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30周年】

　　出任当代中国研究所（以下简称当代所）所长，是李力安离休前的最后一个工作岗位，是年73岁。他自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党的村委、区委、县委、地委的各个职级，一级不落。新中国成立后，他又经过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中共中央财政贸易工作部和中共中央组织部（以下简称中组部）等部门的历练。

　　1964年由中组部副部长职位转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后，相继任黑龙江省委常务书记、第二书记兼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和黑龙江省委书记，与黑土地息息相关22年。1986年春回到北京，又在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和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顾委）秘书长等岗位工作。力安同志虽然履历丰富，但却没有专门从事过历史研究工作，也没有专任理论宣传工作的经历，因此，他多次说，担任当代所所长是“老兵新传”。

　　一

　　对于到当代所工作，力安同志是极其审慎的。中顾委在中共十四大结束其历史使命后，力安同志奉命主持办理善后工作至1992年底。从那时起，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邓力群几次邀请他出任当代所所长。力安同志考虑到自己长期从事党的综合性工作，没有在学术研究领域工作过，而且已年逾古稀，一再婉拒。后来，力群同志就商请主持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工作的副组长薄一波（原中顾委常务副主任），向中央报告请求任命李力安担任当代所所长。经薄一波当面请示江泽民获得同意后，此事遂成定局。上任前，薄一波嘱咐李力安：研究工作你不懂，你去做政治思想工作，掌握一下大的方向，把干部管好。（本文所用史料部分来源于《当代中国研究所大事记（1990—2010）》（当代中国研究所办公室2010年编印）、当代中国研究所秘书档案处所藏相关档案以及笔者的工作笔记，凡出自上述材料的引文，下文不再一一注明。）根据力安同志的建议，1993年6月2日，力群同志在当代所办公会议上只宣布李力安参加当代所的工作。力安同志当时考虑：要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有必要先熟悉情况，他建议这期间当代所的工作仍按力群同志既定的程序进行，他先进行一段时间的调研和业务学习，再决定是否任职。这样，直到9月21日，力群同志才正式宣布了中央对力安同志的任职决定。

　　力安同志之所以如此慎重地对待这次任职，是因为他深知，这是要承担一项对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余和苏东剧变愈演愈烈之际，中共中央一改中国古代“当朝人不修当朝史”的传统，决策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馆”，以当代所为其过渡，全面总结和研究新中国成立40多年来的历史经验，并经胡乔木推荐，重新启用已经转任中顾委委员的力群同志为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具体负责这项工作，这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因此，力安同志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参与主持当代所的工作是中央对他的信任，同时也深感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是他近60年革命生涯中的一次新挑战。

　　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央任命来自原中顾委的力安同志为当代所所长，实际上也反映出中央对力群同志的高度信任。力群同志是党内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邓力群同志逝世》，《人民日报》2015年2月11日。），他对当代所的领导是中央批准建立当代所的文件所明确的，即“邓力群同志代表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在政治上指导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的工作”。当代所的创建和发展，无论是机构设置、人员调配、工作计划、科研方针，还是基建、后勤、行政以及对外交往等，无论是力安同志到职之前还是到职之后，都是由力群同志主导的。力群同志逝世后，力安同志撰写的缅怀文章就是以《忆国史研究事业的开创者——邓力群同志》为题的。他写道：“邓力群同志年长我5岁，过去我和他虽然一直没有直接的交往，但对他我是闻名已久。1987年在党的十三大前后，我担任新一届中央顾问委员会秘书长。当时按照会前的中央人事安排，作为上一届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同志是十三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的人选。但是，由于他自身以外的原因，力群同志出人意料地连续在中央委员选举和稍后进行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的选举中落选，最后只担任了中顾委委员职务。出于对老同志的关爱，党中央规定中顾委老同志可以只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中顾委的活动不必事事都出席。因此，在中顾委开会或开展工作时，请假者为数不少，甚至有个别同志一次活动也不参加。邓力群同志却不以他不得已只出任中顾委委员的特殊境遇为怀，几乎是逢会必到，恪尽一名中顾委委员的职责，表现出坚定的党性和高度的政治责任心。这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李力安：《忆国史研究事业的开创者——邓力群同志》，《当代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1期。）

    长期在组织部门工作的经历，练就了力安同志高度的组织观念。他十分尊重力群同志的领导，近8年间始终如一地自觉辅助力群同志的工作。在我担任他的秘书期间，凡是当代所的工作，从未发现他有越过力群同志向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请示或汇报的情况。如1996年8月22日晚，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薄一波的秘书从北戴河打电话给我，传达中央和薄一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以下简称《国史稿》）送审与出版问题的指示。第二天拿到电话记录后，力安同志首先是向力群同志汇报，然后才召开所长办公会传达贯彻。

　　力群同志也很支持力安同志的工作。当代所成立之初的领导机构是所务委员会。所务委员先后有邓力群、马洪、武衡、安平生、郑惠、徐达深、马仲扬、詹武、丁伟志、李智盛、刘中海、吴家珣、段若非、有林、陈裴章等。这些同志既有省部级领导，又有各个领域著名的专家，多数是兼职，少数几位是专职，他们担任所务委员时，除段若非外，都是60岁以上年纪。他们在力群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为当代所初期的创建和各方面工作的开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这样的领导机构，也确实存在因无法保证所务委员会有稳定的成员出席以致影响讨论、决策的问题。力安同志到当代所后，提出将当代所的领导体制明确为所长负责制，成立所长办公会决定重大事情，当时的班子成员有副所长、《求是》杂志原总编辑有林，后来又选拔张启华和程中原为副所长，吸收秘书长或副秘书长参加，实行集体领导；由于当代所是由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直接领导，并且所里的工作人员也很少（当时在编人员只有50余人），故暂不设党组；所务委员会继续存在，但主要发挥学术咨询指导作用。这项重要变更，因力群同志的大力支持而迅速得到落实。力群同志不仅在大事上支持力安同志的工作，对一些具体事情也很关照。力安同志初到当代所时的秘书原是由中组部选派的李恒波，后来他要到地方挂职工作。力安同志拟挑选当时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的我担任他的新秘书。但他与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领导不熟，就写信给力群同志，力群同志当即批示“请文献室大力支持”。

　　到当代所后，力安同志就把主要精力投入当代所的工作，同时也承担一些中央交办的其他工作和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他在担任中顾委秘书长期间，曾多次奉命率工作组考察一些省部级领导班子，或是对某个班子成员间存在的问题进行批评调解。如中共十四大前，他曾率工作组参与考察过上海市、四川省、江西省、北京市以及中组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以下简称中宣部）、监察部、新华社的班子。中顾委撤销后，中组部仍安排他带队参与这项工作。此外，他每年还会到外地进行调研和开会。如1996年，他于1月到山西太原参加《当代山西史》出版发行座谈会，6月到吉林长春参加中组部党建研究会举行的“加强党的执政基础建设讨论会”，7月到黑龙江就党的基层建设进行调研，11月到浙江温州进行股份合作制企业调研。这些活动时间都不到一星期，且都为力群同志所赞同，有的还是为了配合力群同志在当代所布置的开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发展状况的研究。同年5月和12月，中组部安排力安同志两次带队分别对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后改为科学技术部）和福建省领导班子进行届中考察，时间各是一个多月。这一年他大概有3个月的时间未能在当代所坐班，所里有些议论。力群同志得知后告诫大家：力安同志也是年过古稀的老同志了，还要承担中央交办的一些重要工作，所里的同志要自觉地补台。1997年初，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央纪委）和中组部开始酝酿一项新举措，即联合组织督导组对一些省市部门进行工作督导。中央纪委书记尉健行希望力安同志带队去海南省进行督导，也有借重其经验丰富去探探路子的意思。力安同志谢绝了。我劝他说，这个季节海南的气候舒适，可以边工作，边调养身体。他说：过去中央规定中顾委的工作职责有帮助中央考察领导班子和干部的规定，现在中顾委已解散多时，考察领导班子不再是我的工作职责，不一定必须承担了。自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承担过考察省部级领导班子的工作。这反映出力安同志的严于律己和对当代所工作的专心。

　　力安同志和力群同志的阅历不同，工作方法和脾气秉性也不尽相同。虽然他们在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忠诚上、在总的工作目标上是相同的，但在具体事务和工作步骤、方法上又有所不同。比如力群同志多次说，当代所的同志务必安心工作，但是如果有人不安心，提出要走，那好吧，上午提出，我们下午就放人。力安同志虽然没有当面表示不同意力群同志的意见，但在实际操作中总是严格把握，亲自和要求调动的同志谈话（哪怕是刚分配来的年轻同志），询问其工作学习生活中的困难和调动的原因，耐心地做思想工作。他认为，当代所总共只有几十个人，如果连续有人调离，会影响队伍的稳定，也会使外人质疑当代所为什么会留不住人。

　　力安同志对力群同志的尊重和维护，还体现在一些特定场合对思想政治工作的把握上。力群同志十分注重国史研究的思想指导问题，他不仅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指导地位，而且组织当代所同志把邓小平和陈云的著作言论进行分类编辑，对正在编写中的各卷《国史稿》做有针对性的对照和指导。同时，他多次引用江泽民的论述观点和朱镕基等同志的主张作为论据，指导编写《国史稿》。他根据自己当年的记录，亲自编辑了《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以下简称《批注和谈话》），下发给当代所的研究人员学习。在1998年举行的一次有所内外同志参加讨论《批注和谈话》的会议上，力群同志最后在做总结讲话时从多个方面阐述了这部《批注和谈话》对国史研究的指导意义，并要求与会者把毛泽东读书批注和谈话中所阐述的思想观点，作为编写、修改各卷《国史稿》的基本指导思想。力安同志在主持这类的内部学术研讨会时，首先讲到如何贯彻力群同志的要求，怎样组织业务人员学习消化毛泽东的这部著作，用以指导国史研究；随后，他强调不仅要深入学习毛泽东的这部书稿和其他著作，还要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包括中共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等重要文件及其思想都作为国史研究的根本指导思想，加以系统地贯穿学习。他还特别解释说，毛泽东在这次读书过程中所阐发的思想是在1959年底和1960年初针对新中国头十年的建设情况谈的，无疑对以后的历史发展都具有指导意义。但后面的事情毕竟没有论及，毛泽东更是没有看到新时期以来的情况，所以，我们必须把党的指导思想融会贯通，作为国史研究的指导思想。

　　力安同志不仅非常尊重力群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对当代所工作从宏观到微观的领导，同时对中央指定的当代所的行政代管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以下简称社科院）的领导也十分尊重。他以身作则，教育所里的同志不要以为当代所是自立门户，要自觉地摆正与社科院之间的上下级关系。比如，每年社科院要召开多次会议推进各方面的工作，往往会要求各研究所所长出席，当代所的同志在向力安同志报告时也会建议他派副所长或秘书长参加即可，但他却一直严格按照会议通知的要求，只要脱得开身或身体条件允许，一定按时出席。每次签到后他就会在台下就座，熟悉他的社科院领导如王忍之等发现后会移步台下和他握手致意，与会者经常是以诧异的目光看着这位年长他们20岁左右的老人弓着腰聚精会神听会、记笔记的身影。

　　力安同志说，他一辈子都习惯于做副职。在当代所的近8年间，他牢记薄一波的嘱托，克服年老体衰和长期腰椎疾病的困扰，把当代所所长职务作为党中央交给他的一项光荣任务，严格遵守组织原则，认真履职，努力做好力群同志的助手。

　　二

　　力安同志总说自己是国史战线的新兵、理论研究领域的外行。不熟悉他的人都不大注意他在理论研究方面有何建树，只把他当作一般的高级领导干部看待。实际上，早在黑龙江工作期间，他就依据自己在党建领域长期的实践和积累的丰富经验，撰写了多篇党建理论文章并在《红旗》《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1983年全面整党开始之前，中央之所以选择黑龙江省作为整党试点，在一定程度上就与时任省委书记的力安同志特别注重抓党建工作不无关系。1985年10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在代表中央宣布力安同志不再担任黑龙江省委书记的会议上，充分肯定了他在黑龙江20多年的工作，并特别指出力安同志在党的建设方面是有贡献的。因此，中央随即安排他担任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在担任中顾委秘书长期间，他同时是全国党建研究会的副会长、顾问，撰写发表了多篇党建方面的文章。其中，1989年8月1日，针对当时极少数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和国外敌对势力在“民主、自由、人权”问题上污蔑和诽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问题，力安同志致信江泽民表示：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为民主、自由而奋斗，我们现在的目标仍然是要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议组织一些党内外的理论工作者，围绕这些问题，认真读点马列的书，深入研究国内外的实际情况，写出一批有深度、有说服力的文章；还可以采取各种形式，帮助群众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政治观点，来分析不同社会制度下的民主、自由、人权的不同内容和实质，进行群众性的自我教育，使群众在思想上解开疙瘩”。（李力安：《关于民主、自由、人权的一封信》，《人民日报》1989年8月24日。）江泽民在这封信上做了重要批示，认为“这个建议很好”，“现在非常有必要发表一些文章，比较系统地、科学地阐明这些概念，澄清各种糊涂认识”。（《李力安新时期党建论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11页。）《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力安同志的信，并根据江泽民的重要批示，撰写了编者按。

　　在当代所任职的近8年间，力安同志继续发挥他在党建研究方面的特长，并特别注意从研究党的历史经验的角度来阐发党建理论。他撰写的党课报告、讲话、调研报告不计，单是公开发表在《人民日报》《求是》《光明日报》《瞭望》《党建研究》《紫光阁》等报刊上的就有《当前党建中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必须坚持和加强民主集中制的问题》《牢固地树立正确的人生观——重读〈纪念白求恩〉》《永远坚持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当前我们怎样增强党性锻炼》《站稳工人阶级的阶级立场》《继承小平同志遗志造就一代代革命事业接班人》《领导干部要重视党史的学习和研究》《关于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负责人的监督和管理问题》《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党校教育第一位的任务是培养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素养》《谈谈世纪之交的干部队伍的“四化”建设问题》《作始也简，将毕也钜》《在新形势下大力加强机关党的建设》《关于领导问题浅谈》《让党的光辉照耀新世纪的征程》《在非公有制企业的工人群众中开展党建工作之我见》等20余篇党建方面的文章。他的这些文章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思辨性，观点鲜明，立场坚定，发表后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安同志卸任当代所所长后，中央文献出版社以《李力安新时期党建论稿》为书名，选取他的50篇党建文章结集出版。宋平在该书序言中指出：这些文章“既是对李力安同志工作实践和理论研究的总结，又展现出这一阶段党建工作的发展历程。我们也可以看出，像他这样的一个共产党员是如何坚持党性，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李力安新时期党建论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序言第3页。）

　　力安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前已经是地师级领导干部，他是共和国历史的亲历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重要参与者。他从实际工作中感悟和了解新中国的历史，对每一次重要决策和事件的发生过程及其得失有着与一般学者不一样的切身体会。力安同志虽然家境贫寒，但他是抗日战争前山西省五台县川至中学（四年制）毕业的，这在其同辈的老同志中并不多见。参加革命后，他谦虚好学，工作严谨，勤于思考，几十年如一日地做学习笔记，即使出差在外也是每天坚持，留下了数百本学习和工作笔记。

　　力安同志对党中央在他晚年给他一次重温和回顾新中国历史的机会常怀感激之念。在当代所工作期间，他一方面以小学生的姿态，真诚地向力群同志和其他专家学习，每次参加研讨都一丝不苟地埋头做笔记，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和材料；同时，他认真对待每一次审稿和学术讨论，每一次发言都要预做准备，发言所谈都是他对共和国历史的切身体会。比如关于群众路线问题。他认为一般来讲，群众的要求和希望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出发点，但群众的要求与客观实际不一定是完全同步和完全吻合的。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屡犯“左”倾错误的根源是因为中国是个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他们的平均主义思想在反封建斗争中有积极意义，但是在发展社会化生产中就会有破坏作用，如果不加分析地贯彻“群众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就会犯平均主义的错误；新中国成立后一再出现违反经济规律的急躁冒进，也是出于亿万群众急于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的迫切愿望，并不只是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头脑发热。因此，我们既不能脱离群众的要求，也不能做群众的尾巴。再如，关于实行党政分开改革问题。他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既有从革命战争时期沿袭下来的党政不分所造成的某些弊端，也有“文化大革命”中两年左右时间的“革命委员会”“以政代党”的严重错误，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都应该吸取。因此，新时期实行党政分开的根本目的是加强而不是弱化党的领导，要改进和加强党的领导，摆在第一位的是“加强”。

　　除去参加讨论会的大量发言和讲话外，他还陆续撰写发表了约20篇关于国史研究的学术论文。主要有：《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纪念〈论十大关系〉讲话发表40周年》《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战略方针》《关于温州股份合作制的思考》《关于阶级分析方法的现实意义——纪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40周年》《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纪念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当代史研究的理论思考、政治思考和现实思考》《重温二十年前邓小平视察黑龙江的谈话》《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再认识的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区别与联系》《用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教育党员干部》《努力开创国史研究工作的新局面》《谈谈国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方法问题》《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总结历史，说明现在，探索规律，启示未来”——深入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的研究和宣传工作》等。限于篇幅，这里不便对上述文章的观点进行评述，但值得说明的有以下两点。

　　其一，上述文章的基本观点和结构都是出自力安同志的构思，所有的文字都是经他仔细推敲的。只有《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纪念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一文除外，该文是当代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以下简称国史学会）举办的“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的主旨发言，是当代所集体执笔。

　　此前，在制定1998年当代所年度工作计划时，力群同志除安排《国史稿》的编写、审改任务之外，还提出要举办一次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的讨论会。力安同志为准备参会文章，就从黑龙江省档案馆调阅了1978年9月邓小平视察黑龙江时的谈话记录。邓小平那次从朝鲜访问归来，在黑龙江停留了两天，是由力安同志代表中共黑龙江省委接待的。《邓小平文选》只收录了邓小平视察吉林和辽宁的谈话记录，而没有收录他视察黑龙江的谈话记录。力安同志认为，视察东北三省是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一次重要调研活动，视察黑龙江的谈话虽然没有集中阐述理论问题，但其内容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密切相关，可以说是邓小平那次东北调研活动的开端。力安同志就根据当年的谈话记录写了一篇回忆性的文章，并要求我在成稿后征求所内同志的意见。大家认为，力安同志的文章弥补了《邓小平文选》的一个缺憾，对于帮助理论界从整体上认识邓小平的“北方谈话”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力安同志认为，该文作为这次学术讨论会的主旨发言则不够全面。于是，他决定由程中原带领李正华和我另外起草一篇。力安同志在这篇主旨发言起草前和成稿后两次谈了他对文章的要求与主要观点，并做了认真修改。学术讨论会召开后，外界对这篇主旨发言反响热烈，既有积极回应的，也有指责的。我的一位朋友专门打电话询问文章中关于“当前给我感受最深的，或者说使我触目惊心的是那些片面理解、甚至是肆意歪曲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言行。他们把邓小平理论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把三中全会前后的历史割裂开来并简单地对立起来，把社会主义同初级阶段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把四项基本原则同改革开放对立起来，把以公有制为主体与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割裂开来并对立起来，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同多种分配制度并存割裂开来并对立起来……这些形而上学的言行已经造成思想上、理论上和实践上严重危害，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 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纪念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6期。）这段话。今天，对照学习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感觉力安同志当年的观点，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23页。）的论述，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其二，力安同志的这些文章时事性和战斗性强，思想深刻，但又都是论从史出，视角独特，言一般学者所不能言，是史论结合的佳作。这些文章发表后，首先因其政治观点鲜明而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宋平就曾高度评价力安同志的《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再认识的认识》一文，“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入手，比较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异同，是一篇具有理论研究价值的好文章”（《李力安新时期党建论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序言第3页。）。力安同志的这些文章，当时就有多篇被《人民日报（内参）》《解放军报（内参）》、新华社《动态清样》和《报刊文摘》等全文转载或摘录，有的则被收入多种专题文集。与此同时，这些文章的学术价值和史学水平也得到业内同仁们的普遍认可。当代所成立10周年之际，所科研办做过成果统计，其中一项内容是全所同志所发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的数量，第一名是程中原，有11篇；第二名就是力安同志，有8篇。

　　前文已述，当代所的科研方针和《国史稿》的编写大纲及具体思路都是力群同志殚精竭虑的结果。力安同志除在组织落实力群同志要求方面发挥作用外，还比较突出地抓了三个方面的科研工作。

　　一是注重队伍的学风建设，强调学以致用和理论联系现实，组织广泛的社会调研活动。他认为，今天的现实就是明天的历史，国史研究必须时刻把握其现实性和政治性强的特点。他带头每年都外出进行社会调研。比如1993年春，他到云南对工业企业中党的工作做调研；1994年，到深圳做过农村支部工作的调研；1995年12月，到辽宁锦州农业试验区调研；1996年11月，到浙江温州进行股份合作制和新建经济组织党建调研；1997年5月，到苏南等地进行乡镇企业改制调研；1998年6月，到闽西、赣南进行老区建设和党史工作调研；1999年3月，到山西晋城、晋中等地进行基层党组织建设情况调研；2000年4月，到安徽合肥进行当代地方史工作调研；等等。每次调研回来，他都要认真地整理搜集来的资料，撰写调研报告，报送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参阅。这些调研报告有的被中央领导批转，有的被新华社《动态清样》等内参刊登，还有的被作为地方部门的文件印发。

　　二是挖掘口述史料。他利用以往在中组部和后来在中顾委工作期间与老同志们建立的工作联系，带队采访宋任穷、李德生、耿飚、廖汉生、汪东兴、吴德、赛福鼎、袁宝华等老同志。在为纪念新中国成立50周年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电视台联合拍摄的16集文献纪录片《新中国》的过程中，他和有林亲自担任总策划，采访了薄一波等一大批老同志。刘中海、朱元石等整理出版的《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和《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以及《共和国要事口述史》（《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共和国要事口述史》，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等都是这些口述史料的代表作。除组织当代所的力量开展抢救“活史料”之外，他还发动社会力量开展这一工作。1993年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他组织由他担任会长的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举行全国性的“毛泽东与我”征文活动，收到1500多篇应征文章，从中选编出版了《毛泽东与我》丛书（共6册），并根据征文得到的线索组织拍摄了9集文献纪录片《情系毛泽东》。

　　三是发挥国史研究资政育人的作用，注重国史研究成果的普及与宣传。为了及时向中央和有关部门反映国史研究的动态和提供资政服务，他要求当代所创办内部通讯，不定期上报。为带动大家供稿，1998年3月，他根据在当代所举办“中苏关系与冷战”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搜集的信息，亲自撰写了通讯稿《俄国学者齐赫文斯基对中苏关系的一些观点》，刊登于第1期《国史情况》。为推动国史研究成果的宣传和更好地发挥其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1999年8月26日，力安同志在京西宾馆主持召开国史教育座谈会。中组部、中宣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等单位的负责同志出席并讲话，为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营造了浓厚的宣传氛围。在此前后，他还组织当代所与国史学会主办全国性的国史知识竞赛（《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刊登了知识竞赛题目），并编写出版了适合不同群体阅读的“新中国国史教育”读本（即《新中国国史教育干部读本》《新中国国史教育学生读本》《新中国国史教育士兵读本》，长春：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

　　在当代所工作的后期，力安同志考虑得比较多的是国史学科的建设问题。2000年4月，他撰写了《努力开创国史研究工作的新局面》一文，就完成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国史研究的阶段性任务之后，当代所和国史学科的发展提出了具体设想，并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国史研究的对象、特点、理论指导和方法论及其与党史的联系和区别，并特别强调国史研究工作者一定要注意解决观点、立场和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这一年，他虽然已经是80岁高龄，但为了摸清全国各级学校国史教育的现状，亲自组织并担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大中小学国史教育现状研究”课题组组长，三赴山西（有两次是不再担任当代所所长之后），与山西省史志研究院、山西省教育厅联合开展调研，为以后能够更有的放矢地开展国史研究和国史教育提供了重要依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该课题成书出版后，受到广泛好评。

　　力安同志在担任当代所所长的近8年间，除去他任主编、副主编参与编写、审读、修改的各种书稿，撰写的内部讲话稿、讲课稿、工作报告和调研报告等，单是公开发表的党建和国史研究方面的论文，平均每年就有5—6篇。这就是一位七八十岁的老人，为国史研究事业书写的“老兵新传”。

　　三

　　力安同志到当代所工作时，当代所在力群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已经成立两年有余，隶属关系、机构设置、人员编制、经费保障等多已到位，办公楼也已破土开建，一派欣欣向荣的喜人景象。但是，因为毕竟是初创的单位，许多有待完善的问题是在后续的发展中才逐渐显现的。

　　一是各级岗位的职级待遇问题。在包括力群同志在内的全所同志心目中，当代所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正部级的事业单位。但是，中央下发的文件规定，当代所是作为国史馆的过渡筹建的，行政事务由社科院代管，并没有明确其职级，并且一直持续10年都没有明确。最初选调的干部，有的本来就是正部、副部级或正局级干部，问题并不突出。待陆续从各地、各部门选调了一些骨干力量后，就出现了怎样培养和使用这些干部的问题。因为他们在原单位本来就有很好的发展空间，但是到当代所后在提拔使用时就遇到门槛了，长此以往势必影响其工作的积极性。

　　二是编制和高级职称职数问题。中央批复成立当代所时的编制是50人，又把《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的20个编制划归当代所，并确定高级职称的职数是24个。而建所之初调入的业务骨干几乎都是副高以上职称，因此几年时间就把高级职称的职数使用殆尽。于是，当代所就面临着因没有职数而无法评定新的高级职称以致后继乏人的窘境。

　　三是经费问题。当代所成立时财政部核定1991年事业经费为70万元。随着业务工作的开展、人员的增加、差旅费上涨等情况的变化，经费捉襟见肘，更谈不上工资以外的福利。记得力群同志为筹措资助《当代思潮》等刊物的经费，几次和当代中国出版社“算账”，还曾问责服务中心的经营问题。当代所作为新建单位，百事待兴，各项工作都需要经费，每年都不得不向财政部申请专项经费和追加事业经费。

　　四是职工住房问题。最初是力群同志亲自出面向社科院借了6套职工住房，1991年以后国家计划委员会（1998年改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计委）又两次分别拨款250万元、580万元，用于购房或参加中直机关的住房共建（当时估算可得3000平方米）。但是直到1998年才拿到新风街南里中直小区的住房，并且因基建费上涨等因素，面积也大打折扣。而那时，当代所的人数已经接近100人。

　　此外，1991年，国家计委批准建设建筑面积5000平方米的办公楼。但是由于起初申报时对图书馆、资料室、档案室的使用面积严重估计不足（因接受了胡乔木家属的赠书和力群同志历年保存的档案以及通过各种渠道复制、接收的档案资料）以及与当代中国出版社、国史学会一同办公，办公楼于1994年刚落成就不敷使用。上述情况严重制约、影响了当代所的发展和国史研究事业的发展，陆续有一些好不容易调入的业务骨干（包括局、处级干部）调离。其中到1999年11月，已经有16名博士、硕士和本科毕业生，因住房、职称、待遇等问题不安心而调离。

　　力群同志对于这些问题非常关心，经常是亲力亲为。但是，由于当代所没有专职负责行政工作的副所长，力安同志到当代所后，解决这些问题的任务就主要地落在他的肩上。那些年，当代所凡是要提拔或调入副局级以上的干部都要报请社科院、中组部等部门批准或备案，要一次次地解释为什么拟任二级部门的主任或副主任，应明确为局级和副局级，而不是像社科院其他研究所那样是正处级或副处级，而且具体情况还因人而异。这往往要力安同志出面多次解释、协调。遇到当代所初创时期未经申报、自己提拔的干部调离时就更麻烦了。例如，有一位同志的工作关系挂在当代所，人却长期在外搞统战工作，需要到新单位工作，根据力群同志的指示要给他明确职级。为此，力安同志亲自往返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中共中央统战部和中组部多次，才特事特办成功。为增加当代所的编制和高级职称职数，力群同志亲自给中央分管领导写信，力安同志带着报告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中组部和人事部介绍情况，并约请人事部部长宋德福来当代所实地调研。这样，1997年6月，中央编制委员会批复同意当代所增加30名编制（共100名），10月，人事部批准增补15个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岗位，增补后的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岗位总数为39个。

　　为筹建图书档案资料楼以解决办公用房严重短缺的问题，力群同志直接给国家计委主任陈锦华写信，力安同志几次去拜访国家计委副主任房维中、甘子玉。他们很理解当代所的困难，详细解释了政策的尺度和应补充申诉的理由。项目申报书因此而几易其稿，终于在1997年7月国家计委批准当代所图书档案资料楼立项（建筑面积5844平方米）。为了使当代所无房、少房的职工都能解决住房问题，2000年1月28日，当代所向国家计委报送了《关于申请职工住房的报告》。对此，力安同志煞费苦心，单是就当代所的局级干部究竟是“全国粮票”还是“地方粮票”就不知费了多少口舌（国家规定福利分房住房面积的确定和干部的职级挂钩，当代所局级干部的任命程序复杂，与其他单位不同）。2001年11月，国家计委和财政部终于批复同意增加当代所2001年基建投资2300万元，用于解决职工住宅遗留问题。这时又遇到国家已经取消福利分房政策而导致使用这笔经费“师出无名”的问题。力安同志虽然已经卸任，但是为了稳定当代所的科研队伍和国史研究事业的发展，在他一生中唯一一次认可了采取超常方法解决这一问题的手续。在协调上述工作的过程中，力安同志找过许多部门的许多同志，如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刚（其中一次是协调当代所研究人员到中央档案馆查阅使用档案的问题）、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建设部侯捷、北京市李志坚和汪光焘、财政部刘仲藜等，他们都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给予了热情的帮助和支持。比如，北京市规定文化项目建设可以减免城市建设费，当代所图书档案资料楼免交城市建设费问题就是经汪光焘审核批准的。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有时一个办件在某个程序会被耽搁数月甚至半年，其中的滋味，我们作为工作人员都是五味杂陈，可是力安同志仍能坦然处之，继续以对国史研究事业的热诚为怀，耐心解释或另辟蹊径。那样的情形至今令人感怀和辛酸。

　　力安同志对事业忠诚，对同志宽厚。对于当代所的工作，力安同志本可以相对超脱一些，因为上有力群同志的统领，下有几位年富力强、业务水平超众的副所长。但是，他却事无巨细、兢兢业业，尽其所能为力群同志分担工作，为几位副所长减少行政事务的干扰。只要在京并且身体条件允许，他每天至少有半天来所里坐班，处理各种事务。到当代所履职后，他首先加强了制度建设。他和所领导班子的其他成员及各部门的负责人一起，参照党中央和国务院以及社科院的有关规定，广泛地借鉴学习相关单位的经验，逐渐摸索修正，建立起适合当代所实际的行政、人事、科研和后勤管理等一套规章办法。同时，他善于发挥党、团、工会的作用，注重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全所副处级以上的干部和几乎所有业务人员，他都谈过话，悉心了解他们的诉求和思想动态。关于分房、调资和根据力群同志的要求延缓部分已经到龄同志的退休时间之类的烦琐事务，他从不推诿别人。当代所的同志们也愿意找他谈谈自己的委屈和愿望，把他当作自己的长辈和亲人。无论老少，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为“力安同志”。

　　从建所到2000年的10年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在力群同志和力安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具体领导下，当代所全体同志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当代所从无到有，逐步发展起来，全面奠定了基业。这主要包括：办公楼、图书档案资料楼和图书馆、资料室、档案室，以及食堂、招待所等硬件建设全部到位；研究和行政机构，以及专业的出版社、杂志社、电视艺术制作中心、中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和群众性的社团组织国史学会等一应俱全；全所上下形成了比较浓厚的科研氛围，发表了一大批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当代中国》《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简史》等十几种丛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百科全书》《辉煌的四十五年》《张闻天传》《胡乔木文丛》等数百种学术成果相继出版；党中央交付当代所的基本任务——撰写《国史稿》，其序卷已经出版，第一至四卷大体定稿，并吸收中央30个部委审读两遍（其中18个部委审读了三遍）的意见，经过多次修改，已经达到出版水平；陆续举行了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纪念新中国成立45周年、“纪念三大改造基本完成、《论十大关系》发表、党的八大召开40周年”、纪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40周年、纪念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纪念新中国成立50周年、纪念抗美援朝50周年和“中苏关系与冷战”等大型学术讨论会，当代所在事实上已经成为全国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中心。

　　当代所的工作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与社科院领导的认可和高度评价。1999年6月30日，江泽民、朱镕基等中央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当代中国》丛书（该丛书共150卷、约1亿字、3万幅图片，前74卷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后76卷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发行。）暨电子版完成总结大会的代表。江泽民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总结历史，说明现在，探索规律，启示未来，是从事历史研究和其他研究工作的同志们的光荣而艰巨的使命；《当代中国》丛书为研究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进程、经验和规律，为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和生动的教材；应该充分运用这部丛书的科研成果为资政育人服务，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力群同志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力安同志主持了接见活动和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社科院院长李铁映也一再肯定当代所的工作。2000年3月10日，李铁映在《当代中国研究所1999年工作报告》上批示：“这是一份很好的工作报告，印发全院各所局参阅”。

　　力安同志在当代所的8年间，始终以当代所大家庭的一员为荣。当代所的发展和进步凝结了他的心血，其作用独特又无可替代。

　　从1997年夏开始，鉴于年迈体弱，力安同志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多次正式向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报告，请求批准他不再担任当代所所长职务。2000年12月28日，中央才正式批准他卸任的请求。翌年1月2日，李铁映在当代所干部大会上宣布里李力安同志不再担任当代所所长。随之，当代所的管理体制发生变化，由初建时期直接隶属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领导、行政事务由社科院代管，转而主要由社科院领导。

　　不再担任当代所所长后，力安同志仍热心参加当代所和国史学会组织的讨论会、纪念会。当代所工作范畴中唯一使他不能忘怀的是《国史稿》何时才能最终出版。鉴于《国史稿》的修订和出版工作实际没有列入当代所的工作日程，该工作多年处于停滞状况。力群同志除自己忘我地投入《国史稿》的修订之外，还要力安同志牵头组织原来参与《国史稿》编写的骨干，主要是一些已经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老同志（多已年过古稀），依据新的研究成果跟踪修改《国史稿》。2012年初，当代所主要领导更迭，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和当代所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大力支持下，《国史稿》的修订、送审和出版工作重新启动。由于力群同志此时已经双目失明，听力也很微弱，他仍然委托力安同志牵头修订和协调出版的工作。就这样，2012年国庆前夕，凝聚了几代国史工作者心血和智慧的多卷本《国史稿》，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官修”的共和国史稿，书稿的撰写和反复修改用了10年的时间，修订和协调出版又用了12年的时光。年过90的力群和力安同志为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中央交付他们的阶段性任务的完成而激动不已。（李力安：《忆国史研究事业的开创者——邓力群同志》，《当代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1期。）书稿出版后力安同志应邀在《光明日报》上以《二十年风雨写春秋》为题发表了一篇文章，系统总结了力群同志主导创作《国史稿》的成就和经验。（李力安：《二十年风雨写春秋》，《光明日报》2012年9月28日。）

　　他在卸任当代所所长前曾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应当重视国史研究》，其中谈道：“现在出版的一些国史方面的书籍，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文山会海’。往往是反映上层领导机关的情况多，反映地方的情况少；写会议写决议写领导同志讲话多，写决策的实施过程和结果情况少；写领袖等上层人物的活动多，写广大人民群众和英雄模范人物的实践活动少。这样的史书难以真正反映历史发展的全貌，实际也是研究与现实脱节的一种表现。我们的国史稿，决不能只是中央的决策，而应该是部门史和地方史精华的有机融合，是领导决策和群众实践密切结合的历史。国史研究工作者必须深入实际、深入基层、面向群众。因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特别是广大群众都熟悉当代历史的发展情况，从群众中搜集史料，或者是向某具体事件的直接参与者核实情况，再经过史学工作者的综合、升华，这样写出的历史才会是真实、生动、可信、可读的”。（李力安：《应当重视国史研究》，《光明日报》2000年9月29日。）这段共和国历史亲历者的肺腑之语，既反映了力安同志一贯谦虚务实的工作作风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同时也展示了这位有着长期实际工作经验的老所长的史学风格，是他对国史研究工作后继者的寄语。

　　力安同志离开当代所所长的岗位已经20个年头了，当代所的同志们一直惦念着他。2019年6月，在他99岁生日之际，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了力安同志的回忆录——《党旗下八十年：李力安回忆录》。这位百岁老人在最后封笔时深情地写道：“如果说我还有什么愿望的话，那就是希望亲眼看到，在建党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李力安：《党旗下八十年：李力安回忆录》，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9年版，第365页。）我们祝愿力安同志健康长寿，也祝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研究事业绿树常青。

　　［作者简介］蒋建农，教授，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510631。在李力安担任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期间任其秘书。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