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强，1957年生，福建漳州人。现任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由于处在相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与“十一五”相比，“十二五”的经济增长和能源格局不会有太大的变化，需要应对的问题应该也大致差不多。最明显的区别是经济低碳转型问题。我国政府提出，到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碳强度）要在2005年的基础上下降40％——45%。我认为这个指标有两层含义：一是，中国的碳减排目标与其他国家不同，是与GDP相联系，是以保证经济增长为前提的；二是，由于GDP还将保持高速增长，中国低碳转型也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

　　我个人认为，中国应当尽快完成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换，在2020年基本完成城市化、工业化进程。那个时候，经济增长速度下来了，能源需求下来了，人均收入上去了，能源相关的一些问题，如能源市场改革、能源价格改革，都可以比较容易地得到解决。

　　低碳经济转型，说穿了就是能源政策的选择问题，是一个用多少和用什么能源的问题。我在2008年承担发改委规划司的“十二五”能源战略研究课题之后，就一直在思考中国低碳转型的战略问题。

　　我思考的起点是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的特征，这基本上决定了中国低碳转型的方向。中国目前处于城市化、工业化阶段，主要特征是经济增长快。相应地，能源需求也呈现两大特征：增长快而且是刚性增长。对比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历程，虽然存在能源稀缺程度、环境空间、技术水平等不同，但是目前中国的许多经济发展问题，如高耗能、高排放、粗放式经济增长、重工化经济结构、能源效率低等等，都是城市化、工业化经济发展阶段性的基本特征，符合阶段性发展的基本规律。如果我们客观总结一下国际经验，快速增长的经济常常是比较粗放的，经济增长速度快就很难兼顾效率。

　　对于中国的低碳经济转型问题，讨论很多。我发现，人们往往将经济转型简单理解为调整经济（产业）结构，把调整经济结构作为一个节能减排的基本手段，并寄予很大的期望。这表现在，几乎所有的中国战略规划都会提出调整经济结构。理论上，调整经济结构对于降低GDP能耗的作用是无需争议的。但是，一个国家在某个时期的经济结构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高度相关。现阶段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不是一个以政府、个人意愿为转移的过程，原因至少有两个：第一，目前中国处于高耗能阶段，高耗能工业结构是一个典型特征。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强调改变高耗能的产业结构，但是，重工业比重越来越大。第二，在经济贸易全球化导致的全球经济分工中，中国目前的定位很明确。短期内改变中国低端、高耗能的出口可能性不大，中国当前的就业形势也不允许这样做。我们可以努力，但国际贸易分工重新调整需要一个过程。

　　那就是说，现阶段要强行改变产业结构，政府得付出更多的努力，经济得承担更大的牺牲。所以，不能把低碳转型的希望过多地寄托在短期的经济结构调整上。这不等于说不需要从现在开始重视产业结构的调整，更不等于说政策没有作为。

　　经济学的思考某种意义上就是约束的思考。中国现阶段经济增长的约束有四个方面，除了能源稀缺、环境保护、能源安全，还有应对低碳发展所带来的能源成本。能源成本是中国现阶段发展的一个关键。经济的高速增长需要廉价能源为支撑，减轻社会负担也需要廉价能源。以煤为主是中国能源和电力结构的主要特征，煤炭的资源和价格优势使其成为首选。无论如何具有争议，便宜煤就有便宜的电价，有竞争力就能提供就业，电价不涨就有利于社会稳定。煤炭最便宜，同时它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也最多。

　　经济粗放意味着节能的空间比较大。另外，经济快速增长要求能源成本不能大幅度增加，而大规模发展清洁能源将大规模提高能源成本，现实中我们也看到了政府调高电价的难度，所以，相比之下，节能比较便宜可行。能源成本的约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只能以节能为主，发展清洁能源为辅。

　　那么，低碳转型如何同保障能源安全挂上钩？中国目前人均石油消费还很低，2008年中国人均年石油消费为283公斤，世界人均为587公斤。2009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接近52%，如果按照目前的需求增长速度，估计2015年将达到65%,超过目前美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直接威胁中国能源安全。如果无法有效抑制石油需求，就必须寻找石油替代，石油“走出去”只能是一个补充。石油现在才“走出去”，除了能去的地方不太多外，麻烦也很多，风险也很大。

　　电动汽车的石油替代就非常有前景。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预测，中国2010年仅汽车将消耗石油1.38亿吨，2020年将达2.56亿吨，约占石油总消耗量的43％和57%。电动汽车的石油替代的确提供了通过能源结构改变，减少碳排放的机会。

　　因此，我提出，中国低碳经济转型战略是：节能为主，发展清洁能源为辅，积极寻找石油替代。

　　一个国家的战略规划至关重要，科学有效的战略规划必须是基于对中国经济的科学分析，尤其是基于阶段性经济增长的特征和规律，必须强调经济科学的重要性。比如说，有人在房地产风险问题上认为，经济学家讲得最不对，夸大了风险。如果几个经济学家讲得不对，那是经济学家的问题；如果大多数经济学家讲的都不对，则说明了这个行业存在着极大的风险。经济学家之所以没有像算命先生那样被赶到街道角落里去，说明了这个行当的科学性。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