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史研究学术史专题
[编者按]“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学术史是学术研究的历史,是对学术研究进展的及时反映,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当代中国史研究》自创刊以来,秉持“研史通变,资政育人”的办刊方针,密切关注当代中国史研究学术前沿,积极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深入探讨治国理政历史规律,科学总结当代中国成功经验,先后共刊发各类学术文章3000余篇,及时反映了当代中国史学术研究的进展。为继续推动当代中国史研究深入发展,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本刊特开设当代中国史研究学术史专题,推出系列笔谈文章。本期三篇学术史文章主题分别为新中国史研究理论的回顾与思考、国史学理论体系建构的检视、新中国史理论研究。文章结合新时代新征程国史研究的新任务新要求,系统梳理了其研究进展及存在的问题,有助于准确把握相关领域发展现状,明确今后努力方向,加速推进国史研究“三大体系”建设,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国史学科知识体系。
国史学理论体系建构的检视
左玉河
改革开放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下简称国史)研究理论(本文统称国史学理论)逐渐引起学界关注,出现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总体上看,国史学理论体系并未真正建构起来。如何建构国史学理论体系?国史学本体论应该讨论哪些基本问题?国史学认识论应该探究哪些基本问题?国史学方法论体系中有哪些高效能的独特方法?这些都是建构国史学理论体系过程中必须探究的重大问题。笔者拟在学界同仁总结国史学理论研究状况基础上,围绕这些重大问题进行初步的理论反思,以助推中国特色国史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概念内涵界定:厘清国史学理论与国史理论的区别
重视国史学的历史理论层面研究,注重对国史现象进行理论解释,忽视国史学的史学理论建构尤其是国史学基本理论问题,是目前国史学理论体系建构存在的突出偏向。之所以如此,源于国史学界往往不太注意区分国史研究领域的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或称其为“史学理论研究”“国史的理论研究形态”,或称为“国史研究理论”“国史理论”“学科理论”“基础理论”“基本理论”等。似乎只要是对国史领域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就是国史学理论,因而没有刻意区分国史理论与国史学理论、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
有学者用“当代史理论研究”来涵盖整个国史学界的理论研究问题,认为史学理论研究“更偏重于理论和解释工作。比如,重点研究和解释历史发生和发展的原因及规律、经验,对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评价,研究和阐释修史本身的宗旨、原则、方法,规定史书编撰的体裁、体例等等”。其将史学理论研究的特性,提炼为“更偏重于理论和解释工作”是准确的;所提到的“重点研究和解释历史发生和发展的原因及规律、经验,对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评价”等前几项内容,属于“历史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所提到的“研究和阐释修史本身的宗旨、原则、方法,规定史书编撰的体裁、体例等等”后几项内容,则并非“历史理论”关注的问题,而恰恰是“史学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很显然,以上论述并未严格区分“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而是将两者所探讨的内容合并起来,归并于“史学理论研究”概念中。如果指广义上的整个国史“理论研究”所包含的内容,这是没有问题的,但若专指国史研究的“史学理论”则似乎不够准确,因为这些属于国史学的“历史理论”范畴。其依据国史理论研究的特性,进而指出国史学科建设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一是系统构建国史研究的学科理论,如阐释国史的概念及其研究特点和学科依据、学科体系等;二是解答国史中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如什么是国史的基本走势、基本规律、基本经验,以及如何总体评价国史等;三是从理论上分析国史重大问题,强调“要搞好当代中国史理论研究的学科建设,就要构建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学科理论,搞清楚其研究范畴,与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研究的关系,学科的学术性和政治性的关系等重要问题;就要分析当代中国史的基本理论问题,包括历史分期、主线、主流等”。此处所谓“学科理论”,实际上就是国史学的“史学理论”;所谓“基本理论问题”,就是国史学的“历史理论”研究的对象;所谓“对中国当代史的重大问题予以理论上的解答”,同样属于国史学的“历史理论”问题。
以上所言国史理论研究,实际上分属国史学的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两个方面,但并没有对其加以进一步区分。
明确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的区别,是厘清国史理论与国史学理论的前提。正像国史研究必须首先明确国史研究对象那样,国史学理论建构必须首先厘清与国史理论的区别,明确自己的研究范围。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是两个具有不同内涵的概念,有着不同的研究对象:前者研究对象是“历史”本身,是对客观历史发展进程本身所做的理论思考,包括对历史过程、事件、人物的理论解释;后者研究对象则是“历史学”本身,是对历史学自身理论问题所做的理论思考。
国史学视域中的理论研究,同样包括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两部分。国史学的历史理论称为国史理论,国史学的史学理论称为国史学理论。正如国史不同于国史学那样,国史理论也不同于国史学理论。国史理论,实际上就是国史学的历史理论,是研究客观的国史发展问题,是对国史发展进行的理论概括,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包括:国史发展的主题主线是什么?如何看待国史发展的主流本质?如何划分国史发展阶段?如何把握国史人物与国史事件的评价标准?这类针对客观国史进行的理论探讨,会进而形成国史分期理论、国史主题主线理论、国史本质主流理论、国史发展动力机制理论、国史人物评价理论等。国史学理论,实际上是国史学的史学理论,是对国史研究(国史学)本身发展问题的反思,是对针对国史学所做的概括性理论,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包括:国史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是什么?国史学的基本属性和功能是什么?国史学的构成和分类体系是什么?国史研究是如何展开并取得成效的?国史研究者的主观认识如何符合客观的国史发展实际?国史研究者所得出的历史认识如何加以检验?国史研究有哪些方法?等等。
目前,绝大多数学者认同上述区别,但仍然存在混同现象。例如,有学者指出:“国史学理论可分为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其中,国史学的历史理论是考察国史发展过程的理论,主要包括国史的主线及其分期,国史重大事件如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以及国史重要人物的研究等。国史学的史学理论是反思国史学自身的理论,主要包括指导思想、基本理论、研究方法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唯物史观,即国史学的指导思想;第二个层次是基本理论,包括国史学的性质、特点、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学术规范、地位与作用等问题;第三个层次是研究方法。”
这一论述有值得进一步商榷的地方,如所述“三个层次”并将唯物史观纳入其中,但事实上,唯物史观作为国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并不在“史学理论”探讨范围之内(应该在“历史理论”层面探讨)。所谓第二个层次的“基本理论”,实际就是要重点探讨的国史学理论本体论部分,重点围绕“国史学是什么”展开,包括国史学的性质、特点、对象和研究内容等。其将“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及“地位与作用”都包括到国史学的“基本理论”中,无疑扩大了国史学基本理论的内涵。其所谓的国史学的“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实际上就是国史理论和国史学理论的分别。其在随后的文章中再次使用这两个概念并强调:“国史理论,是考察国史发展过程的理论。国史学理论是反思国史学自身的理论,主要包括国史学的性质、特点、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指导思想、研究方法、科学体系、学术规范等问题。”
由此可见,建构国史学理论体系,必须首先厘清国史理论与国史学理论的区别,明确国史理论是国史学的历史理论,国史学理论则是国史学的史学理论,两者的研究对象是不同的。因国史理论和国史学理论都在广义的“历史认识”范围之内,故许多人没有察觉将两者区别开来的必要,且两者确有较为密切的联系,故很容易混含在一起。正因忽略了两者区别,故目前国史学理论所讨论的内容,是包含有高比例国史理论的内容,导致出现重视国史理论而忽视国史学理论的偏向。
国史学本体论:探讨国史学理论体系中的基本理论
国史学的史学理论,可称为国史学理论。因为国史学理论是以国史学为研究对象的理论,而国史属于历史学的分支学科,故国史学理论实际上就是国史学的学科理论。既然国史学理论是对国史学本身进行反思的理论,同时是关于国史学的学科理论,那么,国史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及其内容就比较明晰。国史学界对此进行了初步探讨。大体而言,国史学理论也被称为国史学的基本理论,其主要探讨国史研究的对象、内容、性质、特点、功能等,主要包括国史学的性质、特点、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学术规范,以及国史资料考证、国史学术评论、国史研究机构、国史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国史著作编写、国史编研工作者的素养等问题。这些都是国史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
作为国史学的史学理论,国史学理论就应该按照历史学的史学理论体系,建构一套包括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在内的理论体系。笔者认为,国史学本体论,应主要围绕“是什么”展开讨论,所探讨的是国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及国史学的学科体系及其理论。国史学研究对象、学科定位、学科属性、学科特点、学科功能、学科地位等,均属国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学界对此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例如,有学者在论述“国史学概论”时指出:“这样的概论应该对学科定位、学科属性、学科特征、学科功能等作出精准描述,对学科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作出明确界定,对学科发展指导原则作出深刻阐释,对研究方法作出系统介绍,对学科发展史进行清晰梳理,对学科发展学术规范提出明确要求,对史料的搜集、鉴别和运用等提出指导意见。”这种概论所讨论的内容,显然都是属于国史学理论体系中本体论所要关注的基本理论。
目前,学界对国史学理论基本问题的探讨取得了突出成绩,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明确了国史相对独立的学科定位 经过讨论,国史学科基本上摆脱了长期依附于中国共产党史(以下简称党史)学科的状态,明确了国史学的研究对象、学科边界和学科定位,即国史与中国古代、近代历史研究相衔接,是与党史研究相联系而又相对独立的历史学科。对此,有学者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中国通史的一部分。作为一门学科,它的研究对象包括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国防、外交等各个领域;包括社会的各个阶级、阶层、政党、社团、民族等各个方面的各种活动。也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当代中国社会整体的历史反映。”也有学者认为:“从狭义讲,它是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权的建立和发展的历史;从广义讲,它应该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整个历史时期的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变迁。”正因为如此,国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党史在研究对象、内容上虽有许多交叉重合,但两者分属不同学科,有着不同的研究范围、研究重点和研究特点。有学者就此做过详细阐述:“党史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它的学科定位为政治学;即使从史学角度看,它也属于专史研究的性质。而国史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在现代或当代的历史,与中国古代史、近代史研究相衔接,纯属史学学科,而且是断代史性质。因此,党史研究与国史研究无论在研究角度、范围、重点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必然会有很多不同。”由此可见,国史的学科定位基本明确:国史研究的对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它是中国通史的当代部分,自然属于历史学的分支学科。
明确了国史学科兼具学术性与政治性的双重特性 国史既然属于中国通史的当代部分,其研究自然具有历史学求真求实的学术特性,必须按照历史学的基本规范展开,即以史料为根据,以真实为原则,以事实为基础,重视原始史料以及各种资料的综合利用,强调证据决定发言权、先谈事实再讲道理、通过考证澄清真相、用史料的真实性检验结论,从而使国史学具有客观性和学术性。但国史研究的特殊性在于:既有历史学的学术属性,也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学术性决定了它必须按照历史学规范进行学术研究,政治性则决定其在研究时必须观照现实政治。学界对国史学的双重特性形成了比较一致的认识:从研究对象的时限而言,国史学是属于当代时限内的历史科学;从研究对象的范围而言,国史学是带有断代特性的通史;国史学研究新中国成立、发展、繁华富强的伟大历程,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和尊严,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因此,国史学既要按照历史学规范进行科学研究,更要严格遵循其政治性,要科学处理二者关系。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强调当代史研究的现实政治性、意识形态性,不等于否定它的学术性、科学性。”
明确了国史学“资政、育人、护国”的多重功能 随着国史研究日益深入,研究成果不断累积,学界对国史学的多重功能有着愈益清晰的认识。例如,有学者指出:“当代史研究不仅不可能回避政治、淡化意识形态性,相反,要更加自觉地反‘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之道而行之,努力发挥‘护国必先卫史’的功能”。“古人早就讲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反过来,护己之国,也必先卫其史”。国史研究要具有“护国必先卫史”的重要功能,基本成为学界共识并被高度概括为“新中国史研究具有存史、资政、育人、护国的功能”。
国史学本体论既然围绕“国史学是什么”问题展开,那么学科体系就是其探讨的重要内容。笔者认为,国史学的学科体系及其结构,应该包括国史学的史料学、学科史、编撰学、评论学,以及国史各分支学科(专门史、专题史、国史通史等)构成的学科体系。因此,国史学的学科体系建构,一方面要从横向上探究国史学的学科构成,如学科史、史料学、编撰学、评价学等,其中,学科史是关于国史研究的学术演变史,国史史料学是关于国史研究所需史料搜集整理利用的理论,国史编撰学是关于国史论著编撰的理论方法,国史评价学则是关于国史研究成果评价的理论;另一方面要从纵向上探讨国史学科的分类体系,如按照研究对象分为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思想史、军事史、外交史等专门史,或按照研究主题分为国史研究的专题史等,并对各分支学科体系及其特性进行理论探究。
国史学的学科体系及其构成问题已经引起学界关注并进行了初步探讨。大致而言,国史学的学科体系主要包括国史史学史、国史学概论、国史史料学、国史评论、国史编纂学等。对此,有学者进一步将国史学科体系的基本构成概括为国史史源与史料学、理论研究类学科、国史本体研究类学科、国史研究交叉类学科四个方面,并强调:“国史研究学科体系是由国史的内涵、性质与特征,特别是国史发展的主题与主线、主流与本质所规定的,是国史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
总体上看,目前学界对国史学理论本体论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研究并取得了较大进展,对国史学的学科体系进行了初步探索,力图建构国史学理论体系的本体论内容。国史学本体论基本理论问题研究除探讨国史学的对象属性功能之外,还应该包括国史学的学科布局、发展规划、研究模式、话语体系、研究规范、各分支学科及研究领域专门理论等,但目前这些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与国史学本体论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相比,其学科体系建构起步较晚,讨论还不充分,存在着极大的提升空间。
国史学认识论:探究国史认知主体与客体的关联
认识论是国史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学界往往多重视国史学方法论问题探讨,忽视对国史学认识论的讨论,缺乏建构国史学认识论的自觉性,尚未明确国史学认识论的研究对象、路径、目标等基本问题。国史学认识论领域基本属于空白状态,成为整个国史学理论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少数涉及相关表述的研究,也多是在探讨国史理论问题时涉及对这些问题的认知,才会有所论及。例如,国史分期问题是国史理论关注的重点,形成了许多不同的观点。之所以会形成不同观点,源于研究者差异性的国史认识。有学者指出:“对历史进行分期,即给历史断限,历来是史学工作者为便于自己研究和引导人们认识历史发展阶段的一种方法,也是史学研究中的重要理论问题。由于史学工作者的历史观不同,对不同社会形态下的历史进行分期,难以有统一的标准;即使在同一历史观指导下、对同一社会形态的历史进行分期,由于出发点和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进行分期时所处的时间节点不同,也会出现不同的意见。”研究者在国史认识上的分歧,必然形成多样性的分期方案。这样便引出对国史的认知问题,进而引发对国史学认识论问题的探讨。但遗憾的是,目前学界对国史学认识论问题尚缺乏理论自觉,对该领域重大问题的探讨非常薄弱,值得研究的问题很多,研究的难度也最大。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国史学认识论问题研究,迫切需要将认识论问题放在国史学理论体系建构的高度予以重视,尽快补齐国史学理论体系中的认识论短板。
笔者认为,国史学认识论主要是反思国史认识的理论,其反思的对象是作为认知主体的国史研究者,反思的内容主要是认知主体认识国史客体的知识基础、思维方式、认知途径、认知特性及认知规律等。故国史学认识论主要是围绕国史认知主体与国史客体关系而展开。
大体说来,国史学认识论所讨论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探究作为认知主体的认知基础等,说明认知主体应该具备怎样的知识结构、理论素养和基本技能,并弄清这些要素如何影响其对国史客体的认知,进而探究认知主体的主观创新性、想象力和洞察力对其国史认知的影响。二是探究认知主体认识客体的内在机制,探究其认识客体的基本路径及其运思方向,揭示其认识客体的心路历程,提炼其认知客体的过程、路径、特性及其规律。三是探究认知主体与客体联系的中间环节,弄清认知主体如何通过史料中介,逼近和还原历史真实,重构国史事实的过程及其规律;弄清史料中介如何影响认知主体对客体的主观认知,弄清认知主体是如何通过解读史料中介来建构国史事实和国史解释理论的。四是探究影响主体认识客体的各种外部因素,弄清这些因素如何影响其对客体认知的;考察认知主体是如何认识客体的特性、如何揭示国史本质、如何探寻国史发展规律的。五是探究认知主体如何与客体达成一致,如何对主观的国史认识进行客观检验;主观认知与客观事实两者出现矛盾后,如何加以解决?如何面对认知主体思维视域下的历史假设?如何对其历史假设进行证实或证伪?如何在矫正认知主体所做的错误的历史假设?等等。这些都是国史学认识论需要重点探讨的问题。
从国史学认识论的角度看,尽管其研究重点集中于作为认知主体的国史研究者,主要探究认知主体如何进行国史认识,但当认知主体将探究目光投向国史客体并对其加以认知时,便无法回避作为认知对象的国史客体。这样自然就与国史理论中对国史客体的解释及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有部分重叠和交集。这就容易模糊国史理论与国史学理论的界限。实际上,两者尽管都将目光投向国史客体,但两者侧重点是不同的。国史理论探讨的侧重点在于国史客体本身,集中于对国史客体进行理论解释和说明。而国史学理论则集中于主体认知上,主要关注认知主体对国史客体进行理论解释的认知机制,探讨认知主体对国史客体的解释方式和运思轨迹,重点探究对国史客体的认知过程和认知规律,不过多纠缠于对国史客体认知结果及其对结果的解释。
以国史主题主线问题为例,国史理论所探讨的重点集中于主题主线问题的理论解释,形成关于国史主题主线的各种观点。而国史学认识论着力探讨认知主体的知识结构和理论素养等因素是如何影响其对主流主线问题认知的,重点探究认知主体以怎样的视角、途径、路径认识主题主线,力图揭示认知主体对主题主线认知的原则及其规律。故两者讨论对象虽在认知国史客体上有所交集,但探讨重心则有较大差别,各有其功用。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历史理论是史学理论的认识基础,史学理论是历史理论的认识工具”。从国史学认识论的角度看,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所谓认识基础,就是前者为后者提供了认识国史客体的理论指导;所谓认识工具,就是后者为前者提供了认识国史客体的分析工具。
国史学方法论:探寻国史研究方法的适宜性
国史学方法论是国史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国史学界出现了引进并尝试各种研究新方法的“方法热”,国史学方法论的探讨比较深入,但同时存在的突出偏向是重视各种方法的引入及其尝试,忽视对国史学方法论独特性和适用性问题的探讨。因此,必须深化对国史学方法论的探究,对“国史研究方法”本身进行反思,着重探寻国史研究领域最适用和最具特色的方法,探究各种研究方法在国史学领域的适宜性问题,自觉建构国史学自身的方法论体系。
探究国史学的根本方法问题 国史研究方法具有多种层次,或为学术研究通用的根本方法(如历史的方法、逻辑的方法等),或为历史学通用的方法(如文献分析法、历史比较法),或为国史研究的具体方法(如口述史方法、社会调研法等),或为国史学分支学科的方法(如社会史方法、文化史方法等)。故国史学方法论体系的建构,必须首先对国史学方法进行分类型研究和分层次研究。国史研究起步阶段,学界就重视国史研究的根本性方法。如有学者将国史研究方法归纳为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比较现代化的方法、国家—社会关系分析方法以及新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等。也有学者认为,国史研究的方法需要不断创新,但其根本的方法是所有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
探寻国史学方法论体系中的独特有效方法问题 国史学方法论体系中有许多独特而有效的研究方法,如口述历史方法、田野调查方法、实地考察方法、数据分析方法、计量史学方法等。这些方法在国史领域比在历史学其他分支学科中发挥的效能更大,更具适用性和广泛性。例如,口述历史方法是国史研究中最能体现自身特点的方法,也是最具实效的方法。国史研究中采用口述史方法,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研究者通过采访健在的国史亲历者,不仅可以收集到珍贵的口述史料,补充和矫正档案文献史料,而且还能以口述访谈的方式感知历史,还原历史场景,揭示历史真实,为国史研究提供独特的研究视角和新的解释范式。故国史研究必须重视口述历史方法,并对其方法的有效性及局限性进行深入探究。又如,新中国成立以来保存了完备翔实准确的统计数据,是最适合利用统计数据方法进行深入分析的领域。对此,有学者主张运用统计学和数学的原理与方法,通过电子计算机技术和一定的数学模型,对历史数据及历史现象进行分析和处理,以从历史发展的“质”和“量”两方面规定性中得出比较准确的结论。随着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国史学成为最适合进行大数据分析的学科领域之一,并被广泛应用到国史的社会史、人口史、概念史等领域,丰富了国史研究的路径和手段。故国史研究必须重视大数据分析和量化史学,并对其方法的有效性及局限性进行深入探究。
探究国史学体系中方法运用的适用性和有效性问题 国史涉及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法律史、制度史、思想史、教育史、科技史、管理史、医疗卫生史等诸多领域,其复杂度超过了单个学科所能处理的范围,故需要采用跨学科分析方法对其进行综合性考察。对此,有学者主张打开视野,充分借鉴和吸收其他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和理论,包括海外的优秀研究成果,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总体历史展开全面的综合研究,加速建构国史自主知识体系。国史学科借鉴其他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从新的视角理解国史研究对象,确定新的研究范畴,构建新的解释体系,为学科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推动了国史学科向纵深发展。但跨学科方法引入国史研究领域后,不仅会出现国史学科主体性减弱乃至丧失的问题,而且会出现因照搬套用其他学科方法而导致的“水土不服”的问题。因此,国史学方法论必须探究跨学科研究方法引入后导致的学科重心位移问题,必须探究引入跨学科方法后如何坚守国史学的学科本位问题。同时,必须探究其他学科方法运用到国史研究中的适用性、变通性和变异性问题,必须探究跨学科方法引入后如何照顾国史学特性问题,积极探寻适合国史学研究的独特方法,建构起中国特色的国史学方法论体系。
综上所述,目前国史学理论体系建构的突出偏向主要有:一是重视国史学的历史理论层面的研究对忽视国史学的史学理论层面的建构;二是重视国史学浅层的应对性基本理论问题而缺乏自觉的深层次建构性探讨;三是重视国史方法论问题探讨而缺乏建构国史学认识论的自觉性;四是重视国史学方法论的引入及其尝试而忽视国史学方法论独特性和适用性问题的探讨。因此,必须在厘清国史理论与国史学理论区别的基础上,重视国史学理论体系的自觉建构,为国史理论提供必要的认识工具;必须厘清国史学基本理论与学科体系理论,拓展基础理论研究,探索深层次学科发展规律研究;必须增强建构国史学认识论的自觉性,重视国史学认识论研究,尽快补齐国史学理论体系中的认识论短板;必须探寻国史方法论的适用性和独特性,探寻适合国史学研究的方法论,加快建构国史学的方法论体系,真正推动国史学理论研究从被动回应式思考走向自觉的理论体系建构。
*本文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计划资助,编号DF2023YS21
[作者简介]左玉河,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历史研究院左玉河工作室首席专家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4年第6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