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田政府“购岛”闹剧，既脱离了中日经济关系史的轨道，也偏离了中日政治关系史的方向，严重背离了和平合作、互利共赢的时代大潮，既反映了其“政治迷失”，也堪称“经济忘义”，无疑是对日本国民、企业，乃至地区利益的践踏。其对国际政治的无知、国际关系常识的匮乏、对中日关系史的蔑视，着实令世人忧虑。

冷战坚冰期：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2年9月，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中日建交的动因在于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发表的两个声明。

一是1971年6月，尼克松突然发表声明，要访问北京，在冷战坚冰时期这一举动对国际政治构成强大冲击，由此，国际政治格局事实上从“两极对立”演变为“中美苏大三角”，中国的国际政治地位提升，日本在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中作用下降，其亚洲影响力遭到削弱。

二是1971年8月，尼克松发表声明，废止“黄金美元固定价格关系”，事实上否定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制”基础，从此国际货币体制的汇率决定机制演变为美元主导的自由浮动汇率制。战后美国“赐予”日本的“1美元=360日元”的优惠汇率不再成立，日本经济进入“没有航海图的时代”，由此也给日美贸易货币关系埋下了摩擦对立的种子。

与此同时，在上世纪60年代末，美国暗中制定了“石油、美元、战争一体化”战略，引起中东动荡。作为资源小国，日本的石油安全受制于美国全球战略，迫使日本不得不寻求新的石油供给源。当时，田中角荣在访华前就曾与属下商议“可否与中国共同开发尖阁列岛(钓鱼岛)海域的石油”，并提出让与中国关系良好的法国中间斡旋的方案(参考若宫启文著、吴寄南译《和解与民族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

显然，国际政治、经济的双重困境成为推动日本急于率先打破冷战僵局，克服美国越顶外交，直接与中国恢复邦交的历史动因。

1978年8月中日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后，大平正芳政权迅速于1979年决定向中国提供政府日元贷款，其根本意图，不仅在于要尽快构建稳定的中日政治关系，也包括为日本企业先于欧美展开对华直接投资提供政府担保的意义。

而此后为扩大日本企业对华投资，中日两国政府在中国加入“有管理的自由贸易体制”(关贸总协定及世界贸易组织)前，便签署并修改完善了《中日投资保护协定》，极大地促进了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由此带动中日贸易深化、扩大，形成了中日产业分工体系，并与东盟、韩国等一道推动了东亚产业分工体系的形成。这也成为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后地区合作的产业基础。

日美摩擦期：中日经贸深入发展

上世纪80年代是日美贸易摩擦最激烈的年代，直接体现为两个逆转，即1984年在美国沦为世界最大的贸易赤字国的同时，日本上升为世界最大的贸易顺差国;1986年，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的同时，日本上升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

这致使美国对日本展开了空前的贸易战、汇率战甚至金融战，最终以1985年9月的广场协议迫使日元超常升值，将日本逼入不得不依赖长期执行超低利率政策维护日元弱势的轨道。这又演变为历史罕见的“日本经济泡沫”。

而在日美激烈的经济对战时期，刚刚步入改革开放轨道的中国经济和中国市场，无疑成为日本分散日美贸易摩擦的重要依托。与此同时，日本企业通过对华投资，促进产业向中国转移，为日本企业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转移”提供了历史性的尝试。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的过程成为构建“中国工厂”，并经中国口岸实现对美绕路出口，规避美国贸易摩擦的过程。这或许是截至1997年日美贸易摩擦突然偃旗息鼓的中国因素。

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入世，同时展开美欧两大市场，外来投资涌入，中国贸易大发展，经济进入连续的高增长期，中国成为世界货物、人才、资金的集散地;中国口岸发往美欧两大市场的集装箱运量成为考察世界经济动向的指标;“中国制造”、“中国需求”、“中国融资”及“中国航运”，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动力，也上升为日本经济的“特需”，成为日本摆脱泡沫崩溃困境、克服经济危机的动力。

据日本经济专家调查计算，2001年以后，日本对华出口中的90%为生产设备、原材料、核心部件和中间产品，最终制成品仅占10%，并且出现了越是技术含量高的产业，日本企业对“中国工厂”的依存度越高。以至于亚行经济研究所前所长、日本官厅经济学家吉富胜一度撰文称，人民币升值不利于抑制中国产品出口竞争力，相反，从日本进口的生产资料因人民币升值而价格下降，会进一步提升“中国制造”的出口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