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国防大学原副校长侯树栋中将

　　中国共产党90多年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大理论成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指引党和国家事业不断走向胜利的行动指南。当前，如何进一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继往开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上走得更稳健、更长远？就此话题，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原副校长侯树栋同志。

　　侯树栋，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原副校长，中将，哲学教授，全国政协委员。1934年12月生，河北省武强县人。1951年入伍，1985年11月任国防大学副教育长 ，1990年 4月 至1997年12月任国防大学副校长。中国辩证唯物主义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军事科学学会、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副会长。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研究工作和组织领导工作，重点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撰写和主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领导与哲学》、《生活与哲学》、《思想政治工作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民族性探源》、《一代巨人毛泽东》、《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科学体系研究》、《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研究丛书》等著作。1988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1993年7月晋升为中将军衔。

　　立足中国国情，一切从国情出发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共产党从诞生起就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南。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党内曾经出现过一些什么样的认识？

　　侯树栋：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历史上党内曾经主要存在着两种态度、两种方法。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理论结合实际。教条主义有“左”的，也有右的。1930年毛泽东率先提出反对本本主义，同“左”倾的教条主义展开斗争。毛泽东批评了唯书、唯上的思想，划清了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的界限，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并且毛泽东有针对性地提出两句话，一个是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一个是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的情况。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正确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最鲜明论断，同时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基础。抗战爆发后，如何组织国共合作的抗战路线，如何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打败日本侵略者，从理论上看就是正确处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从军事上看，就是正确处理军事方针和战略战术的关系。为了从思想根源上批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毛泽东突出强调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报》：恩格斯曾作出一个著名论断：“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您如何看待这一论断的精神实质？

　　侯树栋：恩格斯的这个论断究其实质就是研究问题不要从本本出发，而要从实际出发。如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时代性演变，就必须包括现实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状况。重要的是从它们的联系中，即从总体上把握其特点和规律，认清其社会性质和发展阶段。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依据，就是在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中国的社会性质属社会主义范畴，二是这个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由此，邓小平理论就是按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规律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证明，当我们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前进时，中国革命和建设就取得胜利；一旦脱离中国国情，中国革命和建设就会遭受严重挫折。基于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怎样的现实意义？

　　侯树栋：一是它要有中国特色的表现形式；二是它的内容必须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规律的反映。所谓内容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升华为理论形态，实现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在革命战争年代，当我们遵循中国国情及其发展变化规律制定的战略策略时，革命就会胜利前进；反之，革命就会遭受失败。说到底，就是是否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

　　继承优秀历史文化，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气派

　　《中国社会科学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发点是中国的现实国情，同时这必然涉及中国历史的发展。不了解中国历史，就不可能真正认识中国的现实。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侯树栋：毛泽东在研究中国国情时，非常重视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在这方面，毛泽东对中国文化典籍涉猎之广泛，研究之深入，认识之独到，是世人所公认的。中国的历史是借助于中国的文化典籍而传承的，这些文化典籍引导了中国的民风、民俗，承载了伟大的民族文化精神。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历史优秀文化的批判继承，一方面是积极开掘这一文化资源，丰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为当代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服务。另一方面是有效探索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形式，易于中国老百姓接受，并化作自己的思想和灵魂。马克思主义毕竟诞生于西方，要把它融于中国文化并使之在中国语境中成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就必须实现一种中国特色的表现形式。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问题为例，我们通常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并形成了它特有的一系列带有西方文化特点的范畴体系。毛泽东阐发这一哲学思想时，则使用了中国历史上“实事求是”这一概念。邓小平则指出：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哲学的根本和精髓就是实事求是。现在一提实事求是，大家都知道这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哲学的中国化，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侯树栋：认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哲学的中国化，重点是两大问题：一是，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古代哲学“知行合一”的传统，以中国特色的“实践论”为题目，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理论；二是，提出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群众路线，并明确提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邓小平把 “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方针政策正确与否的准绳，为我们贯彻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指明了方向。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哲学中国化的研究，首先体现在《矛盾论》中，《矛盾论》是一部极具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著作。其次是毛泽东把矛盾辩证法通俗化，提出了“一分为二”的辩证分析方法，认为在普遍性和特殊性、同一性和斗争性、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主要矛盾方面和次要矛盾方面、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以及矛盾斗争形式的对抗和非对抗等都应贯穿一分为二的精神。再就是他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上，把矛盾学说化作了从特殊到一般、又从一般到特殊的认识路线，提出了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领导方法，极大地推动了辩证法向认识论的转化，展现其实践性功能。

　　历史唯物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占有特殊地位。毛泽东对唯物史观的中国化，不仅批判地继承了人心向背决定胜负、民可载舟也可覆舟、民贵君轻的思想，提出了人民是历史发展动力的理论，并且提出了相信群众、尊重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而且把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理论归结为社会发展的两大基本矛盾，即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认为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就是这个基本矛盾合乎规律的运动。

　　让马克思主义掌握群众，让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这两个互相连接的过程中，集中体现着一个根本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即把群众看作历史的动力、实践的主体、智慧的源泉。

　　《中国社会科学报》：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重要的在于“如何让马克思主义掌握群众，如何让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可否这样说，这一过程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众化？

　　侯树栋：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不可忘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科学论断：“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的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马克思的这段名言，讲的是理论和群众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就是那种抓住了事物根本的理论，所以它能掌握群众，而群众一旦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就能化作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动力。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有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当马克思主义还没有被群众所接受时，他们的历史活动还处在“必然王国”之中，有着很大的盲目性，其历史创造力受到了很大限制，往往以失败而告终。当人民群众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按照历史规律自觉进行历史创造时，他们就由“必然王国”进到了“自由王国”的领域，在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变成了现实。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党对人民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取得了哪些成功经验？

　　侯树栋：让马克思主义掌握群众和让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群众路线，就是把这两方面密切结合起来的科学方法。如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用整风的方式，通过党的历史中正反两方面的比较，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马克思主义掌握人民群众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变为现实的过程，也是在群众实践的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人民群众实践经验的总结，而总结这个经验的唯一途径，就是毛泽东提出的著名的群众路线：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即，将群众的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这是正确的领导路线，也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这两个互相连接的过程中，集中体现着一个根本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即把群众看作历史的动力、实践的主体、智慧的源泉。毛泽东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中指出：“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毛泽东在这里提出了“群众化”，就是现在提出的“大众化”，这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问题。

　　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方向，在两条战线斗争中前进

　　《中国社会科学报》：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道路，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方向。如何确保走正这条路、把准这个方向？

　　侯树栋：要确保发展方向，就必须反对超越实践发展阶段的“左”的倾向，也要反对跟不上实践发展阶段的右的倾向，否则就会走到歧路上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就是在既反对右的倾向又反对“左”的倾向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的。首先是对陈独秀的右倾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之后，是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左”的倾向进行了更为激烈的斗争，对他的照搬苏联模式以及一系列的“左”的路线和政策，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就是在这些斗争中，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概念，开拓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最终夺取了全国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大理论成果。它的形成和发展也是在反对“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中形成和发展的。邓小平在反对这些倾向的斗争中，研究时代主题，总结历史经验，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开拓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实践每深入一步，都会有旧的思想和实践模式的阻力。对此，我们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正确的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全球化发展时期，世界各民族之间的普遍联系和相互依赖空前加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何继往开来？

　　侯树栋：在反对两种倾向的斗争中，我们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理论。基本点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必须在两条战线上作战，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无论在任何时候，都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但在一定历史阶段，一定要抓住重点，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同时要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即在反“左”时要防右，在反右时要防“左”。因为“左”和右也是对立的统一，在一定条件下它们可以相互转化。对此，我们一定要认清形势，跟上发展。

　　在90多年的战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一个统一的科学体系。这个科学体系正以旺盛的生命力在不断发展。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全球化发展时期，在这种背景下，世界各民族之间的普遍联系和相互依赖空前加强，这必然有利于各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相互交流、学习和借鉴，也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实践过程中，努力吸收各种优秀思想文化以发展和完善自己。因此，只有将马克思主义放在一个更加广阔的背景上加以考察，才能更好地看清这一理论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应有的地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根本改变了中国的面貌，而且对世界的发展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一是回答了在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问题，一是为人类的发展贡献了一个和平崛起的模式，即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历史条件下，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平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