知识体系。金宏宇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批判的理论与方法》一书，是史料学理论方法方面的最新成果。作者自言，这是一部方法论的著作，“本书主要讨论史料问题和史料研究方法问题，所以可视为一部现代文学史料学或文献学著作，多半参照或仿效历史史料学、中国古典文学史料学”。该书的导论部分，比较集中地表述了作者对史料学的看法；第一、第二章的“史料批判”“史料分类批判”，以及第八章“考证方法批判”，多有理论和方法的新见；其他各章讨论的是辑佚、版本、校勘、目录、注释、汇编等问题，这似乎还是一个历史文献学的架构。安作璋主编的《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第一编“史料学引论”，讲的是史料学理论问题”，共分为五章，史料、史料学、史料学和历史科学、史料学和其他相关学科、史料学研究的多方面意义及方法，可算作较为全面的史料学体系的著述，但从知识体系的角度来看，仍然遗漏不少。 

　　其二，对史料学一些具体理论的探讨也不充分。诸如史料与历史本体的关系，史料与史实的关系，史料与观念、思想、理论的关系，史料与主体之间的关系，等等，都没有进行更广泛深入的探讨。以史料与史学观念、思想、理论的关系为例，虽然20世纪50年代曾经讨论过史论关系，但只是得出了一些原则性的认识，如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等，具体的内涵尚需深入研究。从史料学实践的历史来看，二者之间可能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史料被发现后，从中生出新的认知和观念，开拓出新的研究领域，史料的发现刺激了新课题、新观念和新见解的产生。比如，甲骨学、敦煌学的产生，二重证据法的提出，等等。二是新的观念、思想及理论开出了新的历史研究领域，进而需要相关史料，于是学者们有意去寻求相关史料。比如，农民战争史研究激发了史家对下层民众史料的开发；近代西方史学理论的传入促使中国史家寻求中国史学中的史学理论，章学诚等被挖掘出来，以与西方史学理论相比肩，等等。再如，主体和史料的关系问题，当年荣孟源提出史料具有阶级性的论断，注重了史料产生的主体问题，实际上，用“史料具有主体性”表达更符合实际情况。在处理史料的过程中，时时都有主体的伴随，史料的留存、史料的流传、史料的整理鉴别、史料的运用实践等各个环节，史料都会打上主体的烙印。在史料解读和史料采择两个方面，主体性表现得尤其突出。例如，王国维、郭沫若对待甲骨文，郭沫若与翦伯赞对曹操的认识和评价，郭沫若与范文澜对《诗经》“雨我公田”之解释等，都说明了这个问题。 

　　其三，迄今没有一部中国史料学通史。史料学发展的历史已历百年，作为史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不但至今没有一部史料学通史，各中国史学史的著作中也没有史料学的相关内容。曹树明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史论》和刘萍、李学通的《当代中国近代史史料学研究》算是史料学史的著述，但前者就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而论，后者局限于中国近代史领域的史料学发展，况且这两部书，前者以史料学家及其著作为个案编排，后者以史料学文献成果介绍为主。此外，金宏宇书中的附录“现代文学研究的史料派”，是对现代文学史料学发展的论述；这些著述虽然属于对史料学史的探讨，但均是局部的梳理和评论。上述学者都没有打破文史哲学科界限，写出一部纵通与横通结合的史料学史。要解决现实问题，就要回顾历史。史料学史上，有着大量的供我们今天建设史料学知识体系的实践经验、认识资源和思想素材，这些都需要研究史料学史。

　　其四，存在史料观念及运用上的偏颇。比如，过于追求新史料，而对旧史料用功不够；过于重视史料范围的扩展，而轻视对已有史料的解读；过于重视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重视不够；片面认为原始史料价值高于次生史料等。又比如，人们普遍注重原始史料或第一手史料的价值，但这要辩证地看待。从主导方面看，越是原始的第一手史料，时间上越是接近事件发生的实际场景，史料价值自然较高，因为没有经过史料流传过程中一次次主体的“污染”。但是，事件当事人或原始史料的留存者，因与事件关系密切，所谓恩怨未绝，故而这类主体同样影响史料的真实性。固然，史料流传愈久，失真的可能性越大，但这种失真，是相对于史料的第一留存来说的，并不是就历史真相而言，后世史家对史料的反复考辨，却能够促使历史真相日益清晰。况且，当时所存多种记载可能还未问世，一时不能对勘考辨，后世资料丰富，具备了比较鉴别的条件，进而更能考得历史真实。

　　其五，对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史料学贡献研究远远不够。当今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发展的时期，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史料学则重视不足，更多的还是局限于他们的理论贡献。迄今未见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家史料学的专著出版和科研项目立项，只有一些单篇的文章问世，这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整体研究是不相称的。人们更多关注的还是傅斯年等人的史料学，而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史料学贡献更大。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不但经年累月地进行史料的搜集、整理和鉴别，有着丰富的史料处理经验，而且在史料学理论上亦有重要建树，如荣孟源的《史料和历史科学》这部书，虽然体系性不强，但充满了真知灼见。该书分为15个专题，即由15篇文章组成，前四个问题是“史料和历史科学”“史料分类”“阶级分析”“辨别真伪”，属史料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荣孟源既有长期搜集、整理、鉴别和汇编史料的实践，又能够从实践中抽象出自己的认识和理论。他对马克思主义史料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提出史料具有阶级性的论断，完善史料分类体系，丰富和发展史料考证的内容与方法，初步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史料学。 

　　此外，当前史料学还存在一些其他方面的不足与问题，如没有关注中国的世界史史料学的建设问题。虽然各大学历史系都设有史料学类似的课程，但中国人自己的世界史史料学著作迄今付阙；人们主要关注的仍然是文字史料，对其他类型的史料如口述史料、音像史料、实物史料等重视不够；大学史料学课程的设置及其在课程体系中的位置，以及与“中国历史文选”“中国历史要籍介绍与选读”课程的关系，与通史、断代史、国别史、专门史等课程之间的关系，都没有很好的思考和解决；文史哲史料学界学术交流不够，虽有上述史料学学会，但相互之间交流很少，甚至没有互动。 

　　上述史料学发展的诸多不足与问题，大概由以下三个原因造成。其一，史料学学科意识不明晰，加上史料学所涉学科和领域较多，因此，直至今日有些史料学学科的基本问题还未达成共识。比如，史料学是历史学的辅助学科还是分支学科的问题，史料学与文献学两者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的问题，等等。故而，史料学学术体系受到学科体系建设不足的影响。其二，因为史料学的应用性特别突出，所以不少人认为，这一学科既然重在应用，就不大需要进行理论的提升、方法的探讨和知识体系的建设。甚至有人将史料或史料学与理论相对立，而不是有机结合起来。其三，学者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史料的搜集、整理、鉴别和编刊上，常常无暇顾及史料学理论的思考和知识体系的建构问题。因为每个“史”的分支学科，新史料源源不断地出现，都有大量的史料整理工作要做，需要耗费学者们大部分的精力，所以他们对史料学自身的发展完善反而思考较少。

　　三、当前史料学知识体系建构的必要性与目标

　　历史以求真为其学科本质，不真的历史往往没有价值。真实历史的取得，首先必须严格审核史料，并科学解读史料。当前史料学面临着社会和学术的多方面需要，也面临着数字技术的冲击和挑战，尽快建构和完善史料学的知识体系，是必要的，也是迫切的。

　　其一，发展唯物史观，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史料学有其基础性贡献。唯物史观的精神实质之一是实事求是，以求真为宗旨的史料学尤其能印证和发展唯物史观；历史虚无主义在史实层面上一是虚构伪造历史，二是歪曲历史断章取义，这些均需从史料学的角度加以厘清，需要对相关史料进行搜集、鉴别和考证。其二，纠正传延已久的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误解。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只重理论、不重史料，殊不知马克思主义史学虽在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中以理论取胜，但此后从未忽视过史料，只是理论与史料同样重视，并在理论上更胜一筹而已。就史料学理论层面而言，有翦伯赞、荣孟源、王可风、齐世荣等史家的著述；就史料学的实践层面来说，近代史料的整理与出版、古代典籍的校订和刊行等成就斐然；就史料学的教学而论，各大学历史系课程体系中都设有史料学课程。这些都是重视史料学的充分体现。其三，对涉“史”类学科而言，需要进一步夯实其史料的基础，因为史料对于它们不可或缺，离开了史料，其研究就无法开展。中国古典文学史史料学专家刘跃进曾说：“谁绕开史料，学术界将来一定会绕开他。” “史学即史料学”的论断固然是错误的，但离开了史料则无史学可言，也是学者的共识。其四，当前各级各类课题多有史料“整理与研究”类的项目，也需要史料学理论方法的指导。从近年获批的各类项目来看，一个重要现象是从国家重大、重点、一般到地方省市及部门的科研项目，以“史料”“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立题获批者，占了很大的份量，但作为史料学一部分的“史料整理”，不论其历史，还是理论，均疏于总结，这类整理研究性项目急需史料学理论及方法的指导，其最终成果的成败及评判，也需要史料学的衡准。其五，数字技术冲击人文社会科学。数据库等电子版史料迅速涌现，史料的存储技术、检索技术、传播技术大大进步，人工智能的出现更是触及人们对史料的解读。新技术可谓对史料整理、鉴别、运用和解释，构成了几乎全方位的挑战。史料学应因时而动，建构和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以满足史学发展的新需求。

　　建构完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史料学知识体系，基本思路应该是，在搞清楚史料学历史及现状的前提下，以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思想为指导，积极汲取其他学科的建设经验，面向史学发展的需要而进行。其中重要的工作，一是系统梳理史料学的历史；二是总结史家处理史料的经验教训，将之提炼为理性认识，形成系统的史料学理论。我们的出发点应是前人对史料学知识体系建构的成就。在此，我们略作回顾。

　　史料学的知识体系是逐渐建构和丰富发展的。在这个过程中，自觉而明确地探讨史料学知识体系者，以王可风、陈高华、白寿彝、张宪文、张注洪、李永璞等学者最具代表性。

　　王可风是1951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史料整理处主任，多年致力于民国时期档案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在丰富的史料整理经验的基础上，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提出史料学应成为一门科学，其根据“是它在产生和发展中具有科学的规律性”，“它是社会发展中随着历史科学的发展，科学的分工愈细密愈专门而形成的”。他从“中国史料工作发展的历史”“史料学是一门科学”“史料学的党性和阶级性”“史料工作应为政治斗争服务”“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对史料的批判运用”五个方面阐发了自己对史料学的认识，他的构想对马克思主义史料学在中国的确立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当然也有着历史的局限性。1983年出版的陈高华、陈智超等著《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应是第一部中国古代史史料学著作。陈氏认为，“史料学可大体区别为两类：一类研究搜集、鉴别和运用史料的一般规律和方法，可称为史料学通论；另一类研究某一历史时期或某一史学领域史料的来源、价值和利用，可称为具体的史料学。”作者将史料学分为史料学通论和具体史料学两大部分。就该书的内容来看，显然绝大部分属于具体的史料学。此后，不少学者延续这一分法，有的表述为理论史料学和应用史料学，同样也延续了重视应用而轻视理论的特点。白寿彝常年致力于中国史学史研究，对中国史学史作出了重要贡献，对史料学的知识体系，他有较为全面的构画。比如，他在论及“史学的任务和范围”时，指出史料学“包含理论的部分、历史的部分、分类的部分、应用的部分”。理论的部分“主要是研究史料跟史学领域其他部分的关系，史料本身的特点，史料学应当承担的任务”；历史的部分“是要研究史料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如就中国而言，就是要研究中国史料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分类的部分“是要研究史料的各部分类的方法，目的在增进对各种史料性质的理解并因而便于收藏和检寻”；应用的部分指的是“版本、校勘、辑佚、辨伪之类”。他进一步指出：“近年所谓史料学，大致属于第四部分之内容为多。涉及前三部分的内容者，可说很少。事实上，在中国史学发展的过程中，关于史料学的这四部分内容也都有相应的发展，不过我们注意得不够，因而有关的成果不多。”之后，关于这四部分内容的研究都有所推进，但重视应用部分而忽视理论、历史和分类的局面一直没有彻底改变。《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3期集中发表了张注洪、张宪文和李永璞的三篇探讨史料学知识体系的文章。张注洪特别注重史料学的理论和方法，认为史料学除研究具体史料的性质、特点、价值和利用外，还应有理论上的综合研究，包括征集史料、阐明史料源流、考证史料、评价史料、编纂史料、提供史料、利用史料七个方面的理论和方法，对于史料学知识体系中理论知识的建构颇有参考价值。张宪文认为，史料学的学科体系要把完整地反映史料和分析、鉴别、考察史料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对总体上构画史料学知识体系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李永璞则提出史料学体系应该包含七个方面：一是史料学的概念，包括史料学的对象、地位、任务、定义；二是史料学的内容，包括阐述研究史料的一般原则和具体方法，评介古今中外历史的具体史料；三是史料的分类；四是史料的搜集；五是史料的考证；六是史料的整理；七是史料工作者的素质。应该说，这已经相当完整，但仍没有注意史料学自身历史的演变。以上诸位学者对史料学知识体系的认识和构画，虽仍有需要完善的地方，但都给予了我们重要启迪和思想资源。

　　综合前人的认识和设想，基于史料学发展的历史，笔者以为：今天理想的史料学知识体系应该包括史料学的概念、范式、理论，以及史源学、史料形成学、史料分类学、史料取用学、史料学方法论、史料与理论的关系等内容，可以分为四大板块：史料学理论、史料学方法、史料学实践、史料学史。

　　四、史料学知识体系建构的做法

　　要构建上述理想的史料学知识体系，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努力。

　　其一，在观念方面，应明确史料学在历史学中的学术位置。史料学是历史学的基础学科，不是历史学的辅助学科，文献学、文学、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等才是历史学的辅助学科，因为对历史学来说，它们不是必须的，只起到辅助作用，历史学可以借鉴它们的理论和方法，但它们不是历史学本身的构成。史料学则不然，因为历史学缺少了史料学，就不能称其为历史学。所以，判断史料学是历史学的基础学科还是辅助学科，就看缺少这一学科后，历史学能否存在和成立。显然，历史学没有史料学是不能生存的，它是整个历史学大厦的根基。从重要性上说，史料学是历史学的基础学科，而从学术谱系看，史料学又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是必不可少的历史学的组成部分。

　　其二，应处理好史料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20世纪以来，史料学与历史文献学纠缠不清，史料学与史学史二者容易区分，与历史文献学纠葛难明。大学“历史文选”“要籍介绍”一类的课程，与“史料学”课程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也需要认清并妥善处理。史料学的学科宗旨非常明确，就是为历史研究提供真实可靠的资料，而文献学没有这一宗旨；再者，文献学研究的对象本身，属于文字史料，而史料学包含不止文字史料，还有音像史料、实物史料、口述史料等等。另外，史料学与图像学、考古学、简牍学等也属于交叉学科关系。对于这些辅助学科，我们可能的做法是：只取其有关历史信息部分，只取其说明、解决历史问题的部分。

　　其三，加强20世纪以来的史料学史的研究，从史料学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资源，这是史料学建设的前提和基础。对于20世纪以来中国史料学史的研究，应包括如下内容：史料学派研究、史料学文献研究、四大新史料发现及其史学意义研究、史料整理与鉴别研究、史料学思想观念研究、史料学理论与方法研究、史料观念研究、二重证据法研究、史源学研究、各类史料基本特征及其价值研究，以及大学史料学课程设置与教学研究等。

　　其四，应注重当前史料学实践中的经验总结和教训汲取，注重史料学方法的提炼和研究，及时丰富和发展史料学。例如，桑兵在《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一书中，结合自己的研究实际讨论史料问题，其中“晚近史料的边际与史学”和“各类史料的解读与运用”，颇有独到之处，特别是对日记、函电、历史档案、报刊史料的细致解读，抓住了各类史料的本质特点，都是可以上升到方法论层面的心得和经验。

　　此外，我们还要注重与文学史、哲学史界的史料学交流、合作，为新文科的发展提供基础；要勇于开拓中国世界史史料学新领域，并借鉴海外史料学的学术成就，交流互鉴。

　　建构和完善史料学的知识体系是一个过程，不仅需要史料学工作者的努力，也需要历史学各个分支学科研究者的支持，还需要至少文史哲三大学科领域的共同付出，建立相应的学术交流平台，加强学术互通，以会议、项目等手段，协同合作，定能推进史料学知识体系的完善。在历史学的诸多分支学科中，史料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有着更好的前期资源，二重证据法、层累说、史源学都是中国史学界对史料学的独特贡献，并非照抄自西方。有学者认为，20世纪前期，在中国产生的新的史料观念，“与现代西方新史学所倡导的史料观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新史学家对国际史学发展的一个突出贡献”。我们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传统史学尤其是乾嘉史学，以及20世纪以来的史料学成就为基础和前提，以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和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为契机，努力建构一个包括历史、理论、方法、实践在内的，切于实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史料学知识体系。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4年第2期，注释从略

　　转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