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在生活史、地域史、专题史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生活史研究多采用“社会生活”的概念，这是新时期社会史研究的重要特色。但时至今日，有关生活史的研究也面临如何深化与拓展的问题。当前，在生活史研究中强调“日常生活”的概念，从“社会生活”转向“日常生活”，对于进一步推进社会史研究显得尤为必要。

　　生活史的研究历程

　　在我国，生活史作为现代史学出现于20世纪20—40年代。当时，一些学者从风俗的角度关注民众生活。1928年瞿宣颖在燕京大学历史学系开设“历代风俗制度”一课，讲述“平民生活状况”。在《汉代风俗制度史前编》的“序例”中，他批评旧史学“忽以人民日用之常”。同年，陈东原撰著《中国妇女生活史》一书，则直接采用“生活史”作为书名。当时，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一些学者尝试从社会生活的角度把握历史，发表了不少论文，如郭沫若的《〈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1928）、全汉升的《宋代都市的夜生活》（1934）、傅安华的《唐代社会生活一斑》（1937）。吕思勉在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有关先秦、秦汉、两晋南北朝的断代史论著中，也设有人民生计、人民生活等专章。当然，这一时期社会史研究中真正关注生活史的学者还是极少数，更多学者的兴趣在“中国社会史大论战”方面。

　　20世纪50—70年代，社会史研究主要讨论社会形态发展史，只有个别学者涉及生活史。如陈直在50年代发表了《汉代人民的日常生活》、《汉代戍卒的日常生活》等文章。吴晗在50—60年代发表过一些有关古人服饰、称谓方面的普及性短文。60年代韩国磐发表《唐天宝时农民生活之一瞥》，分析了唐代农民家庭的收入与支出并判断其生活状况。谢国桢在70年代撰写了《两汉社会生活概述》。

　　改革开放后，史学界开始反思20世纪50年代以来特别是“文革”时期的历史研究。1985年，《历史研究》杂志社和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在天津召开“中外封建社会劳动者生产生活状况比较研究讨论会”，将“生活状况”纳入史学研究视野。当时就有学者提出，应从流行半个世纪的经济、政治、文化三足鼎立的史著框架中解脱出来，从事各式各样的专史和专题研究，比如撰写一部尽收衣食住行、冠婚丧祭、饮射朝聘等风俗礼仪于笔端的著作。

　　此后，生活史的研究逐渐受到学者重视，成为新时期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标志，涌现出不少成果。断代性的如宋德金的《金代的社会生活》（1988）、冯尔康、常建华的《清人社会生活》（1990）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断代史丛书10卷，1994年以来陆续出版了6卷。近现代方面，有严昌洪的《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2007）、李长莉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近代》（2008）等。其中，城市生活史备受关注，出版了“中国古代城市生活长卷丛书”和“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

　　从我国生活史的研究历程来看，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在于社会生活，日常生活虽有所涉及，但数量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