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整理和编纂自身的历史资料始于20世纪40年代。延安整风中,为了“分清历史是非”,中共中央编辑了《两条路线》、《六大以前》、《六大以来》等文献集。不过这些只供党内高层阅读,并不发行,还谈不上用于研究。但这无疑是有意识地整理和编纂党史资料的发端。
1949年以后,中共中央办公厅重印了《六大以前》、《六大以来》,中共中央宣传部陆续编辑了活页式《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这套资料集以前两书的文献为蓝本,成为党史教学和研究的基本材料之一。说到基本材料,不能不提及经毛泽东本人校改审定的四卷本《毛泽东选集》。它的出版,既是为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提供教材,也为党史研究提供了基本材料。部分党校、高校还编印了一些供内部使用的党史、革命史资料集;人民出版社影印了19种革命期刊,最具研究价值;解放军出版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分别出版了《星火燎原》和《红旗飘飘》两个回忆录系列。所有这些,形成了“文化大革命”之前党史资料整理和编纂的基本格局。这个格局的特征,是以《毛泽东选集》为主体、辅之以部分党的文件和口述回忆。它固然为研究党史提供了一些文献,但局限性亦十分明显,范围狭窄,数量稀少,而且限于1949年以前。一个更突出的局限在于,由于突出领袖个人的地位和作用,“两条路线斗争”的叙史模式已露端倪,《毛泽东选集》主要不是作为研究史料,而是当做了评判历史的标杆。对于党史研究而言,利用这些文献的罅漏自不待言。整理和编纂的史料,难以呈现党史的原貌和全景,甚至遮蔽了许多历史真相。及至“文化大革命”,党史资料的整理和编纂陷于停顿,“两条路线斗争”的叙史模式达于极致,党史研究走入歧途。“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资料整理和编纂工作得以恢复。尽管最初以服从政治上的“拨乱反正”需要为目的,但客观上为改观研究提供了条件。1980年以来,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变化,推动了党史资料的整理、编纂和利用。30年来,这一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为此前任何一个时期无法比拟。
30年来,党史资料整理和编纂的第一个特点,无疑是规模的扩大和数量的激增。中央档案馆编辑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8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20册),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陆续出版,是中共建党以来最大规模的文献整理和编纂工程。两套文献集收录了从1921年建党到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的党的重要文件,反映出这一时期党史的基本脉络,不少文件是第一次公布,不仅有助于复原许多模糊、缺漏的史实,而且有助于修正流传多年的错讹叙述。规模和数量的扩展不只是上述综合性文献集的编辑出版,专题类文献资料集的编纂也是一个重要方面。比如中央档案馆等单位编辑的《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就披露了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期间的大量原始文献。大规模整理和编纂党史资料,折射出理念的变化。当党史不再被简单阐释为“两条路线斗争史”以后,提供丰富的文献便成为研究党史的首要前提。
第二个特点是覆盖时段范围的延伸。很长时间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前,党史资料整理和编纂限于1949年以前,1949年以后一般不在关注的视野之内。“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这种状况开始改变。198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参考资料》(8册),其中后两册收录了1949年至1956年的历史文献,首次将时段延伸到了党执政以后的时期。1981年,中共中央作出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1949年以后的党史愈来愈成为关注和研究的重点,资料的整理和编纂也向1949年以后伸展。前述《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的编辑出版,即是一例。按照延安时期编辑《六大以前》、《六大以来》的模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了《三中全会以来》文献集【这个文献集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一个是《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前者分上、下两卷,内部发行。】,收录了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2年党的十二大3年多的文件,是历史转折时期高层决策的重要历史文本。此后,编辑出版党的文件成为一项常态性工作,迄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已经推出从《十二大以来》到《十七大以来》6套文献集。这6套文献集,连同《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构成了1949年以后党的历史文献大型系列。遗憾的是,迄今未能编出1966年至1978年初的党的文献集,对于学术研究而言,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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