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历史研究既是一种人类文化活动，也是一种文明创造，更是全世界、全人类不可或缺的文化实践。从本质属性上讲，历史科学是一门理论学科。理论思维是历史研究的灵魂，也只有理论思维，才能为历史研究插上智慧的翅膀，更充分地体现其社会功能和发挥其文化影响力。理论思维是人类特有的、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思维形式和方法，是人类推动文化发展、积累文明成果的重要支撑，是马克思主义观察人类、研究历史、昭示未来的思想依据，是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根本要求。理论思维既是中国古代历史研究兴盛发展的精神脊梁和文化支撑，也是中国近代史学变革发展的动力与活力，更是中国现当代史研究进步的根本保障和创新依据。每一时代都有其主旋律和主题，都要求历史学家拿起史笔、创新史识、展示才华，厚积家国情怀，弘扬主体精神，体现历史研究的思想穿透力。历史研究者只有具备强大的理论思维，才能抒发嘹亮的思想声音，做有思想穿透力的历史研究，从而推进新时代中国史学繁荣发展。

　　【关键词】理论思维；历史研究；唯物史观；思想灵魂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是人的主观和客观活动同人的历史紧密相连的重大问题，是人类社会认识并改造自然与社会的核心问题，从本质上讲，它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人们一方面延续着自己的存在，即实现人类社会发展；一方面又不断地认识自己的历史，即进行历史领域的文化活动。人们的历史思维，人们从事的历史研究活动，既是人们把握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客观展现，也是人们认识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必然结果。历史思维，既来源于人们对历史的理论思考，是理论思维的重要体现；也反映理论思维的一般规律和特征，体现理论思维的一般要求和要素，是理论思维的重要内容。千百年来，人们在认识历史的实践活动中，是否需要确立理论思维、如何认识理论思维与历史研究的重要关系、是否承认理论思维对于历史研究具有极端重要性、如何提升历史研究的理论思维素养和品质等问题，一直是困扰人们进行历史研究的重大问题；人们在这些问题上所持的不同态度和看法，既影响了人们从事历史研究的思想和方法走向，也决定了历史研究成果的内涵和质量。

　　真理存在于辩证法之中；对历史真知的探索，从根本上讲，丝毫离不开理论思维。因为理论思维是辩证法的基本形态。离开了理论思维，就等同于抛弃了辩证法。离开了理论思维，人们对自己历史的认识，只能被悬在空中。从历史哲学的视角和认识历史问题的终极价值上讲，理论思维从来是历史研究的思想灵魂。

　　一、理论思维是从事历史研究的必要前提 

　　历史研究是史家主体的实践过程，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有机结合。一般来讲，在这个劳动过程中，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更加复杂、更加繁重，劳动成果从层次上讲也更加高级。历史研究的劳动形式和实践状态主要是研究者与史料打交道，史料分为文献的和实物（考古文物、文明遗存）的两种形式。历史研究认识活动与人类的客观历史一样长久。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历史研究自古就有，它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形成了丰富的系统知识。从古至今，人们一边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主观世界中形成自己的历史；一边又回望过去、反思历史，运用历史知识和历史智慧深化实践、开辟未来。历史研究既是一种人类文化活动，也是一种文明创造，更是全世界、全人类不可或缺的文化实践。

　　从古到今，人们对历史的研究呈现具有规律性的认识特点和表达特征，这是与人们所经历的历史世代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唯物史观认为，认识是实践的产物，主要依据时代的条件，譬如人的发展、相应的物质条件、科学技术，等等；认识不单单是人们大脑思维的结果。在古代，人们从事历史研究主要表现为叙事形式，比如在中国这样历史从未中断、文化源远流长的文明古国，历史记叙浩大繁富，文献资料汗牛充栋；近代以后，随着科学的发展，历史研究呈现具有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特点的科学活动，历史研究思维具有反思性、思想性特点和学术性、时代性特征。在近代西方史学中，出现了历史研究（历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的严重对立，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股史学思潮。在科学派看来，历史研究属于科学范畴，历史思维是理论思维，历史研究就是要解释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和本质特征；在艺术派看来，历史思维是形象思维，历史研究属于艺术范畴，历史研究就是要发挥研究者的“想象”，给读者呈现一副历史的“艺术图景”。这两种历史研究思潮发展至今，影响很大。中国史学界也不例外。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科学派以李大钊为代表，认为历史研究是研究社会进化规律之学；艺术派以胡适为代表，认为历史研究是任意打扮“小女孩”的活动。这种影响在当代中国史学界仍然存在，声音时起时伏，值得重视。从本质属性上讲，历史科学是一门理论学科。任何时候都需要理论思维。理论思维是历史研究的灵魂，也只有理论思维，才能为历史研究插上智慧的翅膀，更充分地体现其社会功能和发挥其文化影响力。

　　21世纪以来，史学界虽然不乏有识之士认识到“理论指导”“运用理论”对于深化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并发出了“重视理论”的呼吁，但从全局来看，从历史认识及其成果的思想穿透力来看，理论思维贯彻到历史研究中仍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重大问题。这里的“理论”是指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方法。在笔者看来，强调“理论指导”、重视“理论运用”，虽与理论思维相关，但二者毕竟不同，它只是一种既密切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思想、理论思维活动。从科学认识论来看，“理论思维的起点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理论的产生来自理论思维，是理论认识对客观事物、客观实践的思想反映，而不是相反。唯物史观的理论与方法也来自理论思维，它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运用理论思维揭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认识蕴藏在历史发展深处的客观真理达到科学标准与时代高度的产物。因此，理论思维是科学理论与方法产生的客观基础、认识前提和思想条件。在研究实践中，运用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仍然需要理论思维，确立对待理论思维的正确态度，形成理论思维的思想养成和行动自觉。

　　总而言之，没有理论思维，就一定没有理论；坚持理论指导、运用理论，还必须坚持理论思维。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对‘理论’的漠视已影响到学术的正常发展”，究其认识根源，毛病就来自于忽视理论思维。是否重视理论思维，是否在历史研究中不断提高理论思维的素养和水平，是历史研究是否具有理性自觉的一道分水岭和一块试金石。因此，笔者认为：牢固树立历史理论思维，坚持运用历史理论思维，是历史研究者尤其是历史学家必须具备的“法宝”，或者说是人们从事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看家本领”。在这个重大认识问题上，任何犹豫彷徨、拿不定主意，都会产生消极的后果；任何质疑甚至否定理论思维是历史研究灵魂的思想，都是有害的、可怕的。

　　二、重视理论思维是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根本要求 

　　理论思维是人类特有的、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思维形式和方法，是人类推动文化发展、积累文明成果的重要支撑，是马克思主义观察人类、研究历史、昭示未来的思想依据。理论思维是对应于传统的经验思维，而以理论为中介的一种高级的抽象思维形式。它通过理性反思揭示人的感性认知和经验背后的本质，即“透过现象看本质”，以认识事物发展规律和宇宙间普遍联系为主要任务，它是人们在认识事物中借助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能动地反映客观现实的理性认识过程，而以分析、综合、比较、抽象、概括和具体化作为思维的基本特征。按照近代以来的哲学理解，它具有超验性和辩证性的显著特征，是人类思维区别于动物思维的根本标志。理论思维作为人类理性能力的最高表现和生存竞争力的最根本状态，是生命个体乃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素质最集中、最重要、最本质的体现和标识，也是人类精神和文明形态的内核。理论思维贯穿在人类认识及其成果的各个领域和方面，而且体现在人类文化发展创新的一切领域和方面，其具体的表现形式和最高的存在样式就是哲学思维。理论思维具有三个层次：一是基于生活经验的道理、常理进行总结，解决常识性问题；二是来源于学理的哲理升华，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面的思想困惑；三是立足于人类理性的真理追求，进行人与社会的终极追问，回答“人从何处来，将向何处去”和“社会发展是怎样的，将来会如何”等根本性问题。理论思维能有效地帮助人们准确地发现问题、科学地认识问题、有效地处理问题，进行基于经验积累上的总结提高和知识创新，不断地纠正谬误、追求真知、捍卫真理。包括历史研究在内的学术研究，其理论思维集中地体现为捕捉、发现和提出问题的理论洞察力，总结、凝练和升华问题的理论概括力，激活、重组和创新问题的理论想象力，分析、阐释和论证问题的理论思辨力，拓展、深化和解决问题的理论思想力。因此，恩格斯站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制高点上精辟地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只有在攀登科学顶峰的艰苦努力中，研究者坚持并坚定理论思维，才能“提炼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有规律性的新实践”，“从问题开始”，实现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既是科学家，又是历史学家，更是思想家。他们既继承人类文明成果，特别是人类在近代社会创造的优秀文化；又投身于历史研究之中，创立了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是经典作家运用哲学思维，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历史观、在历史研究领域得到根本体现的最重要成果。唯物史观如同一道思想闪电，照亮了幽暗的历史档案库，它将大量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与深邃精妙的理论思想结合起来，为人类历史发展揭示了“斯芬克斯之谜”，销熔了悬挂在人们头顶的“资本主义天堂”是人类社会终结的“达摩克利斯剑”，指出了“不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人类社会由民族史、国别史、区域史走向世界历史的光明大道。唯物史观是科学的历史观，是人类文明精华在历史研究领域的精彩汇聚；唯物史观是人类在历史研究领域建立的一座丰碑和精神大厦，构建起一道科学历史观与一切非科学历史观的分水岭，成为一块是否追求历史研究真知、探寻历史发展规律的试金石。直至今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依然是全世界公认的最富思想活力和理论智慧的人类宝贵精神资料。21世纪初，西方几位著名历史学家在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们合写的《面向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和《罗德尼·希尔顿的中世纪：历史主题的探讨》两本著作，高度肯定唯物史观的思想深度和理论高度，认为唯物史观“不过时”，“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仍然是解析历史进程的一把利器”。

　　马克思主义以唯物史观为标志，在人类文明史上建造了文化高地和精神灯塔，这来自于创立者严谨的科学态度、忠于事实的优良学风，特别是运用理论思维的高超艺术，为后世树立了光辉榜样。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后世留下了不朽的史学名著，如《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德国农民战争》《法兰西内战》《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类学笔记》等，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思想石破惊天的穿透力和震古烁今的影响力。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万丈光芒和光耀后世的精神伟力，印证了经典作家理论思维的精致神韵、恢弘气度和宽广视野。只有这样，唯物史观才能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应有的权威此时终于被承认了”。蕴含在唯物史观中的思辨性、哲理性、客观性、批判性、通透性、真理性的理论观点与思想阐发，不仅彰显思想引领、理论征服、观点闪亮的无穷魅力，也为后世史家从事历史研究提供了思想方法上的根本要求和学术走向上的范式遵循。因此，重视理论思维是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根本要求。

　　三、理论思维是中国历史研究繁荣发展的重要保证 

　　在中华大地，我们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世代绵延的中国历史发展既具有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精神健朗、体系博大的内在品质，又具有海纳百川、包容汇聚、与时俱进、创新精进的文化底蕴。历史表明：中国历史从未中断，形成了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文明特征；中华文化从未断流，形成了共同坚守、奔涌向前、多样一体、兼收并蓄、和而不同的文明品格。与中国历史延续发展相生相伴的中国历史研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文化资源和充足养料。如同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举世无双具有内在生长基因和密码一样，以历史研究为内容的中国史学繁荣发展的内生机理，是为中华文化所滋养并和谐共生的理论思维。

　　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都有自己的历史著述和历史研究，都有深蕴其中的文化传承和周游其间的文化因子。中华民族自古就形成了兴文重教、信而好古的文化精神和历史传统，涵养了“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的深沉有力的文化自信和“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的深厚理性的历史自信；历史研究长盛不衰，历史著述丰富繁盛，创造了被近代启蒙思想家惊叹的文化奇迹，为后世留下了诸如《春秋》《春秋左氏传》，以《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为代表的“二十四史”，《史通》《资治通鉴》《文史通义》《读通鉴论》等各种历史体裁的经典名作，蕴含了博大精深的历史思想，其深刻精妙的历史认识，影响深远。其中包含的春秋笔法，微言大义，见微知著，原始察终，述往思来，鉴古知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德、史识、史才、史学之长，资于治道等历史研究、历史著述理念、观点和方法，体现了浓厚的通史观念、通识意识、现世情怀和担当精神，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华民族史研究中非常活跃、具有活力的理论思维，是造就中华史学经典、学术精品、文化上品的重要资源。特别值得一说的是，中国古代的历史研究走着一条基于中华民族文化的独特的发展道路，这就是文、史、哲相容，义理、考据、辞章兼备。清代学者姚鼐总结说：“余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这里说的义理，就是理论思维；考证，就是严谨求实学风；文章，就是思想表达形式。在他看来，理论思维是头等重要的因素，具有引领作用。一般读者常常认为，中国历史著述以述事见长，善于讲故事。从表现形式上看，此言似乎不假；但究其表里，古人讲故事是有其内在精神的，这就是蕴含其中的“微言大义”。这个“大义”，就是叙事、讲故事的新思想指向，即寓事于理、以理服人。我们将故事与“大义”联系起来，就可以洞见古人所说的“义理”。冯天瑜解释“义理”时说，史学工作者“自然应当有理论准备，得以攀登时代的思想高峰，对错综复杂的研究对象获得理性的真解和创造性的诠释”；“理论思维是一个做学问的人、一个以人文科学为自己研究对象的学人所必须要下功夫的方面”。总之，理论思维是中国古代历史研究兴盛发展的精神脊梁和文化支撑。

　　思想是时代的声音，问题是时代的口号。近代中国备受西方列强欺凌，“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但是，中国先进分子从来都没有停止追求进步、振兴中华的脚步。中国近代的历史研究事业与时偕行，追赶时代，一切都源于史学家的时代意识和理论思考。虽说理论思维催生历史意识，但理论思维常常也体现为推动历史研究方法创新的超凡智慧。梁启超倡导“新史学”，批判“旧史学”，进行深刻的历史反思，强调围绕“民史”进行研究。王国维、陈寅恪革新研究方法，先后提出文献与考古文物资料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文献、考古文物与“以诗证史”相结合的“三重证据法”，创新并拓展了历史研究路径。即便是以文献资料见长，运用传统研究方法治学的历史学家，也体现了时代精神。譬如，陈寅恪虽然声称坚守自己的学术思想与方法，注重史料收集、整理与运用，但在梳理资料和揭示史识中，他也展示了运用辩证法思维的强大能力。他“善于一分为二和合而为一”，其“论著大都视野广阔而辨析精深”，体现了辩证法魅力。吕思勉以“吕氏中国通史”见称，他在历史评议中常常“暗藏”深刻的理论思维，即“微言大义”。王家范评价说：“我过去读吕先生的书，往往是把它看作有用的‘卡片箱’，没有真正读进去。长期以来，一直误以为先生是一个搞纯学术、为学术而学术的学者。读了李永圻先生的《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才发现大错。先生对国家、对民族、对人类的命运和前途的关切是很深的，他实际上是一个感情非常热烈而见解又十分通达的现代学者，能广纳各种新学说，圆融自如，不离本旨。”史识来自于理论思维；历史研究的理论思维有多成熟、多精细，史识便有多深刻、多周备。重要的是，理论思维只有与学术自觉联系在一起，才能时刻体现理论的说服力和思想威力。由此看来，理论思维是中国近代史学变革发展的动力与活力。

　　理论思维更是中国现当代历史研究进步的根本保障和创新依据。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一百多年来看，决定中国史学发展命运的最大法宝，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史学传统相结合，走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之路。这是中国历史研究的根本出路。在一百多年的历史行程中，中国现代史学史有三个标志性的时间节点和重大事件：一是因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兴起唯物史观思潮，引领具有马克思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问题，进而研究中国革命道路。二是因新中国建立而在史学界全面开展唯物史观学习教育，确立了唯物史观在中国史学界的指导地位，绝大部分老一辈史学研究者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学术人生规划，特别是以陈垣、顾颉刚等为代表的一批近代“旧史家”转变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家”，认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极大地提升了理论思维能力和研究水平。“理论是作战方针，资料好比弹药。”“有史有论，有教有学。”他们以开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为职志，辛勤耕耘，一大批青年史学工作者接续跟进、茁壮成长，史家辈出。三是因改革开放而在史学界开展思想解放、拨乱反正、改革创新，新时期历史研究加强中国历史理论系统梳理、研究整合，促进史学理论学科建设，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重视理论思维的势能、动能变成强大效能，成为一种浓厚的学术氛围和良好的学术品质。运用理论思维、创新中国历史研究在学习掌握唯物史观、认识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明确中国社会解放道路、中国古代史研究“五朵金花”、中国通史研究、历史人物评价、中国世界史研究体系建设、史学理论、中国现代化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等领域，都取得重大突破和成果。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人李大钊所预言的中国史学因唯物史观而“日益隆盛”，成为美好现实；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对中国历史研究提出要求，“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成为中国历史研究新的学术规范。这一史学研究规范具有中国思想、中国文化、中国表达和中国风格的特色、特点和魅力，一直得到史学研究者遵循，因此得以传承下来，影响深远。

　　四、理论思维为历史研究的思想穿透力提供强大力量 

　　每个时代都有体现时代要求的理论思维，每个时代都有反映时代特征的历史观照，每个时代的问题意识都来自于深刻而伟大的时代变革。每一时代都有每一时代开拓前进的主旋律和时代主题，每一时代都要求张扬奋发有为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力量，每一时代都要求历史学家拿起史笔、创新史识、展示才华，厚积家国情怀，弘扬主体精神，体现历史研究的思想穿透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时代，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激荡共生的伟大时代，是担负推动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的文化使命的伟大时代，也是学术文化精彩纷呈，思想家、学术名家人才辈出、才华横溢、意气风发的伟大时代。身处新时代的历史研究者不负伟大时代召唤，担当新时代新的历史责任，发扬史家主体精神，展现理论思维力量，谱写有思想穿透力的新时代中国史学新篇章，这既是人生的际遇，也是人生的幸运。

　　思想穿透力与研究者的理论思维紧密相连，密不可分。思想的穿透力来自研究主体的阅历、学历、识力、毅力和魄力，它是一种综合性、复合型学术创造，不能就思想来谈思想，更不能就穿透力来谈穿透力。思想的穿透力有别于物理的穿透力，它绵长而深厚，它无形而深刻，它活跃而深远；思想的穿透力主要来自知识厚实、智慧深邃和说理透彻。其中的“识力”，就是研究主体的理论思维能力，它要求保持理论思维的活力，“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这是其最为鲜明、最为突出的特征，具有决定性、引领性作用。当然，从研究主体思想的力度来说，思想有多远，行动就有多远；反过来说，实践的深度、力度与广度，也影响甚至是决定思想的深度、学术的厚度、创新的程度和影响的力度，两者呈正向关系，相辅相成。任何一个社会阶段上的历史研究，都属于它所处的特定时代，总是高扬时代精神；没有置身时代之外的历史研究，更没有离开时代精神的历史思想、史学思想和史家精神。因此，历史研究的思想穿透力，也是时代精神、时代要求的穿透力。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希望全国历史研究工作者“发思想之先声，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提出了史家主体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的根本要求和前进方向。当代中国史学研究能够做到“发思想之先声，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就能在历史思想领域实现中国人“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以中国历史问题为中心，构建中华民族自主的历史知识体系，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作出更大贡献。

　　历史研究者只有具备强大的理论思维能力，养成历史理论思维习惯，才能抒发嘹亮的思想声音，才能发挥强劲的理论穿透力。理论思维既是研究者的一种素质、能力，也是一种思想的内涵、品质。历史理论思维不外乎活跃在现象与本质（史料与史识）、原因与结果（因果联系）、个体结论与整体把握（具体观点与规律性概括）、具体的历史结论与抽象的历史理论升华四个层面上展开；离开了历史理论思维，就不称其为历史研究，更谈不上“独寻真知启后人”式严肃的历史研究。历史研究者总是要站在历史与时代最深厚的结合部，挺立在时代进步的最前端，聚焦历史发展的大视野，将德、识、才、学有机统一，把最有创新品质的历史思想，最能满足时代需要的文化成果贡献出来。“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这是古与今的必然联系；“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这是古今发展的必然规律；“今人不知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这是自古以来新旧之变的常理；“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这是人类文化创新、文明进步的铁律。古今、新旧、中西的内在关系和必然联系，是历史视野的永恒主角和问题意识的深厚来源。古今是历史联系，新旧是本质区别，中西是形态之异。将古今新旧中西内涵的历史性、本质性和空间性融为一体，找准历史与时代的焦点，就能沿着历史演进方向、在历史的最深处，按照“历史之理”的逻辑层次，探寻天地人、家（庭）国（家）社（会）的道理、常理，伦理、法理，哲理、真理，将中国历史经验总结为中国历史道理，将中国历史道理总结为中国历史理论，将中国历史理论变成中国人精神独立、精神升华、精神力量的有力支撑。

　　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高度，审视当代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方位，研判中国史学发展的时代趋势和要求，理论思维对于实现当代中国史学繁荣发展的目标、任务，建构中国历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显得极为紧迫、极其重要。有一位哲学家说：“凡是历史，都是不变的，变化的只是历史观、历史研究和历史的评价。”历史研究者持有不同的历史观和历史结论，除因其阶级立场的差异等因素而外，主要在于其理论思维相异。正所谓：“志不同者，不相谋。”不同的思路，不能形成相同的出路。思路，就是思想上的路径依赖；思路，就是思维在工作方案上的具体化和行动化。因此，理论思维既是研究者的一种素质、能力，也是研究者具备的一种学术定力和思想品格。抒发思想之声音，发挥历史研究强大的理论穿透力，必须保持理论的清醒、思想的坚定，明确坚持什么、提倡什么和坚决反对什么的重大原则问题。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站稳立场，切不能模棱两可，更不能“无是非”“随风倒”“跑偏向”。在世界上，从来就没有“纯粹”的学术研究，也没有“纯粹”的历史研究。历史研究既是学术事业，也具有鲜明的社会意识形态属性和功能。历史研究必须坚定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看家本领”，也是中国当代历史研究者的“行家本事”。坚定历史自信、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坚定理论自信、理论自觉，坚守中华学术独立精神和文化品格，将学术文化上的自信自觉、坚定坚守转化为创新创造的强大动力活力。方向指引道路，学风就是作风。这是历史研究中根本性、要害性的重大原则问题，含糊不得，马虎不得。坚持以中国问题为中心的目标导向，坚持中国立场，坚持中国话语表达形式，坚持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实事求是的原则要求。坚持中国历史研究的正确方向，提倡严谨求实、格物致知、知行合一、以理服人、以文化人的优良学风，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西方历史中心主义、西方文化优越论、文化保守主义和“碎片化”研究、追求所谓“纯学术”研究。坚持学术道路自立，这是最根本的自立；坚持学术理论、方法的自信，这是最根本的自信；坚持学术研究自主创新、构建中国历史研究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也是最本质的创新。

　　历史研究是一门古老而年轻的学问。说它古老，是因为它有深蕴其中的历史智慧和深沉刚健的文化力量；说它年轻，是因为它有“温故而知新”的永恒魅力和思想品质，它因理论思维、历史思想、历史精神和历史理性而精彩。对此，李大钊在新文化运动中曾经热烈而自信地说，站在历史认识的阶梯上，体验历史研究的“真趣味”，发展历史研究的“真利益”，“得到新鲜的勇气”和“乐天迈进的人生观”，“我们不但可以认识现在，并且可以眺望将来”。认识现在与将来的必然联系，明确未来的发展方向，坚定历史自信，提升历史自觉，增强历史主动，科学掌握历史发展规律，把稳历史航船行驶之舵，正是历史研究具有思想穿透力的功能、价值所在，也是历史研究的活力、魅力所在。

　　站在新时代历史研究新的起点上，守牢历史研究的理论思维之魂，“做有思想穿透力的历史研究”，奋力谱写当代中国史学新华章，推进新时代中国史学繁荣发展，这是新时代中国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使命担当。新时代中国史学家肩负的责任大、担子重，使命光荣啊！

　　作者：华中师范大学“博雅学者”特聘教授，中国政治文化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首席专家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4年第4期，注释从略，转自“史学理论研究官方公众号”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