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概念在中华民族历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既体现在国家内部，也体现在国际关系之中，中华民族政治精神的所有可贵之处皆在于两者之间的和谐统一。

　　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以往时代的某些政治单元和界限随之徒有其名，传统的一些政治结构现状也正在消除。在这个巨大的变化过程中，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理论面临着一个危机，那么这个危机就是政治哲学危机，亦即所谓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危机。这是一个据说被西方政治上的左翼和右翼广泛认同的观点。我们不禁要问：事情真是这样吗？毫无疑问，我们不能这么简单地看问题。马克思主义者把理论当作行动的指南，而不是超然的纯粹学术思考，因此人们能够通过实践将马克思主义继承、发展和延续下去，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战胜政治激进主义的原因。这告诉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延续和发展问题，应该在时代和当代中国问题中加以研究和推进。

　　首先，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任务就是倡导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以马克思对 “好的”社会界说为根据的。但“好”有许多因素，无论就社会或就个人来说，有时却难以名状，从马克思的“好的”社会观点出发，我们需要厘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理想的政治含义，并区分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目标。但根据当今这个“后”时代（后革命、后理论、后现代主义等）的论点，这个区分或价值判断不再有必要。在今天流行的观念和言说方式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价值观念首先被认为是普遍的观念，因为，据说它们在东西方世界每个在思考的人看来必定都是一种价值。一旦认可这一点，我们不由得会严肃地产生疑问，因此也会发现它的自相矛盾。矛盾之一便是，只要出现价值，一种特殊的主体思考取向便不可避免，这是由价值思考的内在逻辑决定的。因此，如果要使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不至于变成空洞表象的话，就需要有人使它们产生效用，即必须不断被实现。就这一点而言，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认为各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已经非政治化了，这种说法是对历史本质的一种误解。因此，我们不能期望仅仅通过道德和法律这些局部完善促进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的提高。其次，自由概念在中华民族历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既体现在国家内部，也体现在国际关系之中，中华民族政治精神的所有可贵之处皆在于两者之间的和谐统一。

　　无论如何，生活总要继续，人们要工作、要消费，等等。但在今天我们不能由此引出消费主义的政治结论，即把追求增进安全、收入和名利作为公共生活的唯一目标，并将更高层次的价值弃之不顾。因为从政治上看，自由首先是一个公共秩序、伦理和内政的概念。在今天任何国家都享有自由和自决权的名义之下，世界上仍然有不少国家不断进行着内战。这一明摆着的事情足以表明，一个民族如果不具有真正内在的自由，对自己负责，就不配享有外在自由，不配与其他民族一同谈论自由。因此，即使像美国那样的大国再怎么鼓吹自由民主，也是动辄得咎。比较而言，中华民族的自由概念始终是对内的，侧重于“内圣”层面，而从未流于“外王”层面或侧重于攫取以民族自我中心主义奴役其他民族的畸形自由。在今天人类已经开始通过经济手段获得民主，为建立更高层次的成熟的社会治理体系而努力的时代要求下，中国的和平崛起的大国政治主张显然富有教益。

　　再次，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为我国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供了有力支持。

　　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的 外延越来越大，包容了古老的古典民主理所当然地排除在外的群众。政治生活的参与者在数量上日益扩大，这是民主的进步。但这不等于通过某种过去不及今则倍之的做法所达到的现状得到了改变。因为，民主的含义并非一成不变。如果我们把时刻变化的说法当成最后的依据，充其量是让流行舆论支配世界，例如美国的政治判断牵着鼻子走。事实上，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生命因素系于视中华民族为完整的统一体。在这方面，19世纪以来的中国政治家已经认识到。我们注意到马克思对民主的如下结论：各种宪政形式相对于社会内容来说是次要的，具有不同的民主形式的美国和普鲁士同样都建立在私有财产的社会秩序上。因此，尊重民主观念既系于倡导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更系于对社会诸条件的创造。今天的反腐斗争乃是克服从经济和财政方面威胁着民主的危险之政治上的必然之举。或许这些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应当加以研究的问题。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