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史研究学术史专题

　　［编者按］“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学术史是学术研究的历史，是对学术研究进展的及时反映，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当代中国史研究》自创刊以来，秉持“研史通变，资政育人”的办刊方针，密切关注当代中国史研究学术前沿，积极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深入探讨治国理政历史规律，科学总结当代中国成功经验，先后共刊发各类学术文章3000余篇，及时反映了当代中国史学术研究的进展。为继续推动当代中国史研究深入发展，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本刊特开设当代中国史研究学术史专题，推出系列笔谈文章。本期四篇学术史文章主题分别为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进展与思考、交叉学科视野下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近30年来国内当代中俄关系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近30年来中国与南亚国家关系史研究三题。文章结合新时代新征程国史研究的新任务新要求，系统梳理了其研究进展及存在的问题，有助于准确把握相关领域发展现状，明确今后努力方向，加速推进国史研究“三大体系”建设，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国史学科知识体系。

交叉学科视野下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评述

张清敏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也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或简称新中国外交史、当代中国外交史（为行文方便，除引文原文外，本文统称当代中国外交史），是指新中国成立以来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过程所展现出的状态。从中国视角看，当代中国外交史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下简称国史）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史（以下简称党史）的一部分。从国际关系史或全球外交史角度看，当代中国外交史则是以新中国为行为体的那部分国际关系史或外交史。

　　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取得了显著成就，呈现出阶段性特点，也展现出两个趋势：一是虽仍然坚持史学路径，但逐渐开始从原来的中国视角向国际视角转变，与国际关系史和国际外交史研究相结合，更多地利用外部材料，视野更宽；二是逐渐脱离传统意义上的外交史，逐渐与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理论相结合，注重外交史研究的理论价值，推动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学科属性从历史学向政治学转变，展现出交叉学科的特点。笔者认为，为适应上述发展趋势，未来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需要将中国对外政策、中国外交和中国对外关系研究与更广意义上的对外政策、外交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结合起来，提升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理论化程度，并为更具普遍意义的理论构建贡献中国元素、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历史学学科的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

　　当代中国外交史系统研究的早期成果在总体上属于历史学的范畴。随着时间的演进，历史学学科的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得以保持并不断推进，取得较好发展。根据研究目标和服务对象的不同，历史学学科的研究成果表现为以下几种类型。

　　高等院校的教材 改革开放以来，为满足培养面向世界人才的需要，推动学科建设长足发展，一大批有关当代中国外交史的高等院校专业课程教材陆续推出。例如，1988年，外交学院在此前内部编印的教材基础上，公开出版了我国首部当代中国外交史教材《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79）》。这本教材后来多次更新，出版了多种版本并多次再版，一度是我国高等院校使用最为广泛的当代中国外交史教材。此后，多种类似教材不断出版，最新的此类成果主要就是教育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当代中国外交》。这些研究成果以教材形式展现，其特点是体系完整，结构平衡，论述清晰流畅。

　　国家或某部门总体出版规划的部分成果 《当代中国》丛书是由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出版的大型丛书，其从1983年开始启动，于1998年基本完成出版，并于1999年6月出版了电子版。“外交”作为该丛书的一卷，由外交部组织编写，并于1988年出版了《当代中国外交》一书。这部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首部当代中国外交专著，确立了该学科研究的基本思路和基本观点。虽然其名为《当代中国外交》，但实际上是按照时间顺序叙述新中国成立后对外关系的演变轨迹，因此严格意义上是一本新中国对外关系史著作。进入新时代以来，国史专门研究机构当代中国研究所先后组织编写和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2019）》《新时代的中国外交》也都属于这类成果。前者是六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丛书中的一卷，后者则是十卷本“新时代这十年”丛书中的一卷。此外，外交部组织编写的系列《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也属于这一类，因为其中每一本都是一个更大出版计划的一部分。这类成果具有资料优势，观点权威，为国史其他领域研究提供了参考和依据。

　　学者个人的学术成果 这类成果出现相对较晚，多为这个学科长期耕耘的学者在自己专业研究基础上，以个人名义出版，观点明确，议题不同，各具特色，其中多数是以历史演进方式阐述当代中国外交的发展变化，如曲星的《中国外交50年》、牛军对新中国外交的系列研究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此外，更多的成果则是从中外关系史的角度梳理了中国与主要国家和地区关系的历史，其中代表性的研究包括陶文钊对中美关系史的系列研究，一些青年学者近年来对当代中国外交史中特定事件、关系和议题的研究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趋势。这些成果多建立在对相关领域或议题主要档案掌握的基础上，材料丰富，写作规范，学术性强，代表了国内学者关于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水平和高度。

　　中国外交事务亲历者的回忆 亲历者回忆虽称不上严格意义的学术研究，但其对深化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具有重要作用。例如，世界知识出版社于1995—1999年先后出版的6辑系列丛书《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以及在当代中国外交史上曾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些高级外交官自述、回忆录及个人传记等都是其中的重要代表。这些都是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第一手材料，其利用价值应不断挖掘。

　　此外，就研究领域来说，党史中的外交史、体育史中的外交史、科技史中的外交史等也日益受到高度关注，成为当代中国外交史中的重要议题。

　　总体来看，多数关于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成果取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基本上采取历史学的叙事方式，描述各个时期中国对外交往的发展和一些重大事件的发展过程，在学科归属上属于历史学学科。受客观环境、研究议题、研究者视野、研究方法、档案材料等的影响，这些研究又或多或少存在结构类似、观点重复、创新欠缺等问题。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虽然多数描述“令人印象深刻，但也有一些差强人意的特点，如重策论而轻学术、重诠释而轻批判、重描述而轻思辨等”。因此，历史学学科中的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特别需要在议题、材料、视角、方法上寻求突破。

政治学学科的中国对外政策研究

　　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虽然出现了以前述研究为代表的成果，但是正如一位学者在回顾这个领域的研究状况后所说：“与国内热闹非凡的民国外交史和美国外交史研究相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的研究则冷清得多”。其实，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中外关系的加强，对当代中国外交及其历史的研究并没有减少，而是不断适应材料和研究议题等方面的限制，在研究路径上发生了一些变化，出现了以下两种趋势：一种是虽仍然坚持史学的方法和思路，但更多与国际关系史或国际外交史研究相结合，视野更宽，因广泛使用国外资源，故材料也更加丰富；另一种则是逐渐脱离传统意义上的外交史，开始与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研究相结合，其学科属性发生了显著变化。

　　（一）国际关系史（国际史）研究

　　当代中国外交史从中国史的角度纳入国际关系史或国际史研究中，主要是得益于一些有国际视野的学者的大力倡导以及更多学者的积极响应和努力。例如，有学者在回顾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状况后指出：“虽然学界已取得了不少成就，但目前国内的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不仅与国际学术界有所脱节，尚有相当一段差距，而且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发展甚不相称”，“应该重视‘跨国史’和‘共有的历史’视野”，“拓宽学术视野无疑是当务之急”。也有学者提出：“应该采用国际视角，促使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摆脱‘国史’的天然身份，从而逐步实现该研究领域的‘国际化’转向，在‘中国之外’发现中国”。这些呼吁反映出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应该具有国际视野，而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也为这种呼吁提供了可能和机遇。

　　来自国内的动力是，外交部于2004—2008年先后向社会公布了大批1949—1965年我国外交解密档案。这对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无疑是一个巨大的促进和鼓舞，随后很多相关研究都尽可能地使用了这些材料。来自外部的推力则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不少研究者逐步将史料搜集范围扩大到包括美国、苏联（俄罗斯）、英国、法国和德国（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等中国外交的对象国，进而将当代中国外交史的研究范畴推进到中外关系这一更高的层级。在一些学者推动下，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开始有意识地搜集和利用周边国家以及中国地方政府的相关档案材料，从而推动了当代中国与相关国家关系研究的开展。这些变化使“研究者可资利用的外交档案范围不断扩大，观察视角也逐渐由单边转向双边，个别情况下甚至尝试在国际冷战史或多边国际关系框架下审视当代中国外交关系的变迁”。在此基础上，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采用国际史的视角，充分利用相关国家的文献资料对当代中国外交史中的重要双边关系进行研究。这些研究视野宽广、材料丰富、写作规范、论证扎实，反映了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领域的新成果和新高度。

　　值得关注的是，越来越多的中国青年学者接受专门的国际学术训练，能很好地将国内外文献资料与国际关系或社会学理论结合起来，对当代中国外交史上的重要问题进行研究。这里仅举两个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一个是先后在国内外接受教育、现任职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青年学者周陶沫，将移民史和国际史相结合，对冷战期间中国与东南亚关系中重要而敏感的华侨问题进行了研究，其专著出版当年就获得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奔达奖的提名，并进入了最后评选名单。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是具有同样教育背景、现任教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青年学者殷晴飞，其把国际史与边疆史结合起来，从党际之间的“国际主义”、政府之间的“民族—国家主义”、两个社会之间的“跨国地方主义”三个层次，对中越关系在边境这个特殊的政治空间中的互动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很好地把国际视野、国际关系理论与新材料结合起来，做了大量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研究。

　　（二）运用国际关系（对外政策分析）理论的相关研究

　　相较而言，国内外关于当代中国对外关系/外交的研究更多是运用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对外政策分析理论来进行相关研究，既拓宽了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思路，也增加了研究的深度。这类研究一般不按历史进程展开，而是借用国际关系或对外政策理论，对当代中国外交史上的重要对外政策进行理论分析。从学科分类上看，这类研究不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或者说不是属于历史学学科中的研究，而是属于政治学领域国际关系研究的一部分，因此没有受到国内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者足够重视。这类研究代表了对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一种转型。如果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来看，从宏观（国际关系）理论到中层对外政策（决策）理论，再到具体的微观（外交）操作过程，几乎所有的理论都有用于对当代中国外交史上重要政策的研究。尽管这些研究的出发点和路径有所不同，但结果殊途同归，效果更是异曲同工。如在处理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这一重要问题的研究中，中国学者章百家在回顾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互动过程中提出了“改变自己，影响世界”的结论。西方学者江忆恩则采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社会化理论来对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进行分析。前者突出的是对中国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经验的总结及其对中国外交的借鉴意义，后者强调的则是中国融入世界的经验对西方国际关系中社会化理论的意义。在同样利用社会学理论对中国与主要国家关系进行的类似研究中，随新民采取社会认知理论对复杂的中印关系进行的研究也颇受中印关系史学界的关注。

　　随着国际关系理论层次的回落，有关中国对外政策的研究也出现了从体系层次到国内层次的转变。例如，冷战结束前夕，一些学者试图从认知的视角研究中国对苏联、日本和美国的政策以及中国与这些主要国家的关系。进入21世纪，这一趋势有了新的发展。如冯慧云利用“操作码”来解释冷战期间中国的对外政策，从学理层面揭示了中国战略文化的和平性。也有学者采用人格理论对中国对外政策的时代性特征进行研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从中国国内政治的角度来探讨中国对日本和美国等主要国家的政策。在从国内政治角度出发的相关研究中，中国对外政策决策机制与过程也是一个持续深化的热点议题，成果迭出。这种趋势在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基本一致。例如，牛军在从党史的角度对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过程中，一直试图探讨中国对外关系的动因。国内外学者不仅研究中国对外政策的制定，而且逐步将关注点放在具体政策的落实方面，也就是当今中国外交的过程和方式。

　　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给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大大丰富了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如解决旧中国遗留的边界问题是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近些年来，国内外学者利用最新资料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取得重大进展。其显著的共同点是，结合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给出了不同的分析和解释，不仅有利于理解当代中国外交史上解决领土边界问题的政策，而且对整个当代中国外交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其中，聂弘毅运用国际关系中“权力转移”理论，揭示了为什么在中国政策一致的情况下，与不同邻国解决边界问题的结果却不同；傅泰林从中国国内政治的角度不仅解释了中国与陆地邻国解决边界问题的多样性，而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与“转移战争”不同的“转移和平”的观点；海尔伊格则采用现实主义的视角，提出“国际体系”才是影响中国边界问题解决的原因。这样的研究关注的不仅是中国对外政策是什么，更在于揭示或解释政策背后的逻辑，有利于拓展和深化对相关问题的研究。

　　总体来看，政治学学科的中国对外政策研究在视野、方法等层面都有所突破，极大地推动了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深入。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类研究在强调理论重要性和中国外交普遍性的同时，又面临着史料不足、档案缺失等限制，有时也存在为理论而理论的情况，甚至还有为说明理论价值削足适履而忽视中国特色的现象。这是继续推进相关研究需要关注的地方。

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发展趋势

　　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取得不少的成就，学界在回顾和肯定这些成就的同时也指出该领域研究面临着一系列问题。例如，有学者提出：“目前真正能够充分接受并顺利刊发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成果的学术阵地依然较为狭窄”。也有学者表示：“目前我国的国际关系史研究仍然带有强烈的以国家（state）为中心的叙事风格，过于关注主权国家的‘高端外交’和权力精英的活动。”刊发该领域研究成果较多的《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在对相关来稿分析后指出，由于“史料的系统性、全面性和多元性不足”，“很多研究者过于依赖国外档案的收集与利用”，在研究上也“存在很多明显不符合历史学研究规范甚至一般学术规范的问题”。回顾当代外交史的研究进程及其在方法上的转变，也可为继续深化相关研究提供一些启示。

　　从历史学的角度研究当代中国外交史需要遵循史学的规范和原则。在历史学者眼里，“历史家的第一品格是真诚”；“历史学的第一标准是真实，是史镜”；“历史科学的首要任务……是揭示事实真相”。如果从历史学的视角研究当代中国外交，就需要遵循历史学的规范和要求，在研究中展现真诚，追求真实，揭示真相，就需要运用丰富权威的史料，还原特定外交事件的详细过程，以细节揭示事实。这就对原始材料特别是档案材料的运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这些要求是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存在的短板，也是学界的重要工作准则。但当代中国外交史涉及的问题特殊，其研究所需材料往往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和机密性，且越是重要和具有学理意义的政策就越敏感。历史学一直强调用材料说话，在档案解密前，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往往因缺乏一手档案材料导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研究无法深入开展，结论难以服众。事实上，这不仅是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面临的问题，而且是所有国家外交史研究面临的共同困难。因此，大多数外交史研究都是在相关档案解密后。这种状况短期内不可能得到有效解决。

　　从历史学角度研究当代中国外交史以及外交史在学科归属上都面临着窘境。例如，早期国内的外交史或国际关系史研究隶属历史学学科，但当前国际关系研究则很少关注历史，历史学家也很少把国际关系史或外交史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国内值得称赞的是华东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的一些教师仍然坚持历史学的路径研究国际关系（外交）史；国际上影响较大的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外交史项目，美国学界对国际关系（外交）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冷战史领域，即便是有一个名为《外交史》的学术期刊，刊登的内容也与国际关系差别不大，主要局限于美国外交史，与下文所谈的狭义外交史就相去更远了。从积极方面讲，外交史是一个交叉学科，但这其实也说明这个学科越来越被边缘化。国内的国际关系研究从历史学向政治学（国际关系）转变就是这种转型的写照。

　　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从历史学向政治学转向很好地适应了学术研究的理论化要求，有其必然性。相对而言，历史学重视历史过程，倚重第一手材料，让材料或事实说话，没有材料就不可能有新的发现和观点；政治学则更重视理论，注重借助不同的理论，形成不同的视角，提出不同的分析方法和设计不同分析路径，其虽然也重视事实和材料，但是认为事实不会自己说话，而是学者用历史事实说自己的话。就当代中国外交史来说，研究者既非对外政策的制定者，也非对外政策的落实者，既不用为政策的制定操心，也不需要为政策落实操心，其研究目的在于揭示作为研究对象当代中国外交史的规律，实现对研究对象的理论化。相对而言，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的研究更容易理论化，这也是国际关系理论得以盛行及不断有学者从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理论的角度来研究当代中国外交史的原因之一。

　　理解上述差异的启示是，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需要开阔视野，明确该学科涵盖不同的研究对象。当前国内学界所说的当代中国外交史实际上不是外交史，而是对外关系史。如国内多数高等院校的这门课程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有一些教材则采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从国际视野看，中国对外关系史是从国际关系史中“分离出来并以新中国为主体、新中国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来叙述的那部分历史”。笔者认为，广义的当代中国外交史或中国对外关系史不仅包括以外交手段落实对外政策的那部分内容，而且也包括以其他手段（如经济和军事手段）开展的那部分与对外关系相关内容，此外，还应该包括没有特定政策指导而客观存在的文化和社会关系等与对外关系相关的内容。总之，对外关系研究的范畴要比外交关系广泛得多，对外关系史也比外交史丰富得多。有关当代中国对外关系史的研究成果中既包括使用和平的外交手段开展的对外关系，也包括使用非和平的手段开展的对外关系。如多数当代中国外交史著作都把抗美援朝战争、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等包括在其中，这些都属于中国对外关系的内容是可以理解的，但它们不应被看作中国外交的内容，也不属于外交关系的内容。

　　与此同时，作为国际关系史一部分的中国对外关系史，不仅包括中国与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关系，也包括中国在不同功能性议题上开展的对外关系。这些关系都是在特定和具体的对外政策指导下开展的：按地理划分，当前研究最多的是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关系，如中美关系、中俄（苏）关系、中日关系、中印关系、中澳关系、中欧关系、中非关系、中拉关系、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等的现状和历史轨迹；按领域划分，中国对外关系史既包括政治的也包括经济的，而且已扩展到文化、社会、金融和信息等领域。这与国际关系研究的视角是一样的。

　　外交反映的是对外关系中最高层次的政治关系，这也是把外交关系当作对外关系或国际关系的主要原因。一旦使用外交这个概念，就增加了研究对象的敏感性和政治性。就目前来看，国内学者在研究成果中一般使用广义的外交概念，把外交等同于对外关系，但在探讨具体外交事务时则又采用狭义的外交概念。一般来说，中国学界将“外交”表述为：“国家以和平方式通过正式代表国家的行为体在对外事务中行使主权，以处理与他国关系，参与国际事务，是一国维护本国利益及实现对外政策的重要手段”。这种对外交主权性的强调，增加了外交的政治性和敏感性。虽然在全球化时代外交出现了泛化的趋势，产生了各种类型的外交，但是外交仍然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大大限制了外交研究的空间。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国内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中仍然存在前述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叙事风格，以至于有学者在谈到中美关系研究时指出：“中美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讲是一个国家和一个社会的关系”，“中国是一个国家，政府作为国家的代表”，“美国，则主要是一个社会”。

　　近些年来，之所以多数研究使用对外政策这个概念，既有现实的需要，同时也是学术研究理论化的需要。从现实需要来看，对外政策不像外交那样敏感，从学理上看，外交不同于对外政策，也更容易理论化。对外政策不是外交政策。对外政策是“一个国家处理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进行对外活动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方针和行动准则。它是由各国政府中的中央决策机构或其他行为体的最高决策机构根据国际形势和战略格局的变化而制定的，目的是为了一定利益，或落实一定时期的战略任务，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从两者的关系上看，对外政策旨在确立国家的目的，其首要功能是做出如何处理对外关系的相关决策，外交的首要任务则是恰当地执行它们。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外交是落实对外政策的主要手段，但非唯一手段”。影响对外政策的因素众多，相对也更加容易理论化，而且对外政策理论还可以将丰富的宏观国际关系理论与不同国家的对外政策实践联系起来，因此对外政策理论具有庞大的学术群体、专业性的学术机构和专门的学术平台。

　　外交是落实对外政策处理国家关系的工具和手段之一，但非唯一手段。外交有其自身规律和特点，但外交是落实政策，而非制定政策。从我国外交部官方网站公布的职能来看，没有一项是具体的对外政策决策。所谓“外交无小事，外交大权在中央”，实际上讲的是对外政策的决策权在最高领导层，这也是所有国家的共同特点。外交是用和平手段落实政策的工具和过程，外交实践操作性强，理论化困难，历史上那些对外交学学科建设有重大贡献的学者往往都具有丰富的外交实践，多数是重要的外交家。

　　笔者进行上述澄清的目的，是在于说明当代中国外交史是一个内涵丰富的跨学科或交叉学科，广义上包括当代中国对外政策史、以和平方式落实对外政策的外交史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外关系史等内容，狭义上则只是落实对外政策工具和过程的历史，研究受限制，理论化困难大。国际关系、对外政策和外交，在学理上是彼此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独立学科，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逻辑，有相互交叉重叠的学术群体和各自独立的学术平台。国内外当代中国外交史的研究思路、方法和学科归属的转向，表明国内的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在行动上与国际上类似学科的发展并行不悖，只是还没有形成关于这些学科差异的行动自觉，不同学者在著述中对这些概念的运用也存在着交替使用而不去辨析的状况，这也是今后应进一步关注的地方。

　　简言之，梳理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可以看出其显著的阶段性特点以及两个变化趋势，也能为未来继续深化和拓展相关研究提供重要启示，即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需要明确其内涵的多样性以及不同研究对象之间的差异，并将中国对外政策、外交和对外关系与国际上的国际关系、对外政策和外交学结合起来，借鉴不同的理论丰富和深化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与此同时，更具全球意义的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不仅需要本体意识，而且更需要国际视野，要把两者结合起来，从国际视野寻求研究视角，以扎根中国寻求新的研究方向，在贡献世界中展现本土意识和自主知识体系的价值与意义，从而逐步实现该研究领域的“国际化”转向，在“中国之外”发现中国。进而言之，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深入推进、蓬勃发展，也能为进一步推进全球治理贡献中国经验、中国元素和中国智慧，更好彰显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使命担当和独特风范。

　　［作者简介］张清敏，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4年第5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