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技术改变多么迅速，有关方法与理论的争论多么激烈，呈现与传播口述历史的方法多么具有创新性，基本的访谈技巧仍然没有本质改变。作为一种由技术驱动的方法，口述历史不断经历变化，但是作为内核的访谈本身仍然保持不变。

　　如果没有口述历史，我们将不能了解摧毁整个文化体系的经济与社会破坏；我们也不能理解诸如庇隆主义所体现的对于文化和政治现象的执著坚持；或者也不能理解在马克思主义和美国现实主义的融合中所产生的拉丁美洲左派。

　　口述历史既古老又新颖。信息的搜集通过访谈这一方式已经跨越千年之久，记录设备也从原始的人工抄写发展到数码录音机等现代技术手段。尽管采访记录留下的手抄本比有声录音要早许多，但今天的口述历史学家不仅可以搜集文字记录，而且还可以搜集他们看到的和听到的各种信息。

　　记录方式的改变带来便利

　　20世纪，历史访谈主要通过蜡盘滚筒、钢丝录音机、盘式录音机、盒式磁带录音机、数码录音机、光碟和闪存卡等手段进行记录。每一代新的记录设备都会变得更加便携和经济实惠，这也促使更多人员进入口述史学领域。其结果是，对口述历史的处理和搜集可以用来衡量对照可利用的记录设备的发展过程。第一个口述历史档案馆于194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成立，同年，盘式录音机开始在市场上销售。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以及后来成立的口述历史机构的访谈对象，一开始主要集中于政府官员、军队领袖和企业高管等精英人物。20世纪60年代，随着口述历史学家开始“自下而上”地搜集历史，第一批盒式磁带录音机也开始在市场上销售。新一代的访谈者试图通过采访那些以前在国家叙述中很少受到关注的群体，以期创造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历史。同时，口述历史组织也最先在美国和英国创立，各大学开始开设有关口述史学方法论的课程。

　　直到20世纪80年代，盒式磁带录音机一直是记录口述历史的主要设备，但是数字化革命深刻地影响和扩展了口述历史的实践、保存和公共展示。1982年，光碟被引入口述史学领域。模拟盒式磁带也开始走盘式录音机的老路，仅仅被一些在较老设备上投入巨大的项目所使用。迷你光碟于1992年上市，而iPod也干2001年问世。毫不奇怪，学生们最先在口述历史中使用这些小型数字录音设备，他们仅需一个价格并不昂贵的麦克风就能够进行访谈。那些做实地访谈的研究者发现可以通过闪存录音笔记录访谈，然后再把这些音频文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到他们的总部。口述历史学家无疑是这种技术革命的受益者，但是他们是一个很小的群体，并不足以影响这些新商品。因此，访谈者和档案工作者必须努力适应外部变化，尽可能采用那些可以利用的设备，并确保这些记录可以永久保存。在决定使用哪种新设备的问题上，口述历史学家发现“跟随音乐”是相当明智的。这意味着技术无论如何发展，但购买音乐录音最为流行的方法在市场上可能是持续最久的。

　　数字记录也使录影访谈变得更加容易。早期的设备通常需要摄影师和音效技师协同工作。20世纪90年代，数码摄像机的引进减少了对灯光或工作人员的需要。在访谈过程中，访谈者可以独立地控制和操作记录的图像。不引人注意的设备使受访者处于一个放松的环境中，使他们自然舒服地对着摄像机讲述，就像对着录音机一样。录影也扩展了口述历史访谈在博物馆展览、纪录片、网站和其他形式的公众展示中的潜在应用。

　　结实耐用、易于操作和价格便宜的数码录音机和摄像机提供了具有更高声音质量的记录，把磁带录音转换成数字录音为口述历史学家提供了一个去除和减少原来录音中的背景噪音的机会。或许数码记录最大的优势在于它们可以通过互联网被分享。口述历史学家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相互交流，并且将整个口述历史抄本和音频文件放在网络上。

　　网络促进了口述史学的国际化

　　互联网使口述历史能够接触新的听众与读者，包括老师和学生、系谱学者、地方史学家和偶然的网页浏览者等。上传音频和抄本对于那些允许受访者编辑他们的抄本的口述历史计划提出了新的问题。如果抄本被严重修改而与录音不符合，口述历史学家应该怎么办？如果受访者删除了抄本中的部分内容，那么整个音频文件是否还可以被采用？一些口述历史计划只通过上传音频摘录而非整个访谈的方法从而巧妙地避开了这个问题。

　　电子交流促进了口述史学的国际化。全国性口述历史组织在全球各大洲纷纷出现，1996年国际口述历史协会正式成立。之前的国际会议都在西欧举行，但国际口述历史协会决定随后的会议能够在世界各地召开。从1996年开始，两年一度的国际会议相继在瑞典、巴西、土耳其、南非、意大利、澳大利亚和捷克共和国召开。2010年布拉格国际会议的焦点集中于苏联解体后中东欧国家所进行的口述历史计划。比如，此次会议主席米罗斯拉夫·范尼克领导的口述历史计划就旨在采访天鹅绒革命的胜利者与失败者。

　　相聚在国际口述历史协会年会上的口述历史学家广泛地执行各种不向类型的口述历史计划，这些计划与他们本国最紧迫的问题密切相关。但是他们也采用共同的方法论，同时也会遭遇类似的问题。在正式会议和非正式讨论中，口述历史实践者描述了共享的经验和他们的不同文化状况。国际口述历史协会出版的最新一期《话语与沉默》就专门讨论拉丁美洲的口述历史问题。主编帕布鲁·波齐指出，拉丁美洲口述历史计划不同于欧洲和美国：拉丁美洲的口述历史与政治激进主义联系更为紧密，而且更关注社会赋权问题。他写道，“如果没有口述历史，我们将不能了解摧毁整个文化体系的经济与社会破坏；我们也不能理解诸如庇隆主义所体现的对于文化和政治现象的执著坚持；或者也不能理解在马克思主义和美国现实主义的融合中所产生的拉丁美洲左派。”

　　然而，无论技术改变多么迅速，有关方法与理论的争论多么激烈，呈现与传播口述历史的方法多么具有创新性，基本的访谈技巧仍然没有本质改变。访谈者需要仔细准备，知道如何使用设备，尊重受访者，建立和睦关系，提出有意义的问题，认真倾听，对受访者的回答及时作出反应并提出新问题，监督访谈的最后处理工作，是转录还是以音频的形式保存起来。口述历史依赖于访谈者与受访者之间的人际关系，它需要相互信任并渴望记录和保存过去的记忆。如果操作得当，访谈将很坦诚并富有启发意义。它们使更加正式的历史记录显得更富深度和历史感，有助于保存那些即将消逝的故事。作为一种由技术驱动的方法，口述历史不断经历变化，但是作为内核的访谈本身仍然保持不变。

　　（作者系美国参议院历史办公室历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