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以来，新自由主义的新型经济霸权理念主导了西方国家经济发展，以资产阶级权力和利益为导向的社会动力机制重新得以恢复，阶级这一社会特征，再次在生产方式上被凸显。而当人们再一次重温《资本论》时，马克思在其中的分析愈加令人信服。

　　重评《资本论》延续马克思主义传统

　　我认为，需要对马克思的分析——包括解释力和界限——进行重新评价，以延续一种现存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即把“正统派”和“修正主义”统一在一起 （我和雅克·比岱用“新马克思主义”或“另一种马克思”来指称这一方案）。其中，每一个主题都用要点（用a表示）和界限（用b表示）对马克思思想框架进行区分。

　　第一，《资本论》的方案与方法，一定要与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联系在一起加以理解。（a）一个社会集团在生产中占有（或剥削）另一个社会集团的剩余劳动的途径，是一种生产方式的主要“标记”，这些集团被界定为阶级。（b）这种严格的结论并未对全部社会等级作出说明，它赋予的阶级概念的内容紧密地与生产联系在一起。

　　第二，《资本论》的目标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及其阶级性质和内在趋势进行分析。马克思的方法是探讨作为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概念 “资本”的解释力：（a）这一方法使《资本论》具有科学（或“严格”）特征。（b）资本主义作为生产方式序列中的一个阶段，只是与阶级性质和内在趋势两个方面联系在一起时才能得到理解。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历史推动力，或者说阶级斗争，并非只在遵循上述方法的局部发展中被提出。

　　第三，马克思为解释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的命运有关的主导性经济条件（特别是危机的暴力）的重要性，以及在经济机制 （特别是技术性和分配性交换的趋势以及1840年代末至1850年代的危机）的具体分析上付出了巨大努力。（a）马克思的多方面探讨体现在《资本论》第三卷，这些探讨可以对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危机有所助益。（b）不过，马克思无法就危机的根源给出一个结论。首先，这个问题太过复杂，数据又不足，这里不只涉及一种解释；其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证路线决定了，证明资本主义的阶级性质这一主要目标，对于危机的分析并不遵循危机的暴力这一前提。

　　第四，“劳动（或生产）的社会化”这一重要的概念在《资本论》中出现。

　　“劳动（或生产）的社会化”所指称的事实是，生产逐渐不再是个体行为的产物，而是在更复杂的网络（如更大的企业、扩大的市场、金融网络以及诸如此类）中出现。这里也涉及政策。（a）社会化标明了一种关键性转变，它要求资本主义生产自身内部的生产关系不断变革，并强调了“组织”的重要性。（b）马克思意识到，组织会更多地由雇佣工人的特定群体来操作，他对现代意义上的公司进行了分析，并预见到管理革命，但马克思在此止步了，没有思考与阶级模式有关的问题。

　　资本主义历史动力的基本疑问仍没有解决

　　一种分析认为，可从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中寻找导致资本主义最终崩溃的根本因素。尽管利润率的实际下降引发了1890年代和1970年代的全球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但资本主义仍在危机中恢复了资本积累的动力。

　　在我和莱维合著的著作中更喜欢讨论如下主题：在资本主义的渐进式改变中，会有一些突然提速的阶段，它们源自那些大规模的危机并使得资本主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在这些改变中，我们强调了支撑起社会化过程的经理人阶级的出现。他们相对于生产资料的地位，不是根据所有权而是根据控制权来确定的（占有剩余劳动的方式是获得更高的工资，而不是像资产阶级那样获得股息或利息）。尽管经理人在资本主义中形式上占据着“中间”阶级的位置，我们还是相信他们形成了一种潜在的新型统治阶级。因此，我们在解释20世纪初开始的资本主义内部的阶级斗争的过程时，更倾向于三阶级模式，即资产阶级、经理人阶级和大众阶级。

　　经理人阶级和高阶政府官员之间的紧密联系，形成了一种新的共同的阶级问题。这一阶级的出现和壮大，使得马克思被剥削的生产剩余劳动历史理论，对当今这一现实的解释出现了偏差，至此有的人开始质疑马克思关于阶级模式的观点，从而导致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新的考察。

　　而这些问题是我和雅克·比岱正在进行争论的主要论题。

　　（作者系法国西巴黎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