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书是家人亲友之间沟通信息、表达情感的工具，它除了叙述家庭琐事外，也记载了时代的社会风云、历史事件，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信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年代书写的“红色家书”，除了在传递信息、寄寓亲情方面有着共同的特征外，又因不同的时代特色，展示了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和心路历程。通过这些情真意切的家书，我们能够领悟到个人命运与党和国家命运的关联，感触几代共产党人和仁人志士的家国情怀。
　　一、革命岁月，铁骨柔情——为实现革命理想不惜牺牲生命
　　诞生于内忧外患中的中国共产党，为了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自1921年至1949年，经过28年浴血奋战，建立了新中国。在新中国成立前，救亡图存曾经成为一批批革命志士仁人的崇高追求。作为共产党员，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追求人民民主和自由，要冒坐牢和杀头的危险，可是为了信仰，许多人背叛剥削阶级家庭，走上革命道路，有的还付出了生命。“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这时期所留下的红色家书，有的写于走向战场之前，有的写于硝烟弥漫的战斗间隙，有的写于慷慨就义之际，有的写于白色恐怖的日子，多是历尽艰险才送达家人手中。尽管家书各式各样，但烽火年代，感同身受。
　　1926年7月，在国共合作的旗帜下，北伐战争开始了。国民革命军势如破竹，节节胜利。11月6日，时任叶挺独立团某部政治指导员的陆更夫从江西高安给远在四川叙永老家的五弟写了一封家书，透露出革命的艰辛、行程的飘忽不定和对家人的思念。“要是我回家也很容易，不过我现在不能回来！我很久没有得到家信了，然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不久我该可以决定交信地点，决定时再通知你！父亲现在何处？我不知信该交什么地方！母亲近来想也安好无恙！我现在的身体很是安健，能吃苦！不害病，这是母亲和你们都喜欢的！”文中所引书信，均为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中国人民大学家书文化研究中心和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委会收藏的家书。陆更夫早年离家外出革命，黄埔军校四期毕业，曾任中央军事学校武汉分校中共负责人、两广省委书记。令人遗憾的是，直到1932年被捕牺牲，他也没能回到朝思暮想的家乡。
　　1929年2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离开井冈山，来到江西吉安县的东固，得到了短暂休整，保存了革命火种。1930年11月27日，红军战士朱锡绍从吉安富田圩给在赣南老家的祖母写了一封家书，其中有这样一段话：“目前我在廿二军一九二团一连当军需长，现在我身边金钱困难，所以没钱寄回来养你老人家。我而今告诉与你，恐怕今年我不能归家过年了，我要参加打南昌九江胜利，请你不要怀念与我。”身为军需长也没钱寄给祖母，说明东固根据地的经济是相当困难的，也表明红军革命的不易。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华加剧，激起了中华儿女的英勇反抗，吉鸿昌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在天津法租界被捕，后被“引渡”给国民党政府。12月24日，在临刑前几个小时，他向敌人要了笔墨和信纸，给夫人胡红霞写了一封遗书：“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人终有死，我死您也不必过伤悲，因还有儿女得您照应。”最后，吉鸿昌带着不能继续抗日的遗憾从容就义。
　　人们常说共产党员是钢铁战士，而通过家书，我们却能真切地感受到共产党人的铁骨柔情。他们也是血肉之躯，也有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也有喜怒哀乐。但是，他们有一种坚定的革命信仰支撑着他们去奋斗，乃至于无法顾及自己的家庭，甚至牺牲生命。
　　韩雅兰是在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进步青年，大革命失败后，面对血雨腥风，她决定离开家乡西安到上海读书。因为实在牵挂不到三岁的儿子，到上海后便给尚不懂事的儿子写了一封信：“因想到我走后你醒来，必要哭着喊妈妈了，一时心里难过，实在不忍别你而他游了。当时很想喊醒你再把你紧紧的抱一抱，又恐你起来哭着要跟我，那你的母亲的心更要疼烂，所以只得含泪在你肥胖的桃红色的小脸上轻轻的亲个长吻……”
　　1942年5月20日，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牺牲前三天，给妻子刘志兰写了一封信，其中说：“在闲游与独坐中，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块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爬着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真是快乐。可惜三个人分在三起，假如在一块的话，真痛快极了。……亲爱的：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二十一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字里行间，透露着左权将军对妻子的无限爱恋，凝结着对爱女的骨肉亲情。
　　革命战争年代的家书中还有一个常被表达的情感，就是参军或参加革命工作成为职业革命者以后，不能在家里尽责尽孝了，仗一打就是几年、十几年，有的没有再见到家人就牺牲了，有的直到革命胜利后才与家人联系上。这期间他们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纠结，但最终还是小家让位于大家，小爱让位于大爱。
　　八路军115师343旅刘中新在1939年7月17日的信中写道：“在前天的夜里正在睡觉的时候，忽然梦见了我的妈妈，妈妈以竟（已经）老得不像了。我就大喊起来，忽然喊了一声，同我在一块儿睡的同志听着了，他就叫醒我问我喊什么，我当时也说不出，仔细一想，原来是作了一个梦。……现在是全国动员抗战的时候，我在外都是为了抗日救国，不能在家来孝顺母亲大人，以后回家再来孝顺母亲大人。”
　　晋冀鲁豫野战军三纵队九旅司令部作战参谋冯庭楷1946年6月18日致大哥的信中说：“我们几个从小由父母抚养长大，现在仍不能将父亲的担子分担一部分吗！？说到这里，不得不埋怨我辈一生的遭遇，被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双层压迫下使我们翻不过身来，而只得毅然走上革命的行列里，为着自己及所有被压迫者奔波奋斗。当然，个人和家乡的小利益便无法顾及了。”道出了革命者心中的家国取舍。
　　在咸阳阻击战中牺牲的郭天栋烈士1949年3月3日写给父母的信中说：“儿为祖国不能尽孝，儿为人民不顾己事。儿虽没入党，但也是共产党领导的战士。今日站在革命队伍里，一定非把敌人消灭完，牺牲到底才回去侍奉大人。此儿之罪也，望二大人原谅。”
　　在中国革命艰苦卓绝的进程中，许多普通的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付出了鲜血和汗水。他们抛家舍业，背井离乡，把个人的亲情冷暖埋藏在心头，去追赶时代的大潮。从他们留下的红色家书中，我们读出了牺牲精神。
　　二、建设年代，无怨无悔——激情满怀地投入到新中国建设中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大家又激情满怀地投入到建设中去。人们把对党和国家的热爱转化为工作的动力，这种发自内心的建设激情是什么也阻挡不了的。
　　1949年8月，国民党湖南军政首脑陈明仁率部起义，所部被改编为解放军21兵团。不久，对旧军队改造经验丰富的王振乾被任命为21兵团53军政委。次年1月6日，即将赴湖南上任的王振乾给两位弟弟写了一封信，除了倾诉对家人的牵挂和告诫外，也透露了对新的工作岗位的看法。“新的年代赋予我们新的任务——生产建设的任务。这要发扬革命精神与爱国主义精神，来对待新任务。不要从自满保守情绪出发，计较个人的斗争果实，因而产生松劲享乐退休等现象，革命斗争日久的同志固然不应如此，初步献身革命的青年更要长久保持内心的火热。”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党对53军的改造取得圆满成功。1956年，毛泽东在王振乾执笔撰写的工作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并由中央军委转发各部队遵照执行。
　　牟宜之是1938年入党的老革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功勋卓著。牟敦康是他的次子，是人民军队培养的首批飞行员，23岁就当上了飞行大队长。1951年4月，牟宜之给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牟敦康写信，鼓励他不要有任何顾虑：“细心的做下去，我信你的身体及精力是能以胜任的！当祖国需要我们的时候，不必考虑任何问题。”八九月间，即将驾机走上战场的牟敦康给父亲写信说：“多少年来我很渴望着这种改变，决心在那新的环境中、战斗中做出好的成绩，以回答党多年来的培养与自己的努力，我希望父亲听到我的好消息。”在随后的空战中，牟敦康多次率队击落敌机。11月30日下午3时许，我志愿军向美韩军队据守的大和岛发起了攻击，他率队升空担负掩护我轰炸机群的任务，在返航途中发现一架掉队的美机，立即追击，不幸坠入大海，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征途中，人们坚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当国家的发展遇到困难或发生曲折时，他们没有怨天尤人，灰心丧气，而是从自身做起，努力克服困难，维护大局。
　　1955年1月7日，在四川省高级法院工作的李振华给在山西老家务农的父亲写了一封家书，规劝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父亲提高觉悟，积极进步：“你信谈道咱们卖给国家余粮七百斤，这是应当的。国家正在建设之际，特别是重工业建设需要更多的资金和粮食供应，解决工厂工人和国家军队的需要，起到一定的保证。现在这样做，今后更应该继续积极做下去，对个人有利，对国家有利。”
　　思想上追求上进，争取入党，是那个时代人们普遍的政治追求。1959年4月5日，当听说哥哥张伶九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的消息后，已有七年党龄的弟弟张凤九立即给哥哥写信：“我要祝贺你在不久的时间真正迈到党的门里，做一个忠实的布尔什维克。没别的，为了您的光荣，为了党增添了血液，为了我们弟兄永远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我要向您祝贺。”
　　1964年10月，刚刚高中毕业的黄承德参加了社教工作队，来到离家一百多公里的偏僻农村。初踏工作岗位，加上生活艰苦，不足三个月，父亲给他写了五封信，反复叮嘱他，要“红着出去，红着回来”，“我们今天的幸福是前辈无数先烈换来的，现在生活苦一些，算得了什么？为人民服务，即使赴汤蹈火，也是光荣的，但是对身体的健康，必须要注意。身体是革命的资本。病了，对革命、对个人都是不利的。”黄承德说，这些凝聚着父爱的朴实语言影响了他的一生，不断激励他努力工作，虚心向老同志学习，尊敬领导，和群众打成一片，把工作做好。
　　1964年12月21日，只读过两年书的郭厚金给下放农村的女儿彭怀玉写信，勉励女儿要安心农村，积极劳动。“我的看法，做什么也没有农业好。现在党的领导好，不是过去政府，吃饭不问群众生活。我还记得小时候，日本人在我们中国，那是过的什么日子，连觉都睡不安心，总是一家人东逃西散，死的死，伤的伤，日夜不安。现在我们食得饱，睡得安，就是任何困难都比那时候好得多，我们就克服，以后只有一天天地好。”
　　滕久耕是老一辈革命家滕代远的儿子，1968年赴河西走廊当兵。离家那天，全家像欢送战士出征一样为他送行。3月2日，滕久耕收到了爸爸的亲笔信，提醒他“气候变化不定，棉衣不能离身”，“把我布衬领送你二条”，殷殷父爱跃然纸上。滕代远不仅生活上对儿子关心备至，思想上的要求也没有放松：“尤其要好好准备吃大苦，耐大劳，夜间演习，紧急集合，长途行军，马上参加战斗，同敌人拼刺刀，英勇的杀敌人的思想，养成战斗作风。向贫下中农出身的战士学习，交知心朋友。”可见，滕代远对子女的要求非常严格，不能以干部子弟自居，更不许搞特殊化。后来，滕久耕在部队表现突出，被国防科委评为“雷锋式的好干部”。
　　三、改革开放，与时俱进——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激发创造活力
　　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和解放、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新路，也是社会主义制度实现自我完善和发展的一场伟大变革。各种实事求是的新探索不断涌现，许多新问题、新机遇扑面而来。改革开放以来的家书中，人们感受最为深切的一个词是活力。
　　1979年春，改革开放的号角已在中国大地吹响。1937年入党的老红军汤钦训从北京给在四川攀枝花工作的弟弟汤文藻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对国家未来的信心。“三中全会以来，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重新步入正确稳定的轨道。现在是形势很好。只要实事求是，循序前进，扎扎实实，我们的事业是很有信心，有希望的。再经过三五年的调整、改革，会较快取得明显的进步。”
　　改革开放初期，项南调回家乡福建任省委书记。他提出福建要利用好中央给的一些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大念“山海经”，利用八闽“山高、海阔、侨多”的特点，为发展经济服务。1981年6月1日，他在写给好友张景奎的信中说：“省府正在加快厦门码头、机场、电讯的建设，任务十分繁重。加上政策要落实，冤假错案要平反，党纪党风要整顿，真感到千头万绪，顾此失彼，难以求全。……不过，不改是不行了。”
　　80年代开始，人类进入“知识爆炸的时代”，学习成为了时代的要求。1982年的中国，改革开放日渐高涨。作为全国恢复高考后的首届毕业生，谢湘有幸分配到中国青年报社工作。初到北京，她踌躇满志地给远在武汉的父母写了一封信：“我正式步入社会，特别是来到首都这个地方，总觉得有很多东西要学。譬如说文明礼貌、谦恭有礼，这里的老同志是十分注意的，做得也是十分得体的。从现在开始的我，应该以一种严肃的态度来对待学习和工作，谦逊、谨慎是需要常常自我提醒的。”不仅年轻人如此，那些经过“文革”磨难重新走上工作岗位的老同志，也感到知识需要不断更新和不断学习的重要性。1986年初，老红军李真离开了总后副政委的领导岗位，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也讲到学习的愿望：“现在可以余出更多一些时间看书、写字，写点回忆录或其他的文章。这样也可使过去多次负伤流血、后来多病的身体得到休息和锻炼，以较健康的身体和愉快的心情安度晚年。”离休后，李真博览群书，辛勤笔耕，先后出版了七部书，成为著名的“将军书法家”和“将军诗人”。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日益紧密，多元世界带来多元文化，各种新思想交流碰撞。当代中国人，特别是青年的人生选择也面临不少挑战。1994年“七一”前夕，有着多年党龄的何显斌给正在师范学校读书的女儿何金慧致信：“‘七一’党的生日就要到了，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普通党员，我还想说几句话。……你是否应该向党组织递交申请书？……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总有一定的理想、信念、人生观。”何金慧1996年被保送到湖北师范学院物理系就读，大学四年，她自修完汉语言文学本科课程，经常发表文章且多次获奖；英语六级高分通过，德语也已入门；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被评为黄石市“三好学生”；成为该院物理系2000年唯一的优秀毕业生，并考取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2001年不幸去世后，被南京大学哲学系追授为“优秀研究生”。何金慧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震撼了千百万人，何金慧也成为新时期大学生自强不息、追求卓越的典范。
　　彭朝阳、吴晓东夫妇是在国外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留在国外工作的高层次人才。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中国，作为父亲的彭攀桂提前给儿子、儿媳写信，提醒他们一定要注意收看电视转播，时刻不要忘了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学成以后要报效祖国。“要记住：是祖国把您俩培养成才的。要是没有祖国的强大，没有改革开放的政策，您俩是难上大学的，更难出国留学攻学位的。饮水不忘挖井人。您俩要把回报祖国，当作终身志向。”彭朝阳没有忘记父亲的嘱托，利用自己在世界银行工作的有利条件，多次为家乡捐款，积极为我国争取低息贷款，默默地回报着祖国和乡亲。
　　有人说，部队是一个大熔炉，当两年兵等于上半个大学；也有人说，当兵非常苦，就是耽误青春。湖南汉寿县的童中崃通过一封封家书，给当兵的儿子童思钦送去丰富的精神营养：“在部队付出越多，对你将来越好。你付出的是汗水，是青春，你得到的将是精神黄金——正确的人生观，坚强的意志，过硬的本领。这种精神黄金，比实物黄金重要得多，实用得多。实物黄金只能给予人富有，这种精神黄金能给予人幸福。”童思钦用自己的行动证实，两年的部队生活给了他终生也享用不完的“精神黄金”，多彩的军旅生涯成为他事业发展的基石。
　　家书是写信人内心世界的反映，与那些宏大叙事或其他文体相比，它反映的是真实的思想和细腻的情感。从这些家书中可以看出，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是怎样克服不同时期的各种困难，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生抱负的。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仰、对家人亲友的醇厚亲情、面对各种复杂环境时内心的矛盾纠葛，是那么的鲜活生动。从一封封浸透着历史沧桑的家书中，我们仿佛能够感受到时代精神的脉搏，触摸到家书作者的心灵跳动。阅读这些家书及其背后的故事，就是在重温我们的历史，重温我们党和国家不断发展、前进的历史。
　　〔作者张丁，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家书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委会秘书长，北京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