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关注，最早始于1992年1～2月间媒体对邓小平南方视察活动的新闻报道。同年5月，西方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学者开始就“南方谈话”作出评价，由此开启了国外学术界对“南方谈话”的研究历程。此后的20年中，无论是在对邓小平生平思想的研究中，还是在对新时期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研究中，“南方谈话”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在国外学术视野中，“南方谈话”不仅是邓小平革命生涯中的重要事件，而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发生了重大影响。
一、研 究 概 况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国家相继发生剧变，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中国向何处去，也成为国际社会非常关注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1992年1～2月邓小平到南方视察，沿途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很快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一些敏感的新闻媒体予以了持续报道。如美国《纽约时报》1992年1月24日即以《一年来邓小平首次公开露面》为题报道了邓小平视察深圳的消息，之后又于2月5日、12日、24日、25日、29日陆续发表多篇文章，对邓小平的南方视察活动进行连续报道和简单分析［1］。2月5日，美国全国公共电台早间新闻也以《邓小平从封闭中重新出现》为题报道了邓小平在南方视察的消息。虽然这些美国新闻媒体的同步报道未能系统介绍 “南方谈话”的内容，但都敏感地捕捉到了邓小平谈话即将引起的变化。此后，美国《新闻周刊》、日本共同社等有影响的新闻媒体都刊载文章，对 “南方谈话”进行了报道和评析［2］。
1992年5月，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开始发表文章，就邓小平南方视察和谈话作出较深入的解读。1992年5月、1993年3月，西方研究中国问题的知名学者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美国亚洲协会1993年年度会议（洛杉矶）上对邓小平的业绩和影响进行专题研讨，其中多位学者对 “南方谈话”给予了初步评价。1993年9月，《中国季刊》将会议主要论文以“邓小平评价”专刊的形式予以发表，其中沈大伟的《政治家邓小平》、迈克尔·亚胡达的《国务活动家邓小平》、巴里·诺顿的《经济学家邓小平》、白鲁恂的《概要介绍：邓小平与中国的政治文化》等文章对 “南方谈话”的背景、主要精神及对改革的影响都做了研究。这些研究虽然还不够准确，也有西方学者认为“这些论文认为邓小平南方谈话掀起新一轮经济增长和政治松弛的评价为时尚早”［3］，但毕竟开启了国外对 “南方谈话”进行学术研究的历程。
此后，随着《邓小平文选》第3卷等著作的出版，“南方谈话”的内容得以较全面的披露，国外的相关研究也在此史料基础上得以继续发展。总体来看，90年代国外学术界对“南方谈话”的研究，首先是在对邓小平生平思想的研究中将“南方谈话”作为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要事件进行解读。如日本横滨市立大学矢吹晋教授1993年出版专著《邓小平》对“南方谈话”的内容、精神予以了较深入的解读；同年出版的英国外交官理查德·伊文思所著《邓小平与现代中国的诞生》，对“南方谈话”的背景和主要内容作了介绍。1994年出版的东京工业大学教授渡边利夫和庆应大学教授小岛朋之合著《毛泽东与邓小平》一书对“南方谈话”的背景、作用、意义等进行了评析。1997年2月邓小平逝世后，国外各大新闻媒体都对邓小平政治生涯作出了总体评价，其中很多文章将“南方谈话”作为邓小平革命生涯中的重要事件作了评述。如2月20日，《纽约时报》发表专文，将“南方谈话”作为邓小平政治生涯的最后一个重要篇章进行考察。同时，《纽约时报》还选登了邓小平的六条重要言论，其中有两条为“南方谈话”内容。［4］
其次，90年代国外学术界将“南方谈话”作为新时期改革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进行评述。如1993年初，美国哈佛大学政治系裴宜理教授在《亚洲调查》发表年度观察论文《中国1992》，首当其冲的就是对“南方谈话”的记述和评价。文章指出：“1989年北京风波后，如果有人对中国领导人对改革开放的态度有所怀疑，这种怀疑在1992年烟消云散了。这年一开始，邓小平对深圳经济特区进行公开视察。邓小平在这次视察中宣布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这一年的发展尤其是十四大的召开证实了这种预测。”［5］同时在一些对中共十四大的研究中也涉及了对“南方谈话”的考察。如1993年初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梅瀚澜在《中国商业评论》杂志发表的《坚持邓路线》、日本久留米大学小竹一彰教授在《国际问题》杂志发表的《中共十四大的政治意义》等文章，都分析了邓小平“南方谈话”与中共十四大的关系，他们都认为“南方谈话”为中共十四大的改革日程奠定了基调。［6］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经济研究所副所长B波尔加科夫也认为“南方谈话”全面阐述了市场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彻底为中共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和正式承认市场杠杆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作了准备”［7］。
值得注意的是，90年代还出现了对“南方谈话”的专题研究。如1993年8月美国科尔比学院政府系助理教授赵穗生发表《邓小平南方视察：后天安门时期中国的精英政治》一文［8］，将邓小平南方视察作为1989年6月至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期间最重要的政治事件进行了专门研究。作者运用《人民日报》、《北京周报》，香港《明报》、《镜报》、《南华早报》等报刊所披露的资料，较深入地挖掘了“南方谈话”的背景和目的，详细介绍了“南方谈话”的内容，并分析了这一政治进程产生的影响。由于作者有北京大学硕士学位、80年代赴美留学的华人学者背景，因此该文是90年代国外对 “南方谈话”最为深入的专题研究之一。
进入新世纪以后，国外对“南方谈话”研究成果虽然不像90年代那样集中，但是研究深度却有了明显的拓展。首先，随着国内《邓小平八次南巡纪实》（童怀平、李成关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等著述对邓小平南方视察行程和更多谈话内容的披露，国外对谈话内容的了解更为全面详细；其次，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中国国力的日益强盛，“南方谈话”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深远影响越来越为国外学者所认识，他们将“南方谈话”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重要的政治里程碑”［9］，从中国发展的视野来评述“南方谈话”的地位和影响，从而使得国外学者对“南方谈话”所产生的影响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再次，随着对“南方谈话”研究的深入，国外出现了专门的研究著作。2000年4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专门组织召开了“邓小平的南巡遗产与中国发展”的国际学术会议，从“综合评价”、“经济增长与转型”、“社会活力与经济转型的影响”、“思想解放”、“法律改革与更有效的政府”五个方面全面探讨了“南方谈话”对中国发展的深远影响。2001年，由该所所长黄朝翰和郑永年主编，东亚研究所将会议论文结集出版，书名为《南巡遗产和邓后时代的中国发展》。该书是迄今为止国外学术界唯一的关于“南方谈话”的专题研究著述。
此后虽然再没有专门的著作问世，但是国外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中国政治经济改革以及邓小平生平思想的研究著述，无不将“南方谈话”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予以较深入的阐述。其中代表性著作有以下四部：一是美国波士顿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国际关系和政治学教授傅士卓2001年出版的专著《天安门以来的中国：转型期的政治》［10］，它以不小的篇幅详细记述了邓小平以“南方谈话”来推进改革进程的前前后后，尤其是对90年代初中国的政治、思想形势予以了深刻分析。二是英国《卫报》主编、中国问题专家约翰·基廷斯所著《中国变脸：从毛到市场》［11］一书，该书以专门的章节“邓小平重塑中国”记述了“南方谈话”的背景和主要内容，尤其是对90年代初中国普通百姓的社会心态予以了较全面的描述，使作者对“南方谈话”背景的分析较为深刻。三是美国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博士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历史进程的著作《中国领袖在想什么：中国改革30年内幕》［12］一书，该书专门以“邓小平的南方之旅”一章来分析“南方谈话”时的国际国内形势，详细介绍了邓小平南方视察的具体行程和谈话的主要内容，以及“南方谈话”后中国加快改革步伐的进程。四是2011年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傅高义出版的最新著作《邓小平与中国的变革》，该书第23章“邓的压轴之举：1992年南方谈话”以大量的篇幅对邓小平南方视察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南方视察的具体日程和主要谈话内容进行了详细介绍。除了公开资料，该书还运用了对当时陪同过邓小平视察的官员进行访谈的口述资料，使之成为迄今对“南方谈话”记述最为详细的著作，甚至超越了国内的报道和有关著述。同时，作者对“南方谈话”给予的高度评价也是比较突出的，如作者指出，1992年邓小平退居幕后的时候，他已完成了150年来中国历任领导者孜孜以求却未能达成的使命：他和他的同事们终于找到了一条富民强国的道路。［13］
二、国外研究的主要内容和观点
综观20年来国外学者对“南方谈话”的研究，基本围绕“南方谈话”的背景、南方视察的行程和谈话内容、“南方谈话”的意义和深远影响等几项内容来展开。总体来看，研究视角越来越全面，观点越来越深入。
（一）“南方谈话”的背景
国外学者将“南方谈话”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来观察，他们首先分析的就是邓小平为什么在1992年初进行南方视察并发表重要讲话。他们从当时的国际形势、国内形势、邓小平个人认识三个层次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
1国际形势
国外学者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国际形势，认为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提倡市场经济，是中共领导人针对当时的国际形势，主动作出的战略调整和战略决策。具体来说，他们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解读的：
（1）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中共面临巨大挑战。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处于低潮之中。世界各国都注视着中国，关注着中国将如何应对。因此国外学者在考察分析“南方谈话”的背景时，普遍将苏东剧变作为首要因素，将发表“南方谈话”视为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总结苏东剧变的教训而作出的战略思考。如国际问题专家、乔治亚理工大学教授约翰·加弗1993年就指出：“邓小平从苏共垮台中得出的最主要认识就是只有继续改革开放才能拯救中国共产主义。邓小平认为，中国与苏联社会主义的最大不同在于：中国自1978年开始实行深入的改革开放，而苏联经济继续停滞在集中控制、强迫平均主义，国际上的孤立和思想的教条主义。中国道路的正确性已经为1978年后的经济发展和中共成功应对天安门事件所证明。放弃改革开放道路，只会使中国和中共走向苏联和苏共的命运。”［14］1994年，日本学者渡边利夫等人也明确指出：“由于1991年末苏联的解体，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后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共产党统治体制怎样才能幸存下来呢？邓小平坦率地承认有人忧虑和怀疑社会主义的命运和前途，他表明要靠经济和发展解决生存问题。1992年的‘南巡讲话’就是为了这个目的。”［15］ 新世纪之初，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郑永年对此作了更深入的分析，他说：“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垮台使改革领导者尤其是邓小平认识到推进国内改革是何等重要和迫切。当许多人将共产主义的崩溃归之于西方的努力时，邓小平指出国内因素才是根本原因。邓小平正确地分析指出，苏联、东欧国家人民反抗和推翻他们的共产主义政权是因为那些国家的共产主义政权不能推进国家经济发展，不能满足社会的物质需要，才导致他们失去了执政的政治合法性。如果中国共产党想要避免这样的命运，当务之急就是找到经济发展的新方法。”［16］
（2）冷战的结束改变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战略地位。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时代的结束，原有的战争威胁没有了，这是中国追求和平发展的大好机遇期；但同时美国从此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中国面临霸权主义的威胁和国际竞争的压力。国外学者研究了这种形势下邓小平对这一问题的战略思考，认为邓小平预测到冷战结束后，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将进一步恶化，中国不得不成为国际事务的中心。中国应该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是当时中国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为了能够在未来起到这种作用，中国在世界事务中采取低姿态的同时，必须继续集中于国内的发展。而赶上西方国家最好的方式仍然是学习西方制度，也就是资本主义。”［16］（p182）
（3）应对西方国家“制裁”，打破西方政治影响。“八九风波”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无理的“制裁”。一些国外学者认为，在这种压力下，加快经济改革以打破西方的政治影响是邓小平等人作出的战略决策。如郑永年指出：“虽然一些中国领导人谴责西方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但是邓小平的想法却是十分不同的。邓小平认为八九风波是多年来‘资产阶级自由化’与西方‘和平演变’的结果，所以需要打破西方的政治影响。然而邓小平认识到必须主动改善中国的形象及其外部关系，尤其是与大国的关系。为此他主张加强政治控制与经济自由化并举，即一手抓政治控制，一手抓经济改革。在邓看来，只要中共牢牢掌握政权，资本主义对共产主义体制来说不是坏事。”［16］（pp181~1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