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解读《资本论》的两条道路

　　从《资本论》的方法论视野出发，《资本论》中的“经济学”维度和“政治—伦理”是内在地统一于马克思“历史科学”的建构过程。就是说，对于当代社会经济趋势的分析以及对于大众阶级社会解放的可能性呈现，应以现实运动的“相应表达”的完成为前提。

　　目前法国左翼思想界雅克·比岱和热拉尔·杜梅尼尔的论战颇为引人注目。二人同为“世界马克思大会”的发起人，也同是《今日马克思》杂志的重要撰稿人。更重要的是，他们曾合著《另一种马克思主义》一书，宣示过共同的思想立场。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发生争论？这场争论的实质又是什么？

　　据比岱和杜梅尼尔介绍，他们的争论事实上从2007年二人合著出版之后就开始了，争论发展为公开论战，还是2012年之后的事。二人争论的直接焦点是，当代西方社会的基本阶级构成是二元结构还是三元结构？比岱认为，应从二元阶级结构 （即统治阶级和基础阶级）的角度理解当代社会，而杜梅尼尔则认为当代社会由三大阶级构成，即资产阶级、经理人阶级和大众阶级。

　　《资本论》相关思想的继承与重构

　　有趣的是，不论比岱还是杜梅尼尔，都认为自己对当下社会阶级构成的理解是对于《资本论》相关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比岱将自己的观点和马克思关于整个社会愈益分裂为两大对抗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观点联系起来，将马克思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抗，解读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对抗，认为后者在现代社会的体现并不局限于前者，因为统治阶级除了包括掌握财产权力的资产者之外，还包括掌握知识权力的“权能者”或精英阶层，而这两个阶层和作为被统治阶级的“基础阶级”之间的关系均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而在杜梅尼尔看来，尽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讨论主要围绕着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展开，但他的论述中已经涉及经理人的特殊地位问题，而当代生活实践更加明确地显示出经理人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即作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中间阶级发挥作用。

　　比岱和杜梅尼尔在阶级结构问题上的差异，显然与他们对于《资本论》的不同解读方式有关。首先，比岱重视的是《资本论》手稿及第一卷，而杜梅尼尔则更加重视《资本论》的第三卷。比岱是较早利用马克思的《资本论》未刊手稿的法国学者，他的“元结构”理论的基础性概念如“市场”和“组织”就是来自他对《资本论》手稿的阅读；而他对《资本论》第一卷的解读则构成他的现代性理论的基础。杜梅尼尔对比岱的这一偏好进行了批评，认为“《资本论》并非只有第一卷，更不是只有第一章”，他要求对《资本论》进行全面的阅读。杜梅尼尔之所以尤其重视第三卷，乃是由于该卷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研究与当代现实的关系最密切。尽管他认为马克思关于社会化生产以及危机的理论需要根据现实的变化进行修正，甚至进一步说马克思的以“剥削”概念为基础的历史理论本身也需要被“修正”，但他显然并不准备抛弃为世人所熟知的《资本论》三卷本框架，而是试图根据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从这一框架出发“接着讲”。

　　杜梅尼尔之所以能够 “接着讲”，是由于他将 《资本论》的主要内容理解为“资本主义理论”，即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及其内在趋势的学说。而比岱之所以重视《资本论》的手稿和第一卷，而不太重视第二卷和第三卷，并不完全由于后面两卷是由恩格斯整理的，而恰是由于这两卷的内容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关系直接相关。事实上，对比岱来说，《资本论》固然与资本主义生产有关，但《资本论》的理论意义正在于，将“资本主义理论”内嵌于一种“现代社会理论”之中，这种现代社会理论揭示了18世纪中叶以来，直至当下人类社会的根本特征，即“市场”与“组织”的统一，而这正是现代社会的“现代性”，但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分析中却将这种统一理解为一个历史过程，即组织对市场的取代，从而未能建立起一种真正自洽的现代性理论。在比岱那里，“资本主义社会”只是《资本论》所揭示的视野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也就是说，从1930年代起，西方社会已不再处于严格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社会”，但仍未超出马克思所揭示的现代社会的界限；而杜梅尼尔则将《资本论》的主要内容理解为资本主义理论，忽视了作为现代性理论的意义。

　　哲学家与经济学家的不同理解

　　比岱和杜梅尼尔对《资本论》的主旨及其当代意义的不同理解，源自他们各自的思想立场的根本差异。作为一位哲学家，比岱的理论目标是从《资本论》的经济学话语中开启一种政治—伦理维度，而这背后隐藏的正是左翼思想家的政治—伦理目标：探寻大众阶级的社会解放（比岱称之为“共产主义”）的现实可能性。尽管比岱以“元结构”理论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理论事实上已超出了马克思讨论的范围，但他始终认为自己是在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 “重新奠基”而非另起炉灶，原因就在于他不仅相信《资本论》所描述的以“组织”取代“市场”的历史趋势与他所追求的大众阶级的解放的方向是一致的，更认为通过修正马克思的历史理论 （或 “重建 《资本论》”，实质是将《资本论》改造为一个自洽的现代社会理论体系）的方式，可以让当代大众阶级的解放的现实性得到更充分的说明。

　　而作为一位经济学家，杜梅尼尔则对当代社会生活采取一种更具现实主义的态度。尽管杜梅尼尔也是著名的左翼思想家，但他的研究并不直接涉及“共产主义”这类概念，他更关注资本主义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与出路。他注意到，当今世界范围出现的一个重要趋势是经济领域中的 “新管理主义”（néomanagérialisme）的兴起以及随之而来的“经理人阶级”的出现。在杜梅尼尔那里，重要的并不是马克思的政治—伦理维度，而是他对于资本主义剥削的分析——不过杜梅尼尔试图重建这一理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清楚地阐明当代资本主义所面临的危机的实质以及这场危机的出路。

　　这样，比岱和杜梅尼尔的争论就不再是简单的关于当代社会阶级构成的争论，而是在人类解放的视野下如何理解当代人类境况的问题。二者都倡议大众阶级与“管理者—领导者”阶级的联盟，但问题是：当下能够扮演积极角色的社会力量，究竟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还是一个新型的“经理人阶级”？

　　基于《资本论》的反思

　　在笔者看来，比岱从现代社会理论的视角对《资本论》所作的解读，以及杜梅尼尔从资本主义理论的角度对 《资本论》所作的解读，虽然立场和观点各有差异，但无疑都是对于现时代的深刻反思。他们从各自视角对当代社会生活的阐释事实上更多的是互补性的。不过在某种意义上看，从社会理论的视域讨论《资本论》，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个问题——阅读《资本论》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具体观点和《资本论》的“表达方式”之间是什么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跋”中关于自己的“表达方式”的说明，以及关于“现实运动”的“相应表达”的说明，不仅表明了《资本论》的“历史科学”性质，同时也表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在《资本论》中依然有效。这样我们就不能对出现于《资本论》的表达过程中的结论做出孤立化的理解，而应将它们理解为思维过程中把握现实运动的环节与阶段。对于两位思想家来说，与其说他们从 《资本论》的阅读出发找到了构建自己的社会理论的路径，还不如说将 《资本论》纳入了自己的理论视野和理论目标之中。但问题是，从《资本论》的方法论视野出发，《资本论》中的“经济学”维度和“政治—伦理”是内在地统一于马克思“历史科学”的建构过程。就是说，对于当代社会经济趋势的分析以及对于大众阶级社会解放的可能性呈现，应以现实运动的“相应表达”的完成为前提。马克思所试图以理论的方式把握的“现实运动”在当代显然已发生巨大变化，因此与其从马克思的某些具体判断，不如从《资本论》的方法的角度来理解当代意义。换句话说，如果《资本论》在当代依然有意义的话，我们更应当重视其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并在思辨的过程中对当代现实运动进行切实把握。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比岱的《资本论》解读：一个批判性的研究’”（08JC720002）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