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在许多著作和书信中谈到中国，而且还专门撰写了19篇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足见其对中国问题的重视程度。在这些专著及散论中，两位革命导师围绕着中国近代发生的一些历史事件如鸦片贸易、太平天国革命以及中日战争等，详尽地阐述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并具体而深刻地分析了中国如何发展的问题。

　　认识之一：中西方交往与中国发展的关系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历史不外是生产发展的历史，是人类相互之间交往的历史。中西方的交往(本文的“中西方交往”特指近代中国与西方的交往)乃是历史的本质要求。历史同时表明，古老的东方帝国的极度落后又导致其在对外交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遭遇西方“特权”。

　　中西方的交往是世界历史发展也是中国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中西方的二元对立也必然要求中国在交往过程中不得不时刻警惕并抵制西方特权的干涉。交往伊始，凭借着其强大的军事力量，西方特权强制地打破了中国“与外界隔绝”的状态，并在接下来的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主导着交往的潮流。西方特权的最初干涉突出地表现为赤裸裸的殖民主义扩张和侵略。而古老的中国社会之“陈腐”早已注定了在最初的博弈中上演的只能是一出世界历史悲剧。诚如马克思所言，“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然而，我们同时看到，西方资本主义是当时新生产方式的代表，它在冲击、摧毁中国旧制度的同时，在客观上也起着促进中国发展的作用，即使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也正是西方特权对中国的干涉才使得中国得以进一步并逐渐主动地参与中西方交往。正如恩格斯所预言的那样。世人看到了这个“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同时也看到了“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但中国的发展与强大决不是也从来不是西方国家希望看到的。于是，殖民主义者故伎重施，继续行使着“历史悠久”的特权，进行着一波又一波的对华干涉。只不过此时的西方国家已经不再进行赤裸裸的殖民侵略，而是悄悄地披上新的外衣，采取一系列新的手段进行对华干涉。如此看来，对西方“特权”的抵制将一直伴随着中西方交往的进程，也必将伴随着中国向前发展的进程。

　　认识之二：意识形态建设问题与中国发展的关系

　　近代中国何以由盛转衰?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除了生产方式这一根本原因之外，意识形态的落后也是导致中国近代衰落的一个深层原因。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这体现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及反作用的重视。那么，近代中国的意识形态究竟落后到何种程度，或者说，与历史发展趋势到底如何不适应呢?大致地看，不外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小农意识。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只能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因此，时下的国人普遍具有小富即安、不思进取的心态，他们缺乏主动进取精神，本能地排斥变革，患得患失，表现出极大的保守性。这种落后的思想意识无疑对中国的发展十分不利。马克思在《对华贸易》一文中，借一位英国官员之口，表达了对中国农民的基本看法。“中国人的习惯是这样节俭、这样因循守旧，甚至他们穿的衣服都完全是以前他们祖先所穿过的。”“每一个富裕的农家都有织布机，世界各国也许只有中国有这个特点。”“福建的农民不单单是一个农民，他既是一个庄稼汉又是工业生产者。”在《欧洲动态——欧洲缺粮》一文中，马克思谈到中国市场的特点时指出，“那里的人们大都愿卖不愿买，金银都被收藏起来”，并认为“这种状况”在太平天国革命的目标实现以前“不会有任何改变”。

　　2、官僚主义。关于官僚主义的危害，马克思曾经有深刻的阐述。马克思认为中国清王朝的腐败皆缘于满清的官僚体制。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马克思写道：“正如皇帝通常被尊为全中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官吏也都被认为对他们各自的管区维持着这种父权关系。”马克思同时指出，中国的官僚主义产生的根源是亚细亚所有制体制以及由此决定的封建专制制度，“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信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

　　3、迷信思想。在《中国记事》一文中，马克思通过摘录夏福礼(驻英国的宁波领事)的一封信，生动地描绘了中国民众意识中的迷信思想。文中写道：“引起恐惧，是太平军的全部战术。”“制造恐惧的一大法宝就是太平军身上穿的五颜六色的丑角式衣着。此等装束只能使欧洲人觉得好笑，而对中国人来说却有神奇的作用。因此，这种丑角式衣着在作战的时候给叛乱者带来的优势比线膛炮还要大。况且，他们还有一头又长又黑或者染黑的乱发，目露凶光，发出凄厉的号叫，装出狂怒的样子——这就足以把古板的、温顺、循规蹈矩的中国老百姓吓死。”

　　100多年后的今天，我国的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毫无疑问，上述落后的意识形态并没有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而完全消失。当前我国农民的素质普遍不高，缺乏主动进取精神，固有的小农意识一时无法根除，阻碍了在农村进行的市场化改革，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官僚主义严重地侵蚀着社会主义的大厦，是腐败产生的重要根源，也是政治体制改革中必须着力解决的问题；迷信思想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发展的重大桎梏，当前也在中国国民意识中仍普遍存在。尤其在落后地区的民众中更是根深蒂固。显然，这十分不利于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科教兴国战略的进一步实施。凡此种种落后的意识形态，不仅是近代中国落后的重要原因，也是当下中国向前发展的严重障碍。中国若要进一步发展，就必须保持意识形态的先进性。

　　认识之三：资本主义与中国未来发展的关系

　　关于中国的发展与资本之间的关系问题，恩格斯晚年书信的一些论述显得弥足珍贵。在谈到中日甲午战争的影响时，恩格斯不仅论述了战争将瓦解中国的传统制度以及社会结构，同时着重指出中国的未来发展对资本主义的影响。在1894年9月给卡尔·考茨基的信中，恩格斯大胆预言：“中日战争意味着古老中国的终结，意味着它的整个经济基础将发生渐进的、但却是全面的革命，直至大工业和铁路等等，使农村中农业和工业的旧有联系瓦解，从而使中国苦力大批流入欧洲。因此对我们来说，这将会加速崩溃并使冲突加剧到危机的地步。这是又一个绝妙的历史讽刺：资本主义生产，只有中国尚待它去征服了，但当它最终征服中国的时候。它却使自己在自己的祖国存在成为不可能了。”在同年11月致左尔格的信中，恩格斯又进一步论述了中国的劳动力如何冲击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千百万人将被迫背井离乡，移居国外；他们甚至会移居到欧洲，而且是大批的。而中国人的竞争一旦规模大起来，就会给你们那里和我们这里迅速造成极端尖锐的形势，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征服中国的同时也将促进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的崩溃。”

　　显然，恩格斯是从劳动力的角度出发，来论述中国的发展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影响的。我们大可不必苛求恩格斯的预见在历史细节上正确与否，或在何种程度上得到了实际应验，而更应当重视恩格斯的宏观性历史叙事模式所渗透着的理性力量。恩格斯正是凭着这种理性力量，把握中国的发展与资本的扬弃之间的本质联系。然而，恩格斯看到的中国是19世纪那个千疮百孔、破烂不堪的近代中国，反殖民反封建的任务都未完成，辛亥革命尚未爆发。由于历史自身的局限，恩格斯也只能在宏观上作出相对抽象的判断。但我们必须明白，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公式、定理，当代的我们之所以仍然需要回归那些相对抽象的文本。就是因为我们学习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决不是要对其具体的个别论述盲目信从。这就要求我们结合中国发展的实际来科学看待马克思恩格斯的中国观。

　　（作者单位：燕山大学文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