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刘知幾《史通·叙事》曾言：“自圣贤述作，是曰经典。”在中华文明史中，“经典”一词旧指作为典范的儒家文献。在当代语境中，“马克思主义经典”常指在马克思主义创立、发展的历史中形成的具有原创性、典范性和奠基性的文献、著述。在确立独特的无产阶级世界观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了关乎人类生存和历史进步的根本性问题，建构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未来社会的理想及其实现途径，从而形成了与特定历史时期“交融”又与当下历史时代“会通”的“经典之作”。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成功地指导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如今它有充分的理由被称之为“经典”，成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中的独特部分——中国部分，成为世人敬重、深入研究和科学评价的中华优秀思想宝贵遗产。

　　“断裂”中的重思

　　历史地看，“经典”的形成往往是经典作家与鲜活的时代之间互动、“交融”的结果。“马克思主义经典”不仅如此，而且特质更加鲜明。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经典”的形成是“自己的时代”的产物，学习和研究“经典”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没有任何理由脱离时代、漂移当下、规避现实，一味地作纯粹思辨性、考据式的文本解读。这决定了，任何文本的解读都应有“度”，这“度”就是“时代需要”、“实践呼声”和“现实关切”。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面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被阐释者与阐释者、文本与开新、经典与当代之间的“交融”和“会通”，才是我们应有的学习态度和学术品格。遗憾的是，我国学界依然存在着经典与当代之间“离析”和“断裂”的学术现象。

　　其一是只谈经典，不问现实。当前，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依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如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城镇化与乡村建设、资源利用与公平分配、财富与阶层之间不平衡的矛盾等等，都需要一些有使命感和历史担当的学者加以关注和研究。这都要求我们不能只谈经典不问现实，追求“学术性”、“学理化”，沉迷于概念的“翻新”与文本的“重构”，而应以现实问题为主导，在时代性的历史变迁中解决现实问题，锤炼思想，实现经典的创新与发展。

　　其二是专注现实，淡漠经典。关注现实本无可厚非，但一些学者只是漂浮在具体现实问题的细节性钻研上，罔顾理论的积累，他们借用理论或引述马克思主义经典，往往拘于旧说、不解新意，视理论与经典为现实单纯的论证工具，因而必然落入 “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同样非批判的唯心主义”窠臼。因此，理论贴近现实必须以尊重经典、创新理论为前提。正如毛泽东所说：“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

　　其三是执着西方文本，遗忘中国优秀传统思想。在人类文明史中，中华民族曾创造出优秀灿烂的文化和思想，至今还赢得世人的赞誉。然而，我国学界存在一种学术倾向，就是热衷于用西方的思想和方法释读、破解当代中国的种种现实问题，这样做不能说没有意义，不过，只热衷、执着于西方文本，可能会遗忘用中华民族优秀的思想和方法释读、破解当代中国的种种现实问题，并努力创造出新的中国思想的深刻意义，进而会堵塞经典与当代之间“交融”和“会通”的中国道路，即“马克思主义经典”中的独特部分——中国部分与当代对话的道路。

　　上述三点要求我们，应该在经典与现实、经典与当代中国问题、西方思想资源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之间找到新的突破口，重思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由此在会通与对话中获得“一种丰富的经验”。

　　唯物史观的第一个中国表达式

　　在1921年1月21日给蔡和森的复信中，毛泽东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可能是有关毛泽东的历史文献中第一次出现 “唯物史观”一词。此时，毛泽东已转向了唯物史观。之后，在轰轰烈烈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他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的思想内涵。大致来讲，毛泽东的历史观包含几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是历史进步的一般方向与具体道路的实际选择。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揭示了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一般方向，但并未也不可能给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指明具体的道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和中国国情的把握，毛泽东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国情，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独创性经验，选择了既不同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又区别于西方旧式的资产阶级革命的 道路，即“走相反的路”。这就是著名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以及整个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适时觉察到照搬苏联工业化模式带来的严重问题，提出了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他认为，中国走工业化的道路“要学苏联”，但“不管我国情况，适用的和不适用的，一起搬来，这种态度不好”。他还进一步强调，要“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必须打破常规”，依照我国情况，坚定走中国式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不照搬、照抄马

　　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 “本本”和他国革命和建设的“模式”，独立自主地探索和选择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必须“走自己的道路”，由此形成的中国经验成就了唯物史观思想在中国的成功运用。

　　其二是历史辩证法与矛盾分析法的具体运用。历史是变化的、发展的，人类社会存在着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新旧事物始终处于相互斗争之中，其最终结局，必然以新事物的胜利而告终。毛泽东用中国人熟悉易懂的“新陈代谢”一词形象地表达了这一历史辩证法的普遍法则，并以“矛盾”一词通俗地解释对立统一规律这一辩证法的核心思想。用他的话说，社会历史是一部矛盾运动史，“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与此同时，他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实事”的用语新解了马克思和列宁的基本思想，同时坚持了辩证法的唯物主义立场。“求”反映了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总过程和规律。在承认客观规律的前提下，“是”进一步强调了客观存在的事物同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

　　其三是唯物史观与革命史观的中国应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毛泽东也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在毛泽东的历史观中，唯物史观和革命史观是紧密联系的两个基本特质和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是革命史观的思想前提，革命史观则是唯物史观的理论表达和实际运用。无疑，毛泽东的革命史观，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历史实践中的具体表达和中国应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独特体现。这种独特体现与马克思恩格斯有所不同，一是把革命的主体表述为“人民”，并要求“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来表述 “人民这个概念”；二是坚信“人民”主导的阶级革命和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唯一动力和力量。毛泽东的革命史观一方面透彻分析和科学把握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形成了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理论和策略，解决了“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这个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从而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阶级斗争决定论”和“不断革命论”的思想也导致了违背客观规律的历史性错误，发生了十年“文化大革命”劫难，背离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毛泽东的“功”与“过”，历史自有客观公正的评价。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毛泽东的历史观是唯物史观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他用中国语言，结合中国的经验，对唯物史观首次作出了中国式表达和富有时代气息的生动概括，形成了唯物史观理论创新的第一个中国形态。

　　实践智慧、力量与勇气的三者统一

　　《实践论》是毛泽东首部详细阐释实践观的哲学专著，它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简单重复，而是结合中国的实际进一步的完善化、系统化和具体化。客观地讲，实践观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灵魂，也是理解其整体思想的关键。

　　第一，实践概念的独特解释。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性概念。在继承、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过程中，毛泽东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进一步诠释了实践的科学本质，他认为，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是人们“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行动。在毛泽东看来，人类不仅向现实世界索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而且也使现实世界的面貌发生改变，变成人类所需要的那个样子。这种把头脑里主观的东西变为客观的实在的东西的过程，就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过程，即实践的过程。可见，毛泽东的实践概念，本质上反映的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正是所谓“自觉的能动性”。“自觉的能动性”的不断发扬成为毛泽东解释实践概念的基本指向，即力图把改变世界作为哲学的唯一鹄的，也成为主导思想，即“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毛泽东坚信，自觉的能动性的不断发扬，诉诸“千百万群众”的实践活动“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这正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能够取得成功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思想法宝。

　　第二，实践特性的三重视界。在毛泽东这里，实践特性表述为“知行合一”。其实，毛泽东的“知行合一”并不是在主客二分思维下对“知”和“行”的关系作简单的概念式理解，而是在三重视界中具体实现了“知行意”的三统一，即实践智慧、力量与勇气的三者统一。实践智慧是实践中获得的真知灼见，实践力量是变革现实的客观行动，实践勇气是敢于创新、勇于探索的果敢意志。在不同时期，面对不同的革命任务，毛泽东总是告诫人们不做 “算命先生”、“小脚女人”，要敢于实践、勇于实践、大胆实践，不怕犯错误，不怕掉脑袋。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才取得了成功，中国才真正走上了繁荣富强的光明大道。

　　第三，实践地位的辩证理解。在《实践论》中，毛泽东说：“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其实，在此之前，他就说过：“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显然，“一切活动”包括了认识活动，但并不等同于认识活动。这就是说，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实践既是认识论也是历史观的范畴，实践的观点既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又是辩证唯物论的历史观的基本观点。毛泽东对实践的辩证理解，充分反映了对实践地位的辩证理解：实践是认识论和历史观的内在统一。毛泽东一方面科学论证了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揭示了认识运动的总过程和规律，另一方面明确说明了人及其实践生成的社会性，认识和实践统一的条件性，尤其是明确提出了实践的主体是人，是 “千百万人民”，而“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著名论断。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一切为了群众”的信仰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任何价值观都必须回答的根本问题，即回答谁是价值与评价的主体、以谁的利益作为价值与评价标准的问题。人民群众是价值与评价的主体，“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这就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价值观所做的界定。毛泽东的价值观与历史观、实践观是内在统一的，它的思想内涵和价值取向，一句话，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说：“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共产党和其领导的军队、政权的唯一的最高宗旨，是因为党所领导的革命是人民革命，军队是人民军队，战争是人民战争，政权是人民民主政权。在任何价值观中，利益关系的摆布决定其思想的内涵和价值的取向。毛泽东价值观的思想内涵和价值取向取决于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也决无任何私利可图：“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是党在任何时期永远保持先进性、纯洁性和战斗力的关键所在。由此，毛泽东谆谆告诫全党同志：必须始终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态度，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的一生尽心于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伟大事业，是对“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最好诠释和垂范。他坚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最高宗旨，抱持“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的崇高信仰，尤为值得后人敬重和学习。毛泽东曾说：“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论什么时候，都要先想到大家，想到群众，不能光看到几个人。”这都说明，在毛泽东的价值观中，“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一切为了群众”的信仰是内在统一的：确立了“一切为了群众”的信仰，就有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才能始终坚守这一最高宗旨；践行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体现了“一切为了群众”的信仰，才能一生抱持这一高尚信仰。毛泽东一生心系中国百姓，到人民群众中寻找安身之地、力量之源和胜利之本，其价值观的确立和践行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