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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捷: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
发布时间: 2016-10-27    作者: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3-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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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者为《马克思主义研究》记者,简称▲,下同):李院长,您好!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您过去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多年,是毛泽东研究方面的专家,我们想请您就人们关心的问题以及如何正确看待毛泽东的问题谈谈看法。自从中央文件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并列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后,一些人就认为毛泽东走的是传统社会主义道路,与改革开放后探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没有什么联系。对于这种说法,您怎么看? 

  ●(被采访者为李捷,简称●,下同):这种说法不是没有常识,就是别有用心。我们知道,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虽然提出了要向苏联老大哥学习,也确实采取了苏联相当多的做法。但是,我们知道,毛泽东从来就不是一个全部照搬别人(国)做法的人。这不论从他领导革命战争,还是领导新中国的建设所执行的政策和所采取的措施都能看得出来。 

  ▲:这就是说从新中国成立毛泽东已开始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了? 

  ●:是的。正是当年毛泽东开始了以苏为鉴、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经过几十年的奋斗,为中华民族的腾飞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之后,经过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中国人民的接续探索,才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且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开始有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从这个意义上讲,适合中国国情就意味着特色包涵在其中。 

  ▲:请问我们今天缅怀毛泽东的意义何在? 

  ●:我们知道习近平总书记今年1月在新进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是改革开放30多年实践的根本总结,……。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这说明,我们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与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有关,而且与中国共产党成立至新中国的成立这段历史有关。今天,在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时刻,缅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和理解毛泽东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另一方面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 

  一、永远铭记的历史性贡献 

  ▲:怎么理解毛泽东在探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毛泽东为新中国的发展进步,为最终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邓小平说过,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还将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同样可以说,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凤凰涅槃”式的曲折探索,要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还会经历更长的艰难探索,甚至还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怎么理解曲折探索? 

  ●:所谓曲折探索,就是说毛泽东的探索,可以分为成功的方面和不成功的方面。成功的方面,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不成功的方面,从反面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请您具体谈谈新中国成立初毛泽东如何创造性地探索出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成功地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确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基本结束和中国革命第二阶段的开始。中国革命第二阶段的任务,就是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这是毛泽东在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后所作的概括,表明了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对新民主主义同社会主义的关系的认识。然而,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还没有达到这样的认识。如果说,毛泽东创立新民主主义理论,主要是通过对前人的突破完成的;那么,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确立,则主要是通过对自我的突破实现的。 

  从对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的原有设想,到形成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一次认识上的飞跃。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不断突破苏联模式的束缚,不断解放思想,在理论上超越自我的过程;也是不断认识中国国情和特殊规律,探索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过程;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实现中国社会20世纪的又一次历史性变革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实现了以下突破:第一,在国家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关系上,突破了先打基础、再过渡的框框,创造了工业化和改造同时并举的道路;第二,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上,突破了一举过渡的框框,变成为逐步过渡,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第三,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上,突破了先机械化、后集体化的框框,创造出初级社、高级社等适应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地区特点的过渡形式;第四,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上,突破了单一国有化的框框,创造出从初级到高级的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实现了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政策,避免了“流血革命”;第五,在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上,突破了单一国有制,形成了国营经济、公私合营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三足鼎立的新格局。 

  以上五个突破集中到一点,就是在一个政治经济文化落后的农业大国里,走出了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新路,解决了社会变革与物质基础、和平过渡与阶级斗争的矛盾问题。 

  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的农业国里,能够依靠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依靠人民政府的高度威信,在短短的时间里,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确立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这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难以想象的奇迹。这场社会主义改造来势迅猛,却没有引起剧烈的社会震荡,社会生产力不但没有遭到破坏,反而有所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不但没有抵制这场改造,反而心情比较顺畅地接受了改造;工农联盟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不但没有瓦解,反而在新的基础上更加巩固。这些都说明中国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这条道路的成功,是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本国实际,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又一个重大贡献。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也是毛泽东的成功。 

  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公有制第一次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并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在此之前,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部宪法,规定了国家的根本性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标志着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也在中国得到全面确立。这些制度,既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又从一开始就具有中国自己的特点,因而能够不断坚持发展直至今日,成为毛泽东留给新中国的最可珍贵的财富。 

  ▲:我们知道,1956是一个特殊之年。苏共二十大报告对斯大林的批判震动了国际共运,这对于刚刚进行完社会主义改造、正在起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是一个不小的冲击。毛泽东是如何应对这种局面,作出了什么样的贡献? 

  ●:1956年,既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造成功实现之年,也是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起步之年。在这一年中,发生了一个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引发了毛泽东同志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深深思考。这就是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和斯大林评价问题的提出。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一股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风潮面前,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不但没有为其所动,而且旗帜鲜明地顶住了这股逆流,澄清了是非,稳住了阵脚,维护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娴熟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分为二地分析了斯大林的功绩与错误,分析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与教训,并且以此为鉴,开始了独立自主地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出现了勃勃生机。 

  一是深刻分析斯大林犯错误的思想根源,在于主观认识脱离客观实际,表现为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和形而上学,并且提出实事求是地看待和分析错误的基本原则,顶住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错误思潮。毛泽东强调指出:“共产党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不论是他的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好的领导者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认真地对待错误。完全不犯错误的人在世界上是从来没有的。”毛泽东看出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严重危害性,指出:“斯大林问题不是个别人、个别国家的事情,而是整个国际无产阶级事业中的事情。对斯大林的错误,大家心里都不会好过。”正因为如此,1956年4月和12月,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形成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重要历史文献,顶住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逆流。 

  二是在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时,率先提出要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命题,并且提出对于苏联走过的弯路要引以为戒。毛泽东反复强调:“各国应根据自己国家的特点决定方针、政策,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特点结合起来。”“照抄别国的经验是要吃亏的,照抄是一定会上当的。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毛泽东及时提出建立一定的制度,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防止个人突出和个人崇拜现象发生。他提出:“我们要是不愿意陷到这样的泥坑里去的话,也就更加要充分地注意执行这样一种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而不应当稍为疏忽。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这些思想,在中共八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章中,得到进一步体现和发挥。 

  毛泽东从苏联的教训中得出一个重要的思想,即要“注意从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中取得教训,力求使某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不至于变成全国性的、长时期的错误”。毛泽东还根据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初步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批评了那种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不再有矛盾存在的观点,指出否认矛盾存在,就是否认辩证法。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进行的。 

  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重要文献,不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逆流的关键时刻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而且开启了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而艰辛的探索。这一历史性贡献,深深地镌刻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丰碑之上,深深地镌刻在新中国发展的历史丰碑之上。 

  ▲:您前面讲到,毛泽东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开始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独立探索,那么在理论上的标志是什么? 

  ●: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正确评价斯大林的是非功过,同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互为表里、紧密联系的。苏联的成功经验,值得中国学习借鉴;苏联的失误教训,需要中国记取避免。正因为如此,在主持形成《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同时,毛泽东先后发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篇划时代的科学社会主义重要文献,为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指明了正确方向。 

  1956年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率先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开端。他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方针:“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的新方针。《论十大关系》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后,成为起草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的指导思想。 

  这一时期,毛泽东还提出要注重远景规划的思想。在他主持和支持下,先后制定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和《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对农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指导作用。 

  1957年2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又一篇代表作。如果说,《论十大关系》集中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经常遇到的基本关系,这篇著作则将关注点进一步集中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突出矛盾上,因而更触及了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方面,表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及其规律的探索深入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学说,破天荒地把“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引入人们的视野,并把正确区别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社会主义各国普遍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提了出来。说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理论贡献,至少有以下六点。一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和矛盾学说,深入剖析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状况,创立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基本动力学说,为新中国国体及其根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的建立、发展、完善提供了理论依据。二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各种矛盾中,找出最具有本质特征和影响全局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社会矛盾),进而创立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三是在各种人民内部矛盾中,深入分析了最具代表性的一组矛盾,提出了“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的论断,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奠定了新的理论依据。四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指导,提出了在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方法。五是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经验,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六是从中国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出发,提出统筹兼顾思想。 

  ▲:我们知道,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也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在遇到较大的挫折后,毛泽东经过反思是否找到了较为正确的思路? 

  ●:毛泽东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预想不到的是,随后的探索道路并不平坦,而且犯错误的主导者是毛泽东本人。经过“大跃进”的严重挫折,毛泽东头脑渐渐冷静下来,在纠“左”的实践中开始了新的理论反思。 

  从1959年到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毛泽东在反思探索中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遵循的主要原则。 

  一是从理论上提出社会主义社会需要划分阶段的问题,提出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不发达阶段的论断。在经过了超越发展阶段带来的“共产风”之后,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 

  二是提出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为社会主义服务。在经过了取消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带来的“一平、二调、三收款”之后,毛泽东在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提出:“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还提出:“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 

  三是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注意搞好综合平衡。在经历了否定综合平衡规律带来的严重比例失调之后,毛泽东提出:“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他还指出:“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 

  四是论述坚持民主集中制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极端重要性。在经历了民主集中制遭到严重破坏、普遍不敢讲真话之后,毛泽东指出:克服困难,没有民主不行。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 

  五是重申深入调查研究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极端重要性。在经历了唯意志论的“浮夸风”和“瞎指挥”之后,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还表示:“现在我们看出了一个方向,就是同志们要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了。”他还在审阅一篇文章时概括提出:“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毛泽东时代对真理标准问题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最经典的概括。 

  六是从认识论上提出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转变问题,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还有很大的盲目性。在经历了从头脑发热到逐渐冷静下来之后,毛泽东反思走过的弯路,指出:“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他还指出:“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认识的盲目性和自由,总会是不断地交替扩大其领域,永远是错误和正确并存。不然,发展也就会停止了,科学也就会不存在了。”毛泽东在反思探索中,深感理论创新的必要。他说:“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事非经过不知难”。和以前的理论成果不同的是,上述认识都是在经历了正反两方面的比较之后,在尝到了违背经济规律造成的苦果之后,通过痛定思过得到的,来之不易。 

  ▲:有人说毛泽东只懂革命、战争,不懂经济建设,他的探索是以失败告终。您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事实胜于雄辩。有人列举出毛泽东不懂经济的例证,是所谓毛泽东没有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其实,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研读过《资本论》。毛泽东在1941年9月13日《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中,就说过这样的话:“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写成的,先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各部分,然后加以综合,得出资本主义运动的规律来。” 

  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又多次读过《资本论》。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向与会者印发《资本论》第3卷论述商品交换的一段话,并且亲自拟了标题“从生产出发,还是从交换和分配出发?”。1963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同聂荣臻的谈话里还说:“社会科学的研究不能完全采用实验的方法。例如研究政治经济学不能用实验方法,要用抽象法,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的。”时至今日,在湖南韶山毛泽东遗物馆里,还展示着毛泽东批阅过的马克思《资本论》,成为历史的见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不但认真研究过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在初步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性认识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完整设想。 

  新中国成立之初,没有立即提出“现代化”的目标,当时的提法叫“工业化”。当时的设想是,“准备以二十年时间完成中国的工业化”。1955年,又提出准备用50年的时间把中国“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到了1957年3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里提出:“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比较早地提到“现代化”目标的一次讲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里,又进一步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这一提法,已经非常接近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现代化目标的提出,表明党对工业化认识的进一步深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还强调:“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这表明,“大跃进”的教训对他来说,是刻骨铭心的。 

  “大跃进”中片面强调钢产量指标的教训表明,赶超发达国家,关键的问题还是全面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不仅仅是几项经济指标。毛泽东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表示:“苏联的工农业劳动生产率,现在还没有超过美国,我们则差得更远。人口虽多,但是劳动生产率远远比不上人家,还要继续紧张地努力若干年,分几个阶段,把我们的国家搞强大起来,使我们的人民进步起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后两者都是精神作用。” 

  按照原来的估计,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国家,把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大概需要50年时间。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提出一个新的估计:“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快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也许只要几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设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甚好。但是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从50年推迟到100年,这不仅是时间上的调整,也是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调整,变得比较稳妥,比较切合中国的实际。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郑重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和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工作报告指出:“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在审阅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时,毛泽东加了一段话,比较系统地概括了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行赶超战略的基本思路:“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在这里,毛泽东把尽量采用先进技术作为现代化建设成败的关键,是很有眼光的。1963年12月,他在听取聂荣臻关于10年科学技术规划的汇报时,还提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这句话,可以说是毛泽东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部经验的总结。 

  二、值得记取的沉痛教训 

  ▲:前面您较为详细地阐述了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的方面,即毛泽东的历史性贡献。下面请您再谈谈毛泽东探索失败的方面,这样也有助于我们少走弯路。 

  ●:毛泽东为新中国的成立与发展作出了不朽功绩,用什么语言表述都不为过。但是,我们也要承认,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不会犯错误的人是不存在的,要求毛泽东不犯错误不是唯物主义者。毛泽东一个最大的失误,就是在1966年-1976年领导发动了历经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给党和国家带来极其严重的损失,极大地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声誉。 

  ▲:是什么原因导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一是对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判断,二是基于这种判断形成了脱离实际的理论。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支配下,毛泽东对当时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以及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作出严重的错误估计,甚至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整个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因此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来揭发上述阴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由此出发,毛泽东错误地将刘少奇、邓小平等一批对党忠心耿耿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视为所谓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错误地认为党内存在着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历史已经证明,这是完全错误的判断。“文化大革命”十年酿成了一大批冤假错案,给党和国家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是什么?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被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理论,在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上,错误地将阶级斗争作为主要矛盾,将“抓革命、促生产”作为主要任务,势必会背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而在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指导下,混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在处理党内矛盾和意见分歧上,错误地将探索中出现的党内正常意见分歧视为严重的路线斗争,视为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势必会背离党内民主集中制和正常政治生活准则,而将不同意见的党内同志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甚至会得出党内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错误结论,从而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作出完全错误的估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上,错误地夸大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专政职能,混淆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同社会主义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整个历史时期的原则界限,势必会背离对人民实行最广泛民主与对极少数敌对势力实行专政相统一的正确轨道,而要在新的国家机器已经为工人阶级及其先进政党所掌握的条件下,“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在实现途径和方法上,错误地夸大了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的作用,势必会使群众运动脱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轨道,不但达不到彻底暴露和解决党和国家工作中的“阴暗面”的目的,而且会被极少数野心家阴谋家所利用,这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悲剧所在。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也是一位犯了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这就造成了主观愿望与客观实际、动机与效果的严重背离。 

  ▲:有人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打倒刘少奇等一批掌握高层权力的领导人,“文化大革命”是“权力斗争”。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对“文化大革命”这样一种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决不能用否定一切的态度来对待,更不能将其错误地归结为“权力斗争”和“个人品质”,而要做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历史分析。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愿望,是为抵御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图谋,消除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等现象,防止国内资本主义复辟,并为人民群众参与对国家事务的监督和管理寻找一条途径。正如邓小平所说:“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早在1945年,毛泽东就对黄炎培先生说过,中国共产党可以找到一条新路,跳出“历史周期律”,那就是让人民起来监督自己的政府,使政府不致政息人亡。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即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发出“两个务必”的号召,告诫全党同志警惕“糖衣炮弹”的攻击。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为防止党脱离群众、腐败变质做过不懈的努力。我们既要牢牢记取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及其严重教训,又必须十分珍视毛泽东关于党拒腐防变的宝贵思想遗产。如何确保党拒腐防变,至今仍然是一个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我们要认真地分析毛泽东是如何从一个本来正确的命题出发却走入歧途而得出错误的结论,牢牢记取在这个问题上的“左”、右两方面教训,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改革开放新的实践来努力破解这一重大课题。 

  三、不容否定的历史地位 

  ▲:最后,再请您谈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中的历史地位。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就毛泽东一生来说,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就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生涯来说,他的贡献也是第一位的。毛泽东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创始人。在他的领导下,新中国破天荒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制定了第一部共和国宪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石。 

  毛泽东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辟者。在他的领导下,开启了走自己的道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必要的经验积累和理论准备。 

  毛泽东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奠基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独立自主、艰苦创业,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实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毛泽东是中国现代化国防和人民军队建设的创始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彻底告别了“有边无防”的年代,初步建设起现代国防工业,高科技领域以“两弹一星”为标志取得突破性进展,人民解放军实现了从单一兵种到多军种、多兵种的历史性转变,为新时期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性跨越积累了经验。 

  毛泽东是新中国外交的奠基人和国家利益的坚定维护者。在他的领导下,新中国外交以打破西方封锁、为国内和平建设营造良好外部环境为突破口,发展到中美关系正常化、开创外交新格局,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对外开放战略创造了必要条件。邓小平指出:“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毛泽东是前无古人的中华民族英雄。在他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彻底摆脱了落后挨打的屈辱史,赢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共和国屹立在世界东方。在他的领导下,我们不仅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且捍卫了东方和平与世界和平。正因为如此,新中国赢得了广大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的尊重,被广大发展中国家视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榜样。正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长期不屑的努力下,新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中的一切合法席位。 

  事实充分证明,毛泽东无愧于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奠基人,无愧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开创者,无愧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先驱探索者。同样地,也无愧于是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第一人。没有毛泽东的艰辛探索及其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不可能如此顺利地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没有毛泽东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继续发展及其重要成果,不可能如此顺利地形成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没有毛泽东为新中国奠定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也不可能如此顺利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毛泽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的独创性历史贡献,为新中国的创建和发展作出的独创性历史贡献,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的历史贡献,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的历史贡献,将永远铭记人心,彪炳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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