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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冲及:胡乔木与胡绳谈若干历史问题
发布时间: 2016-10-27    作者:    来源: 2015-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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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冲及199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为此,编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以下简称《七十年》)的任务提上了日程。任务是由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提出来的。这个领导小组成立于1985年3月,由杨尚昆任组长,胡乔木、薄一波任副组长(以后又增加了邓力群和胡绳两个副组长),但没有组员。人选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确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是它的办事机构。

  正式提出编写《七十年》这本书,是在1990年3月8日召开的“全国党史工作部门负责人座谈会”上。

  胡乔木:不能把所有既成事实

  都加以合理化胡乔木本来打算亲自主持这本书的编写,但1990年9月,他被确诊患有前列腺癌。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绳担任了主编。

  1990年4月20日下午,胡乔木向胡绳说:眼看写《七十年》时间很紧张,我很着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叙述比较简单。看了提纲,觉得要写好这本书很不容易。书要写得有分量,要照顾大局,还要有点分析。要使人看了后觉得是内行人说的,是懂得情况的人说的。

  4月21日,胡乔木又找了几个人去(笔者也去了),比较系统地谈了他的意见。

  胡乔木自述:昨天,沙健孙(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送来提纲。写出提纲来,不等于把书写好。从提纲中可以看出,由六个同志集体讨论,搞了两天。我看完以后,从提纲的题目看,感觉思路不清楚,条理不清楚。

  思路不清楚,比如“合作化高潮”不宜都用肯定的口气来讲,类似的说法还很多。一波同志的书里说了,是人为的高潮。1955年下半年,从组织原则上讲就不合适。三次会议,第一次决定放慢,第二次会议就批判了(指批邓子恢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右倾)。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情况怎么能几个月就忽然变了?像这样的事情没法肯定的。如果这可以肯定,历史就是任意的。党是在全国会议上决定的,说推翻就推翻了?当然不能指责太多,但也不能原谅太多。历史上最高的“董狐笔”,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历史要有政治性,不能把所有既成的事实都加以合理化。而且批判邓子恢是“小脚女人”是错误的,这可以说是党内的公论。所以《七十年》一书对这样的问题,不说得公道,怎么行?这是举例来说。

  这个提纲中,“文革”中间的“斗、批、改”运动呀,“批林批孔”运动呀,不能这样写。是有这么回事,但是不能照用这个提法。再就是要结合老干部,提是“犯走资派错误的人”,这是可以的。实际上是在一月夺权后不同的造反派集团发展成武斗,破坏得很厉害,所以认为还是要结合老干部,成立革委会,这是真正的转变,有实质性的。

  以后林彪事件发生了,本来应该批极左,批林拉上了批孔,就莫名其妙。林彪和孔子有什么关系?这件事是滑稽的,把林彪和孔子并列是荒谬的。这时毛主席批孔是怎么拉出来的?还是江青他们利用他从前的几句话?本来林彪叛逃事件可以成为党的历史上的一次转机,像庐山会议批彭德怀以前本来也是一个转机,但毛主席不肯放弃他原来的想法。本来林彪事件的发生说明“文革”本身的问题。他那么信任的“副统帅”,立在党章上的,这样的人反对毛主席,彻底暴露了“文革”毫无意义。这本来是一个转机,而说林彪是极右。事实上说林彪“左”也好,右也好,是没有意义的,他完全是一个阴谋家。

  毛主席不是后来才发现“四人帮”也是阴谋家,所以才提出“三要三不要”(指“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毛主席已经感到这个党经过“文革”,党“分裂”了,“阴谋诡计”盛行了,所谓反修是毫无意义的。这一点,毛主席没有那么糊涂,还是要依靠老干部、国务院、邓小平,但他仍陷于不可解脱的矛盾中。既然要用邓小平,就是承认“文革”这一套不行了。可是,他又觉得还有一套既不同于林彪、“四人帮”,又不同于周恩来、邓小平那样的一种革命。这根本是幻想,他也说不出来,也找不到这个力量,因为本来就不存在。这是他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造成这样一个结局。

  党哪怕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党内真正革命的力量、健康的力量,经受住了艰苦条件的考验,还是坚持下来了。党的历史,就是要写明这个东西。当然,毛主席仍有他的作用。小平同志讲虽然有“文革”,党没有垮,因为有毛主席。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毛主席犯了那么严重的错误,但是遇到最根本的问题,无论在外交问题上,包括是否开除邓小平党籍的问题上,他还是明白的。

  “国民经济调整”这是一大段,然后“左”倾的东西又来干扰了。八大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后来背离它,犯了错误,要纠正,又犯错误,错误更大。然后试图回到八大来,当然历史已经变化了。总是这么个趋势,在党内还是很强有力的。两种趋势,结果“左”的倾向还是要起来。这根本上可以说是历史的、盲目的惯性,还是要靠阶级斗争、群众运动。先是要搞“大跃进”,不行了,又抓阶级斗争,但还是用搞群众运动那套做法。开始的时候,抓阶级斗争还说不要干扰调整经济,后来又变了。这一部分是历史原因,还有林彪、江青之类在乘机制造矛盾。这段历史相当错综复杂。怎么写?得理出一个头绪来,很不容易。

  改革开放的十年,也有这样的问题。现在的提纲,最大的关键在1984~1985年,这里面没有体现。这样的思路怎么能写好《七十年》?

  对党的历史的脉络,胡绳同志的讲话,讲得很好。这些错误,一方面是要搞社会主义,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有个不断加深的过程。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并不是像《哥达纲领批判》设想的两个阶段。实践证明那还差得很远。《哥达纲领批判》得出的概念是“资产阶级权利”,列宁也讲得很模糊,说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事实上,社会主义要承认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这个认识过程是很困难的。总是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列宁这样想过,斯大林还是这样。赫鲁晓夫尽管批了斯大林,还是说要很快搞成共产主义。毛主席也说中国可能更早地进入共产主义。这个思想然后发展到越穷越革命。社会主义不能这样干,共产主义是遥远的事,社会主义是很长时期的。阶级斗争不能放在那么突出的地位。认识这一点,是付出了很大代价的,是很不容易的。

  改革开放十年来,这一点肯定下来了。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怎么搞法?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怎么结合,还是个很困难的题目。尽管有这么多困难,但是社会主义事业还是在发展,国家整个经济情况还是发生很大变化,这种变化都是革命的成果。不是革命,不可能使人民的生活得到非常明显的改善。

  胡绳:玉泉山上“务虚”

  2月15日是春节。胡绳在这天日记中写道:“既然放假,懒得做事,只看了几页《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以后几天,除继续看第五章外,他都在看《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3月4日,胡绳日记中写道:“到玉泉山,与山上四人‘谈虚’(非谈具体某章),主要谈了对中间十年的看法。午后又与其中三人(金冲及、沙健孙、郑惠)谈,(龚育之进城了,四时回。)”这次谈话,是从《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讲起的。

  胡绳自述:我把剑桥这本书大体上看了。先谈一个具体问题,即1959~1961年死人的问题。他们讲得很厉害。我们统计的是1949年人口五亿四千万人,1959年是六亿七千万人,每年增加一千多万,十年增加一个亿。1960年是六亿六千万,比上一年减少了一千万。这里面也包括生育率降低、婴儿死亡率提高这些因素在内。这个问题是要有人很好地研究一下。

  还有费正清讲苏联模式和探索中国式道路的问题,这有点道理。前七年的成就,他不否认。那时也不是完全仿照苏联的模式。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有自己的特点。人民民主专政、多党协商也有自己的特点。毛主席认为不要人为地去搞出一个大的资产阶级政党。因为有人觉得,那么多小党,并掉一些,工作比较方便。对苏联的教训,一般干部不大了解,我们党的几个核心人物是比较了解的,包括在第三国际工作过的王稼祥等。

  探索就是要摆脱苏联那一套。费正清所讲的探索中国道路中,有些问题。他是从争夺权力的角度出发来讲的。从实际上看,探索的发展有两个可能,一个是为“文革”做了准备,一个是为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做了准备。1962年我们跌了一大跤,吸取教训,有些措施就慢慢接近1978年以后的做法,它也为“文革”以后的探索做了一些准备。这个十年是不是可以这样看?

  这十年确实是在探索,整个党在探索,个人也在探索,有这样的,有那样的。能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十年最后就一定发展到“文革”?它不仅仅是为“文革”做了准备,探索中间也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准备的成分。

  “文革”后小平同志一出来就提出这些问题。他是在总结经验,总结更多的是前十年的经验。这十年的探索中,有务实的倾向,也有浪漫的倾向。领导人有时候两方面兼而有之,最初基本倾向是务实。毛主席也是如此,有时候务实,有时候浪漫,最后浪漫倾向占了上风,甚至把不倾向浪漫的打倒,这是一个大悲剧。这使原来说空话的投机分子冒出来。

  剑桥这本书特别强调知识分子问题。对新时期以后、1984年以前,国外没有什么异议。1984年以后,问题就复杂了,争论还没有结束。(摘自《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