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史研究学术史专题

　　［编者按］“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学术史是学术研究的历史，是对学术研究进展的及时反映，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当代中国史研究》自创刊以来，秉持“研史通变，资政育人”的办刊方针，密切关注当代中国史研究学术前沿，积极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深入探讨治国理政历史规律，科学总结当代中国成功经验，先后共刊发各类学术文章3000余篇，及时反映了当代中国史学术研究的进展。为继续推动当代中国史研究深入发展，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本刊特开设当代中国史研究学术史专题，推出系列笔谈文章。本期三篇学术史文章主题分别为新中国史研究理论的回顾与思考、国史学理论体系建构的检视、新中国史理论研究。文章结合新时代新征程国史研究的新任务新要求，系统梳理了其研究进展及存在的问题，有助于准确把握相关领域发展现状，明确今后努力方向，加速推进国史研究“三大体系”建设，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国史学科知识体系。

学科、范式、话语：新中国史研究理论的回顾与思考

柳建辉

　　新中国史（以下简称国史）研究理论是关于如何认识和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学科理论。学界一般认为，国史研究理论涵盖史学概论、史学史、史料学、史学评论、编纂学以及“三大体系”建设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鸿篇巨制《当代中国》丛书这一国史研究重要成果的编撰出版，以及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以下简称国史学会）、《当代中国史研究》等国史专业研究机构、学术团体、专业期刊的诞生与发展，国史这一新兴学科日渐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其中，国史研究理论因其对国史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而受到持续高度关注。总体来看，国史研究尤其是国史研究理论应与党和国家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紧密结合，并与其学科发展的内在规律和要求相契合，但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目前这方面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较大差距，明显“滞后于国史研究的整体发展和学科建设的实际需要”。就国史研究理论而言，有关学科定位、研究范式更新和话语建构等问题始终是备受关注且颇具研究价值的重要内容，需要通过学术回顾进一步探讨和明晰，为此，本文拟就上述有关国史研究理论的三个主要问题略作回顾，并对相关研究进路作简要梳理，以期进一步引起学界同仁的探讨，共同丰富和发展国史研究理论。

关于学科属性的研究

　　学科属性是国史研究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标志着新中国的历史进程由此开启。但由于种种原因，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国史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并没有与新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同步推进，而是更多地被纳入中国革命史（以下简称革命史）和中国共产党史（以下简称党史）的研究范畴。也就是说，尽管此前国史中的很多重大问题已得到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但并不是在国史学科的自觉意识下进行的。1978年，随着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党史领域的拨乱反正和1981年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的通过，国史的学科建设问题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到20世纪90年代，学界对国史的学科属性等问题也展开了持续的讨论。

　　长期以来，比较普遍的一种观点认为，国史是中国通史的一部分，是以1949年为时间上限且没有时间下限的当代中国通史，“与中国古代史、近代史研究相衔接，纯属史学学科”，是“一门隶属于历史学一级学科相对独立的新兴分支学科”。我国高等院校培养的国史专业研究生也大都授予历史学学位，划归历史学科。当然，与历史学科内其他分支学科相比较，国史这一新兴分支学科具有其特殊性，如有学者认为它是一门“政治性很强、意识形态性很强”的历史学科，“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学术性相结合、历史性和现实性相结合、距离感和现场感相结合、静态感和动态感相结合的特点”。

　　与此同时，鉴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有观点认为国史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大致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既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又属于历史学和政治学，主要是这三种学科的集成和融合”；另一方面则是与党史“相联系而又相对独立”的学科。总体来看，国史的学科属性在具体表述上还“有模糊和矛盾之处”，其在历史学科、具有特殊性的历史学科、综合学科、相对独立学科等学科定位之间仍有较大的探讨空间和学术张力。

　　在国史学科属性的讨论中，如何认识国史与党史这两个天然联系紧密的学科领域的关系，始终是学界讨论的热点。就目前所见，几乎所有关于国史研究理论的论著都涉及国史与党史关系的讨论，从研究对象、研究角度、研究范围、研究重点、编研侧重、研究理论与方法等方面进行系统比较。长期以来，党史学科始终把国史研究作为重要内容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与此同时，国史学科也是在党史研究的基础上逐步独立、发展起来的。正是由于国史与新中国成立后的党史在研究内容上高度融合，研究理论和方法相近相通，都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意识形态属性等特点和“资政、育人、护国”的现实功能，因此，在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之初，就有学者指出，鉴于国史与党史内容的重合性，有了党史研究机构，就没有必要再设立国史研究机构。但也有学者明确提出，国史和党史存在“‘和而不同’的特征”，二者之间还存在不可互为替代的差异性。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史国史的学习、研究、宣传和教育，先后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指示批示，推动党史国史研究事业蓬勃发展。202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将“中共党史党建”列为法学门类下一个新的一级学科；2022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公布《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中共党史党建学作为法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正式纳入招生目录。在此前后，学界进一步加强了对国史学科属性的讨论。考虑到国史学科在历史学门类中国史一级学科内不那么突出，且面临被边缘化趋势的现实困境，不少学者建议将国史设置为中共党史党建学的二级学科。例如，杨凤城提出：“可以考虑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作为二级学科纳入”；王炳林认为，中共党史党建学可以考虑设置六个二级学科或学科方向，其中就包含“新中国史和改革开放史”；储著武也认为：“中共党史党建学的设立，为加快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学科建设开辟了另一条通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设置为中共党史党建学的二级学科，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科和中共党史党建学来说是相互作用、相互成就、相得益彰的事情”。

　　鉴于国史的特殊学科属性，在中国史和中共党史党建学两个一级学科下同时设置国史二级学科或研究生招生专业，一度成为国史学科发展的现实趋向。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为代表的部分高校从实践层面已经将国史作为中共党史党建学的二级专业进行研究生招生和培养，这对国内其他高等院校国史学科的设置具有很强的示范作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1月，《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试行版）》发布，法学门类下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设中共党史党建学理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党务工作理论与实践四个二级学科，并未包含国史，国史则仍然以中国现代史冠名，作为历史学门类中国史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要站稳新中国史史学属性的脚跟，立足当前作为中国史分支学科的地位”。这种观点在国史学界仍较有代表性。可见，从长远来看，对国史学科属性及其独特性、相对独立性如何进行深入研究，仍有进一步探讨并逐步明晰进而取得共识的必要。

　　本文认为，随着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断繁荣发展，中共党史党建学的学科发展会进一步深入，其外延的拓展和二级学科的设置应在将来的适当时机进行调整和增补，国史应作为首选或必选二级学科之一；到一定时候，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国史上升为一级学科，也并非不可能。

关于研究范式变迁的探讨

　　研究范式是一门学科学术体系的核心构成要素。随着国史学科的不断发展，国史研究范式也开始呈现多样化的趋势。而以研究范式创新引领学术体系创新，是建构国史自主知识体系、推动国史“三大体系”建设的内在要求。据目前学界的讨论和归纳，国史主流研究范式大体经历了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中华民族复兴史范式的演进过程，与此同时，新革命史范式、中国式现代化范式等也在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国史研究范式的更新既与时代变迁密切相关，也是学术发展的必然产物，体现了国史研究理论的不断成熟。

　　革命史研究范式主要以近现代以来中国革命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为时间节点，从中国人民英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视角阐释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长期以来是中国近现代史、党史研究的主流范式。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革命“全面重塑了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价值伦理乃至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其在国史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改革开放前，国史研究主要被纳入党史、革命史研究领域，按照革命史研究范式，研究者更多从革命立场等角度来分析新中国成立和发展等问题，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取向，产生了不少研究成果。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突飞猛进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学术化的日益强化，现代化研究范式逐渐成为中国近现代史和党史研究领域的主流范式，这对20世纪90年代刚走向独立的国史学科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研究范式将新中国的发展置于更广阔的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加以考察，从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视角叙述新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与以往的革命史研究范式相比，更加多元地呈现了国史的复杂性和丰富面相。

　　进入21世纪，一些学者基于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和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在革命史研究范式一度式微的背景下提出新革命史研究范式。新革命史强调从常识、常情、常理角度分析问题，突出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以及基层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开拓了诸如“话语、符号、象征、形象、想象、认同、身份、记忆、心态、时间、空间、仪式、生态、日常生活、惯习、节日、卫生、身体、服饰、影像、阅读等等”新的研究视点，旨在“回归学术的革命史”，具有一定的理论探索意义。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新革命史研究主要是从微观细节和日常生活角度对传统革命史研究范式的宏大叙事所遮蔽的鲜活历史和丰富面相进行再发掘，对此，有学者将新革命史看作在学术自身演进逻辑和时代变迁驱动下“把传统革命史观提倡的研究取向和内容付诸实践”。此外，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研究的历史转向，以及社会史研究所强调的从基层社会、社会生活等出发的眼光向下、由内而外的视野，也大大提升了国史研究的问题意识、选题范围、史料分析维度和技术能力，呈现出有别于以往国史研究的颇具独特性的叙事框架。同时亦需要注意的是，目前部分此类研究成果尚存在矫枉过正、过度关注历史细节的“碎片化”倾向，在研究时段上也以改革开放前30年的历史为主，因此就国史研究来说，上述研究范式或研究进路虽大有可为，但仍任重道远。

　　2021年11月，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主题明确凝练概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以此作为分析框架将百年党史划分为四个时期，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有学者认为这是“确立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研究新范式的参照”，即中华民族复兴史研究范式。还有学者指出，这一研究范式“整合和超越了以往流行的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的旧范式”，“科学地把握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和大势”。中华民族复兴史研究范式对国史研究具有范式创新的重要意义，有学者对此明确指出，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把国史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新中国史研究的新范式”。将国史上的重大问题、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大决策、重要人物、制度建构等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加以审视，可以从整体上更好地把握国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有利于推动国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由此，中国式现代化研究范式被学界频繁提及，一些学者敏锐地洞察到中国式现代化研究范式对国史学科发展的理论价值，提出“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范式运用到新中国史研究之中，是构建新中国史研究话语体系的迫切要求”，要“在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中建构国史新知识体系”等；还有学者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范式出发，将国史分为1949—1978年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期奠基、1978—2012年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形发展、2012年以来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时代三个时期。

　　本文认为，各种科学合理的研究范式都对国史研究理论的深入发展和切磋讨论有益，今后应加强相互交流，以中国式现代化范式研究国史虽刚刚起步，但充满机遇，更值得加强探讨争鸣，共同促进学科发展和学术体系的逐步建构。

关于话语体系的研究

　　国史话语体系的探讨始终伴随国史的研究进程。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国史有“用于宣传的意识形态话语”和“用于研究的学术规范话语”两套话语，“有必要用不同的话语体系将政治活动和学术活动区别开来”。笔者以为，在学术研究中应进行合理的话语转换，尽可能使用学术话语。

　　话语体系的建构需要有一个长期的过程，绝非一朝一夕之功。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前后，国史话语体系再次成为学界热议话题。一方面，学者们坦言国史学术话语尚处在初始建构过程中，需要建立和逐步完善有别于党史的相对独立的话语系统。另一方面，针对当时甚嚣尘上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有学者明确提出要高度重视“对国史解释的话语权”。可见，国史话语体系建设既是国史学科独立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也体现了学者们在面对国内外舆情压力下的历史自觉和责任担当。

　　进入新时代，为有效应对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带来的严峻挑战，国史研究话语权问题的讨论一度形成高潮。以国史研究重镇当代中国研究所为例，2014年4月16日，该所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就国史研究话语权和话语体系建设问题举办“国史研究话语权建设”学术研讨会。不少专业学术期刊也先后开辟这方面讨论的专栏或栏目。总体来看，在国史研究不断深入推进的过程中，国史研究话语权和话语体系建设始终是其重要议题。国史学界正视话语权建构面临的严峻挑战，不断呼吁切实增强建构“国史话语权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建立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形成“主体性、原创性话语”，牢牢掌握国史的“叙述权、阐释权和话语权”，积极探索国史研究话语权和话语体系建设的原则和有效路径。

　　近年来，学界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和致国史学会成立30周年贺信精神与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进一步从加快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整体视野统筹思考国史的话语体系建构问题，推动建构自主的国史话语体系。对此，有学者将国史话语体系具体划分为“学术话语体系、大众话语体系、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等，国史话语体系研究日益走向深入，概念、范畴、命题、思想表达、叙事结构等不断纳入学术研究视野。本文认为，国史话语体系研究看似容易、简单，但真正形成既科学又走向大众和国际的话语表达，产生切实的学术影响力和社会辐射力且具备学术生命力的话语体系建设仍任重道远，需要学界潜心聚力，久久为功。

思考与展望

　　通过上述简要梳理可见，学界对国史学科定位、范式更新、话语建构等问题进行了持续讨论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要看到，目前相关研究成果还主要集中于个别问题和少数学者，辐射范围有限，缺乏学术成果的良性互动，尚未得到学界广泛参与。进一步深化国史研究理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对话，推动国史学科与党史学科协同发展，不同研究范式多样共生，并提升建构国史自主话语体系的学术自觉和学术自信。

　　（一）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持续深化国史研究理论

　　历史观是开展历史研究的前提，历史观不同，得出的历史结论必然大相径庭，历史观错误，研究更会走入误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唯物史观是我们共产党人认识把握历史的根本方法”，要“坚持唯物史观、正确党史观，在党和国家历史问题上正本清源”，“让正史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同时，要“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持续深化国史研究理论，应将其贯穿于国史研究的长过程，使其始终成为国史学界的思想共识和学术自觉。

　　1.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治学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历史，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既不能因为成就而回避失误和曲折，也不能因为探索中的失误和曲折而否定成就”。就国史研究而言，就是要全面、历史、辩证地认识和评价国史上的重大问题、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重要文献，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正本清源，才能客观全面地展现新中国的历史原貌，进而形成正确的历史认知。例如，在如何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它们在“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既“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又如，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这些重要论述有利于国史研究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推动着国史研究理论持续深化。

　　2.始终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基本立场和观点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必须“始终坚持人民立场、人民至上”。国史是由中国人民创造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开创和发展的历史。开展国史研究首先必须搞清楚“为什么人的问题”，要想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广大国史研究者要牢记“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准确把握人民群众对历史的创造作用，自觉把个人学术追求同国家和民族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为国修史、为民立传，持续推动国史研究事业繁荣发展。

　　3.始终树立大历史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观察和认识中国,历史和现实都要看”。这就要求国史研究要“立时代潮头，通古今变化，发思想先声”，在古今中外的时空坐标内审视和把握国史的历史方位，在历史、现实与未来的纵横比较中进行考察和审视。与此同时，国史研究还“需要有一个宽广的视角，需要放到世界和我国发展大历史中去看”，在放眼全球的开阔视域中处理好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深化和拓展对国史相关问题的认识。

　　总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观的重要论述立意高远、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明确了国史研究的指导思想、时代使命、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学科站位、评价原则、功能特征、研究方法等基本理论问题，为深化国史研究理论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二）国史学科与党史学科相互依存

　　从历史渊源、现实境况和未来发展来看，国史与党史两个学科相互依存、互相助力、融合发展、构建学术共同体，既是全面反映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伟大成就、激励人们坚定“四个自信”的客观需要，也是学科发展突破瓶颈、摆脱困境、实现共同发展的内在要求。

　　目前，国史与党史分属中国历史和中共党史党建学两个不同的一级学科，其研究对象、范围、侧重点、学术传承、国际交流等方面具有各自的鲜明特色。例如，在研究对象上，国史主要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其研究主体是作为新兴民族国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共和国本位”，属于通史的国别史研究；党史则主要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强国的历史和党自身建设、自我革命的历史，其研究主体是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属于通史中带有专史特点的政党史研究。在研究范围上，虽然国史与新中国成立后的党史重叠交叉，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理论和实践同时是党史国史研究的核心内容，但二者仍各有侧重。作为国家史，国史涵盖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领土范围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国防、外交、人口、自然环境等各领域各方面，全面的结构性研究都是国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其中，港澳台地区作为中国固有领土，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发展历程也是国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党史的学术版图同样十分广阔而多元，绝不仅限于政治史、执政党史，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高度组织化的集体能动者”，对党的执政史和自身建设史等能动性研究毫无疑问始终是党史研究的重中之重。在学术传承上，两个学科都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重视对中国悠久史学传统的传承和创新，并吸收借鉴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论和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国史作为与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并列的中国通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吸收借鉴中国悠久而成熟的治史修史优良传统更应成为学术自觉。以史书编纂为例，国史除了运用当今通行的章节体外，也要考虑如何创造性地继承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典制体、方志体、史地体等中国史学的传统体裁与体例，以便与中国历代史书相呼应。在国际交流上，两个学科都肩负着史实澄清、形象塑造、学术互鉴等责任和使命，从目前国际舆论环境来看，国史在彰显中国共产党执政成效、国际沟通对话、文明交流互鉴、传播好中国声音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总之，国史和党史两个学科各有特色，不能笼而统之地合二为一，同时也要清晰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作为核心领导力量，带领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创立了新中国，并领导国家建设和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国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的历史，其最大的共同点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都是以人民为中心。因此，在国史学科发展过程中不必过分自我设限，刻意强化二者之间的学术区隔，而应积极推动两个学科的协同发展。

　　（三）推动国史研究范式多样共生

　　通过研究范式创新提升理论阐释能力是理论研究不断成熟的表现。多年来，国史研究领域既有传统研究范式的推陈出新，也有全新研究范式不断涌现，形成了研究范式转换的学术自觉。而各种研究范式多样并存、多元发展，才能多维度多层面提升理论阐释能力，推动国史研究理论不断走向成熟。

　　正如有学者指出：“国史内容是丰富多彩和多侧面的，国史研究只是选择历史的某个侧面进行剖析，故对其理论阐释必然是多元的。”以革命史研究范式与现代化研究范式的关系为例，虽然20世纪80年代后期二者的此消彼长曾引发学界热烈讨论，但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彼此之间并非完全对立的迭代关系，而是各有侧重、相互补充，故应彼此包容，长期并存。而曾一度出现的以现代化研究范式抨击否定革命史研究范式，打着范式转换的旗号宣扬“告别革命”、否定中国革命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的主张，则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必须始终加以警惕。

　　当前，主流国史研究成果中以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为关键词的历史分期，总体上体现了革命史研究范式与现代化研究范式相互依存的叙事逻辑。同样，曾以“对着干”姿态出现的新革命史研究范式，“在研究对象、研究范围上与传统革命史没什么两样”，二者之间也“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新革命史是“在前者基础上的延伸与拓展”，而非否定和另起炉灶。简言之，这实际上可以将其看作吸收传统革命史研究范式合理内核基础上进行的一种结构性调整。近年来，中华民族复兴史范式提出后，学者们就明确表示“新的研究范式并不意味着排斥、否定其他的研究范式”。本文认为，不同研究范式之间可以兼容、并存，基于学术研究的不同时段和实际需要，完全可以采用不同的研究范式。事实上，每种研究范式都有其优势和限度，并无绝对优劣之分。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简单地以一种范式而排斥另一种范式，都会导致片面性和局限性”。

　　（四）提升建构国史自主话语体系的学术自觉和学术自信

　　从学界对国史话语体系研究的历程来看，国史话语体系的建构始终面临学科发展内生动力和严峻形势外在压力的共同作用，形势紧迫，任务艰巨。近几年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国史话语体系如何建构的思考，且多纳入国史“三大体系”建设的研究范畴，尚缺乏对国史自主话语体系的专门性研究。从学科发展对话语体系建构的内在要求出发，要有建构国史自主话语体系的学术自觉，积极推进学术话语体系建设；从应对危机回应期待的现实需要出发，要有建构国史自主话语体系的学术自信，实现有效的话语表达和话语传播。

　　建构国史学术话语体系是国史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而对新中国历史进程中的标识性概念范畴进行学理性提炼则是其中的重中之重。我们不仅要重视在历史变迁中提炼富有时代特色的概念和范畴，客观反映新中国不同阶段的奋斗历程，也要重视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国防、安全、外交等具体领域的实践解读中提炼富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概念和范畴，引领知识生产和理论创新。此外，要善于发掘不同时期政治文本中不断被复述和强化的标识性概念，推动其向学术概念转化，实现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与互补”。

　　面对长期以来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西方学术话语霸权和话语陷阱，国史研究还要树立应有的学术自信，立足中国实践，以我为主展开国史的叙事和传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现代化、四个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小康社会、全过程人民民主、脱贫攻坚、共同富裕、精神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中国发展进程中围绕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人类和平等重大问题所提出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话语和宝贵经验，对世界各国人民都具有借鉴意义。只有在“中国好故事”的基础上通过超越时空与地域局限的理论精炼，打造融通中外的概念范畴和话语表述，才能切实解决“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问题，真正讲好中国故事。

　　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目前“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这一重要论述不仅对国史学科自主话语体系的建构提出了明确要求，更是加快建构国史学科自主话语体系的重要遵循。国史研究者要肩负起时代使命，在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上聚焦发力，深耕久耘，以扎实的理论研究和史实凝练，提升国史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综上所述，国史学科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基础学科之一，也是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标识性学科。从学科定位、范式更新、话语构建等方面持续深化国史研究理论，是提升国史研究学术原创能力、推动建构国史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抓手。当然，国史研究理论不仅只有以上几个方面，更多的研究回顾和展望需要学界同仁共同努力，进行更加全面深入的梳理和总结。

　　*本文在成文过程中，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陈莉莉做了大量工作，特此说明

　　［作者简介］柳建辉，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4年第6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