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界定为一种“商业理性的工具化”，是一种有力的和富有生长性的观点。
本文的讨论体现了我和热拉尔·杜梅尼尔之间正在进行的争论。这场争论发生在我们合著的《另一种马克思主义》出版之后。我们以共同的研究路径为基础，但作为一个处于各种社会科学交汇点的哲学家，必须从另一种角度理解《资本论》。
第一，马克思提出了一种“政治经济学”，它并非与时间无关，而只在某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才具有意义。这就是《资本论》第一卷明显具有非经济学特征的原因。因此，当马克思将价值与“劳动力的耗费”联系在一起时，结论是资本家“消耗”了后者，因而后者被“支配”，但劳动者却并未停止“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因为自己可以将它卖给他人。在这一“看起来”对所有人都同样有效的法律框架内，劳动者被“宣布”为自由和平等的。当然这是一个“虚构”而荒唐的逻辑，但从现实效果、矛盾残余、统治与解放的煽动性等方面看，却具有历史现实性。人们从该逻辑中能辨识出权利和非权利、统治与反抗、自由和屈服以及社会契约等概念。但马克思作为一个哲学家，在这里并非只为一种“哲学”理论而工作，他很可能是在为一种现代性的总体理论而工作，即致力于不同学科之间的某种合作，以及“解放”实践所要求的一般知识。
第二，有必要为这一理论重新奠基。
在我看来，为了理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阶级问题的分析，应当考察市场中处于竞争关系的生产者—交换者之间所体现出的生产的“商业”逻辑。这一理想图景将私有财产和各交换者之间的自由而平等的关系设为前提。一旦设定了某些人占有生产资料而另一些人只能出售他们的“劳动力”，就过渡到了资本主义的概念。那个被预先设定的，在商业上自由而平等的“元结构”，在资产阶级的“结构”中并未消失，但它在阶级关系中、在剥削和压迫的形式之下被最终 “工具化”了。因此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界定为一种“商业理性的工具化”，是一种有力的和富有生长性的观点。马克思从社会层面上劳动理性协作的两种基本方式进行思考，并将之称为两种“中介”：一个是“市场”，另一个是“组织”。马克思分析工场手工业时，通过事后（当然总是被预见到的）平衡的方式，在独立行动者之间进行市场与同一权威之下的协调，并将来自对于目标和方法先行确定的组织进行了区分。
马克思开启的这一研究路径，被当代制度主义经济学所借鉴。不过在我看来，马克思只是据此提出了一个从（资本主义的）市场统治，向（社会主义的）组织统治的历史模式。事实上，这两种中介“结构性地”共存于现代社会形态之中，在两种“阶级要素”中被工具化，并在现代“阶级关系”中汇聚在一起。但从“统治阶级”的视角看，它们又包含了两种社会力量，并且被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但它们并不等同也不具有可比性。它们分别建立于两种不同的特权之上：一种是市场中的“财产权力”，另一种是组织中的“知识权力”，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在自身的经验中进行再生产，并始终维持一种变动的汇聚—发散关系。最终，“财产权力”体现在占有的野蛮性之中；而“知识权力”则只体现于传播过程中，它们均不是那么具有排他性。因此普通民众作为“基础阶级”就有理由与“知识权力”结盟，策略是通过组织控制市场、通过民主或民主斗争控制组织。
这样，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就被理解为一场三方游戏。这就引出了一种根据“霸权状态”而做出的现代历史分期。我们用K表示资本家，用é表示知识权力的“精英”，用P表示大众阶级，用V表示根本性矛盾而用v表示次要矛盾，我们可以看到欧洲 （亚洲走的是不同的道路）在古代政体之后依次出现的三种政体：
——资产阶级政体（KvéVP），1750年至1930年；
——民族社会国家政体（KVévP），1930年起；
——新自由主义政体 （KvéVP）（以新的形式），1970—1980年代起；
——各种不同的实验性的 “现实的社会主义政体”（éVP）。
第三，应将（阶级）结构概念和“世界—体系”和“世界—国家”概念结合在一起。如果说现代社会形式可界定为民族国家之下市场和组织结合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将“现代性”置于比资本主义更高的位置；并且，在从欧洲中心主义解放出来的全球历史视野中，寻找到欧洲之外的现代性的不同开端。
阶级的“结构”和国家的“结构”，在现代社会形式的“另一个维度”，即不遵守元结构预设的“体系”维度中被联结起来。在“世界—体系”中，占优势的并非民族—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而是地域性实体之间（完全不对等）的“战争”。就像企业一样，随着生产的发展，国家实体有变得越来越大的趋势：从中世纪的城邦国家到古典的民族国家，再到大陆国家，走向与世界—体系交织在一起的“世界—国家”。
鉴于同混乱的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交错在一起的阶级的世界国家的出现，元结构的研究路径最终让我们对现时代的解读，在某种意义上“翻转”了“结构/体系”的图式。这样，新自由主义的结构/体系游戏就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作者系法国西巴黎大学荣休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