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30周年】

　　尽心尽力完成这项崇高的事业

　　——邓力群与当代中国研究所

　　［摘 要］从1990年至2001年，邓力群领导和指导当代中国研究所工作凡12年。在当代中国研究所初创时期（1990—1993年），他提出了“边建所，边开展研究工作”的指导方针，研究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设置了内设机构并配备了相关人员，为当代中国研究所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提出的关于国史研究的很多思想，至今仍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1993—2001年，力群同志虽然不再参与当代中国研究所的具体工作，但仍领导国史研究和写作，并一直亲力亲为、身体力行。在他的推动下，五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形成可供讨论和送审的初稿。力群同志竭尽全力推动国史研究事业，就在于他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和发展，推动了整个人类历史的进步和发展。研究和撰写共和国史，把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总结出来，贡献出来，对于中国和世界，对于今天和明天，都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

　　石火光阴，不觉间当代中国研究所（以下简称当代所）已经成立30年了。流年似水，昔日创建当代所枕戈寝甲的一代业务骨干如今都已暮年，风华正茂的少男少女们也已两鬓斑白。但有些人、有些事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淡忘，相反，经过时光的磨砺，印记更加清晰。

　　1990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的胡乔木和组长杨尚昆、副组长薄一波商议，委托邓力群筹办国史馆，先成立当代所作为国史馆的筹备机构，待时机成熟再挂国史馆牌子。（本文所用史料主要来源于《当代中国研究所大事记（1990—2010）》（当代中国研究所办公室2010年编印）、《邓力群国史讲谈录》第1—7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编委会2000—2002年编印）、当代中国研究所秘书档案处所藏相关档案以及笔者的工作笔记，凡出自上述材料的引文，下文不再一一注明。）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圈阅同意成立当代所，并决定由邓力群代表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负责筹建和指导当代所工作，同时任命邓力群为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从此，力群同志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下简称国史）事业及当代所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

　　力群同志领导和指导当代所工作，从1990—2001年前后共计12年，其中又可分为1990—1993年和1993—2001年两个阶段。

　　1990—1993年是当代所初创时期，也是力群同志直接领导当代所工作时期。这一时期的当代所直接隶属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行政事务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代管。由于力群同志在党内所处的地位，当代所从一成立就站在很高的起点上。1990年11—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机要交通局以及国务院办公厅等部门先后发文通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办公厅、各人民团体党组办公厅（室），要求从发文之日起将各单位有关文件资料发送当代所；收寄当代所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办公厅、人民政府办公厅相互往来的绝密、机密文件，并从1991年1月1日起给当代所单列发文户头。在经费方面，从1991年开始，由财政部设专户直拨；在行政管理和业务管理方面，当代所有任命正局级干部和评定研究员、编审等高级技术职称的权责。

　　当代所成立之初，可谓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暂时在厂桥中直招待所借了几间房屋作为临时办公场所，后来又转到西直门内大街172号解放军原总政治部招待所办公，同时在沙滩北街2号《求是》杂志社旧资料楼内为研究人员安排了几间办公用房。就是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力群同志带领大家红红火火地干了起来。

　　新事业、新单位开基立业，当以立规矩为先。据统计，仅在1991年，力群同志就主持了23次所办公会，研究制定了《当代中国研究所关于机关工作的暂行规定》《当代中国研究所工作制度》以及年度工作计划等，推动各地区各部门建立和健全国史研究机构、成立了所学术委员会、筹备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以下简称国史学会）、抓紧选调干部及做好各研究室和编辑室工作安排、落实业务用房和职工宿舍、开展全国百家大中型企业调查、继续编辑出版《当代中国》丛书、做好机关安全保密和行政后勤工作、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等。

　　为了提高全所同志的政策水平和业务水平，力群同志指导和组织了一系列高水平的讲座，主要有：《求是》杂志社总编辑有林作《牢牢把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报告；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卫建林和国务院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梦奎分别作《关于党的十四大精神的传达报告》；公安部副部长俞雷作《建国以来的公安工作的专题报告》；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委员、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干事詹武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报告；中组部党建研究所负责人吕澄作《新时期的党建工作》报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尚明作《金融事业的发展和改革》报告；国家体委副主任刘吉作《精神文明建设与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报告；等等。

　　除了理论准备和知识储备以外，力群同志在他亲自拟定的《1991年工作计划》中提出了“边建所，边开展研究工作”的指导方针，他领导当代所不待鞍辔齐全，便自扬鞭奋蹄。

　　1991年4月1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下发《关于转发当代中国研究所〈关于组织全国大中型企业调查工作的请示报告〉的通知》，明确指出：“‘八五’期间，当代中国研究所拟就100家大中型企业进行调查。搞好这项工作，既可为国家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和各项改革方案提供重要的依据，同时也有助于发展多学科的协作研究，促进理论研究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实践紧密结合，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深化”。

　　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简史丛书》第一次编写工作会议在郑州召开，首批与会的有12个省、直辖市，到1992年3月第二次编写工作会议召开时，与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达到18个。

　　1991年8月，经过先期调查，当代所正式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宣传部和计划经济委员会发文，部署关于全国大中型工业企业调查。

　　1991年，当代中国出版社成立并立项出版《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8月，丛书之一《陈毅传》出版发行。在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及全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出席的首都各界纪念陈毅诞辰90周年座谈会上，与会人员受赠的就是《陈毅传》。9月，邓小平为《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中的《彭德怀传》《刘伯承传》《贺龙传》《徐向前传》《聂荣臻传》《叶剑英传》题写了书名。

　　1992年7月，由当代所研究人员编写的《新中国的光辉历程》一书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当时的国家教委组织编写的国史普及教材，也是当代所成立后向国家和社会交出的第一本国史读物。

　　1992年12月8日，经过紧张而有序的筹备，国史学会在北京成立。这是当代所成立后主办的第一个以国史研究为己任的全国性的社团组织。国家副主席王震为国史学会名誉会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汉生、倪志福、陈慕华为顾问；力群同志当选为国史学会会长，马洪、有林、逄先知等为副会长。在成立大会的开幕式上，力群同志提交了书面发言并做补充讲话。他说：“国史学会的任务有三个方面：国史研究、国史教育、国史宣传。这三个方面，最重要的是国史研究。研究有了成果，并且是高水平的成果，国史教育才能开展得更好，国史宣传也就更能起作用。”他提醒大家：“学会特地请了一些为创立和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长期奋斗的老同志为顾问，我们应该抓紧机会向一大批学会内外的老同志请教。把他们经历的事情，知道的事情及时整理出来，这也是我们学会的任务之一。”力群同志号召，要加强同学会外对国史有兴趣、有研究的学者的联系，要同港澳台热爱祖国、拥护祖国统一的学者，同海外华侨、华人中关心祖国前途、愿意帮助祖国发展的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开展学术合作。总之，“学会内的工作要做好，学会外的工作同样要做好”。

　　在力群同志主持下，1992年11月，当代所办公会议决定撰写五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即第一卷（1949—1956年）、第二卷（1956—1966年）、第三卷（1966—1976年）、第四卷（1976—1991年）、第五卷（1991—1994年）。第一卷包括绪编，以一编的篇幅讲清楚新中国是从哪来的，后来考虑到篇幅和容量关系，将绪编独立出来自成一卷。第四卷、第五卷也做了调整，两卷合为一卷，时间为1976—1984年。20年后，经中共中央批准出版的五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北京：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以下简称《国史稿》）就是由此而来的。

　　与此同时，力群同志相继主持了国史第一时期至第四时期编写大纲研讨会，延揽各界众多知名专家学者参加讨论。大纲几经修改后定稿，各卷依据大纲着手编写《国史稿》初稿。至1993年9月，序卷和前三卷均已成稿。

    当代所的内设机构及人员配备也跟进展开，并根据实践需要做了适当调整。办公室是最早成立的，其后是业务室，按照国史的四个时期设立了四个研究室，再后是科研办公室。力群同志曾长期担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深感刊物对于学科建设和学术队伍成长的重要作用，因此，他对办刊极为重视。在他主持下，当代所与国史学会合办了《当代中国史研究》《国史研究参考资料》两刊，学会另外主办了《国史研究通讯》。这三个刊物的编辑部组成杂志社。加上新成立的当代中国出版社，当代所内设机构计有行政办公室、科研办公室、第一研究室、第二研究室、第三研究室、第四研究室、杂志社和当代中国出版社。各室（社）主任（社长）均为正局级。后来四个研究室合并为两个研究室，内设机构长期稳定为六个。

    总之，在力群同志领导下，当代所各项工作齐头并进，有声有势。初期到所的同志们工作也都很有活力，大家齐心合力，只争朝夕，为当代所这个新单位的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在当代所初建时期，力群同志提出很多重要的思想，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关于当代所机关建设

　　力群同志十分强调民主制度建设。他说：“民主管理制度只讲宪法赋予的权利，不够完全。讲了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义务，还应该讲党章赋予党员的权利、义务”，“公民的权利、义务，党员的权利、义务，在我们所里都应该得到充分的保证”。为此，所内的重大问题在做出决定之前、制定所内规章制度过程中必须在工作人员中广泛展开讨论，充分发表意见，“真正做到共同制定，共同执行”。他还要求机关要有高度民主的生活：“不论年长年少，资格深浅，一律平等。在我们研究所内部讨论政治问题，特别是讨论学术问题时，都有充分发表意见的自由，任何人都不得加以压制。不仅在同志们相互之间，就是对上级、对中央，都可以提不同的意见，这是党章所保障的党员的权利”，并提出：“如果没有充分发扬民主这一条，心里憋着气，有话没地方讲，或只能讲一种话，就难免会说一些违心的话，这样的内部生活，这样的气氛，是不利于独立思考的，不利于展开深入认真的研究的”。力群同志带头表态说：“不管我们过去熟不熟，我们这些年纪大一些的同志，一定做到能听取不同意见，绝不会对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施加压力。对你们的不同意见，我们也可能表示不同的意见。这种情况，也请同志们不要在意，要把它看作一种正常的情况。我们是新建的所，一定要敞开思想讲话。”

　　2.关于国史学科发展问题

　　力群同志的眼界始终是宽广深远的。他说：“当代所这个新机构要有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队伍，这支队伍要承担的任务就是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和编纂工作，并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门新的学科。”他积极为国史学科及其地位和作用发声，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样一个学科，不是普通的学科，不是一般的学科，是关于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以至于世界进步事业至关重要的学科，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和荣誉的学科。它和国家的学说，党的学说，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都密切相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不是简单的史实叙述，而是有许多理论问题要结合历史和实践加以探讨，加以阐明”。联系当时发生的苏东剧变，他说：“为什么我们是稳定的？要从历史的经验进行科学的研究，从中找出根据。我们的研究，把这个问题回答得好，就提高了中国人民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信心，也可以从研究中深入思考，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有的能站住，有的就站不住？并考虑怎样从苏东‘站不住’的教训中取得鉴戒，我们今后怎么避免这样的危险，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制度怎样才能更加巩固，更加发展”。他还说：“要认清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对马列主义发展了什么？邓小平又发展了什么？随着今后事业的发展，我们还会遇到什么新的问题？哪些需要坚持？怎么坚持？我们有责任把这些问题研究清楚，提供给党中央和国务院参考。”这些话从今天的视角看叫政治站位很高。

　　3.关于国史研究的主线

　　力群同志认为：“国史研究首先要确立主线。新中国的历史是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历史，历史活动的领域、事件、人物非常多，千头万绪。如果只是将一个个领域、一个个人物、一个个事件罗列起来，那就太紊乱了，不能使人们看清楚历史发展脉络。解决这个问题，要按照历史固有的逻辑，把握国史发展的主线。主线就是宪法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就要研究清楚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这样一种社会主义制度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又是如何得以巩固和发展的。在此基础上，再找到国史每一个时期发展主要线索。将主要线索理清楚，就可以看到历史发展的各个领域、事件、人物是围绕这些线索展开活动的。按照这些主要线索编写国史，新中国的历史脉络，来龙去脉是清楚的，国史就能成为可信的，可以理解的，可以说服人、教育人的。”

　　4.关于国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

　　力群同志主张：“研究和编纂国史，离不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文献资料的指导。新中国的历史是全面发展的历史，应当全面地研究，更要学习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方法论，掌握理论武器。同时，还要花点时间学习历史科学，做到历史的实证科学研究方法和理论的逻辑思维方法的结合，达到历史的和逻辑的统一。”为此，力群同志专门列了书目供大家阅读。其中既有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也有《史记》中的《项羽本纪》《高祖本纪》；既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也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他倡导的读书不是死读，而是有重点地、有选择地、有目的地读，明确要解决什么问题。读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因为这篇被恩格斯称为“天才的著作”对国史研究者来说，称得上是经典之作，可比照、可模仿。读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是因为这篇文章写了国共两党、两个战场，既有历史也有理论，用历史来论证现实，证明现实问题不是偶然出现的，是历史发展来的。在这一万多字的篇幅中，毛泽东把1924—1945年这20多年的历史脉络、历史规律写得清清楚楚，对国史写作很有帮助。读《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要国史研究者既要掌握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标准和政策界限，也要结合新的实践有所思考。读《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要我们边读边思索：这本书已经写过的有哪些内容、提法、论断、事实在我们的国史中必须写，还要考虑用什么样的形式、语言、结构把那些必须移植过来的东西写好，然后再考虑哪些内容和事件是这本书中没有写或者写得简单的，在国史中应该详细写、展开写。每个重要问题都从这三方面考虑，最终为总体设计《国史稿》做准备。

　　鉴于初期来当代所的同志大多数是搞理论研究的，从理论研究转到历史研究是一个学科的转移，谈何容易？因此，力群同志要求他们读一点历史著作。《史记》中的《项羽本纪》《高祖本纪》等都是必读内容。力群同志说：“花点时间多读几本书，磨刀不误砍柴工。”

　　力群同志还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他说，国史研究涉及的方面很广，事情很复杂，包括国际和国内，革命和建设，改革和开放，经济和政治，成功和失误，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阶级阶层的情况和关系，等等。对于繁纷复杂的历史现象，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历史事实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根据，才能写出历史的真相和历史的规律性。这样的国史才能取信于人，才有存在价值。

　　5.关于国史的功能、作用

　　从当代所建立之日起，力群同志就反复强调国史研究的现实意义。他说：“我们是共和国发展的见证人，应当把研究和编纂国史作为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利益和荣誉最重要的职责。”国史是要为现实服务的。如何服务呢？他认为有两点：“一个是为制定和实施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提供历史的借鉴。我们今天确立的方针政策都是吸收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经验，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种经验教训的产物。我们应当对40多年来党和国家各个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成功和失误展开研究，具体分析它们形成的历史环境、社会环境和现实政治根源，得出带有规律性的认识。只有这样的研究，才真正有助于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执行政策的自觉性。另一个是为党和国家的思想政治工作、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丰富生动的历史教材。国史研究要把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的大量惊天动地的英雄人物和宏伟业绩反映出来，把社会主义的历史潮流在中国冲决种种艰难险阻而奔腾前进的必然趋势反映出来，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反映出来。这样的国史就会在向干部、群众、青年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进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的教育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国史研究在发挥这些“资政育人”的社会功能的时候，一定要坚持战斗性与科学性。因此，他强调：“要把国史研究搞好，离不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

　　6.关于资料搜集、利用工作

　　做学问不能没有资料，要占有丰富的材料，而这些材料又必须是经过选择、分析后确认可靠的。他说：“《当代中国》丛书在编写过程中从各个方面积累了大量可信材料，可以成为国史研究的奠基石，要充分利用。另一方面，要整理和挖掘档案材料，包括地方的、部门的、国家的档案。要充分利用和整理档案馆现存的材料，凡是档案馆出版的书、出版的档案，都把它们集中起来。还要把国内已经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书籍集中起来。国外对当代中国史的研究材料、书籍、文章也要搜集起来。如果还没有翻译过来，要组织力量全文翻译或者摘要翻译。对这些材料进行研究，做点分析评论，肯定成果，继续补充和充实。这对于我们自己的研究工作会有借鉴作用，会有好处。”

　　为了建设一个国史专业图书馆，他组织当代所接受胡乔木捐赠的四万多册社会科学类图书，建立了“胡乔木文库”。他还把自己保存的整套中央文件和与党史国史有关的档案文献全部移交给当代所的秘书档案处，建立了“力群文库”，极大地改变了当代所在旧版图书和档案资料方面的窘困状况。

　　二

　　1993—2001年是力群同志在当代所的第二个阶段。

　　1993年对当代所来说，发生了许多具有标志性的事件。首先是年初，陈云同志为当代中国研究所题写了所名。3月，经请示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意，原中央顾问委员会秘书长李力安同志任当代所所长，《求是》杂志社总编辑有林同志任副所长。7月，当代所业务楼施工取得实质性进展。8月，力群同志在辽宁兴城主持《国史稿》第一卷初稿的讨论。这次讨论正式揭开了《国史稿》修改讨论的序幕。

　　9月，力群同志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第7次当代所办公会议，会议宣布力安同志任当代所所长。力安同志担任所长以后，当代所领导体制明确为所长负责制，决定重大问题的是所长办公会，实行集体领导。力群同志不再参与当代所的具体事务，但仍负指导之责。

　　1994年春夏之交，在力群同志的督促和指挥下，当代所业务楼在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8号（原北京风机二厂旧址）竣工，当代所有了正式的办公场所。搬入新楼，当代所怎么亮相？大家群策群力，纷纷出主意、想办法，最后一致决定举办一次科研成果展示会。这个想法得到力群同志的全力支持。1995年1月18日，经过不到一个月的紧张筹备，当代所“国史学科建设暨科研成果展示会”正式揭幕。薄一波、宋任穷、廖汉生、李锡铭、倪志福、王鹤寿等领导同志题词祝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倪志福出席并讲话，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慕华、全国政协副主席胡绳，以及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张全景、王忍之、逄先知和黄华、林默涵、郁文等老同志出席了会议开幕式。所长李力安、副所长有林分别汇报了当代所和国史学会成立以来的工作情况。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及国史学界的专家学者110余人出席并参观了成果展示会。《人民日报》于19日做了专题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开始编纂》，《人民日报》1995年1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宋平、国务院秘书长罗干日后专程赶来参观和听取汇报。这次成果展示会展示了当代所的形象，扩大了当代所在学术界的影响，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力群同志以继续编辑出版《当代中国》丛书为基础，陆续组织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简史》18种，推动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了《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29种。这一时期，当代所还举办了若干有影响的学术会议，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部门史学术研讨会，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纪念三大改造基本完成、《论十大关系》发表、党的八大召开40周年”、纪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40周年、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等研讨会，“中苏关系与冷战”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地方国史研究工作会议等，这些会议对于弘扬国史研究主旋律、深入开展国史专题研究、引导舆论等都发挥了积极作用，社会反响良好。

　　力群同志虽然不再参与当代所的具体工作，但仍领导开展国史研究和写作，并一直亲力亲为、身体力行。据不完全统计，力群同志主持的《国史稿》讨论会，第一卷7次、第二卷8次、第三卷11次、第四卷11次；另外，还主持了“关于多种经济成分问题”的讨论会16次。算起来，力群同志以80多岁高龄主持全所规模（含所外专家）的大型讨论会多达50余次。这些讨论极大地深化了编写人员对国史的认知和理解，为培养国史研究队伍和写作队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力群同志的倡议下，当代所从1996年开始举办双周学术座谈会，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各个时期、各个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和讨论。每次会议他都参加，凡参会必做发言，凡发言必有充分准备，一直坚持到2000年。

　　力群同志1952年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曾经列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还参加过一些中央工作会议，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1975年，力群同志恢复工作后至1989年，一直参加中央的工作。这两段加起来共有20多年时间。他曾经在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直接领导下工作，中央的一些大的事件他都经历过或参加过，中央领导同志的谈话、决定等，有些文件里没有的他也知晓、了解。力群同志熟知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很多重大决策的始末及其实施过程，他视野开阔，善于从政治上思考问题，所以，他在双周学术座谈会上的讲话准确可信、有深度、富有启发性，又不失生动有趣，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力群同志是党内著名的理论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深厚，分析问题鞭辟入里，一语中的，切中要害，从不扯闲篇。力群同志有很强的逻辑归纳能力，说话言简意赅，要言不烦，言近旨远，从不拖泥带水。听力群同志讲话是一种享受，更是一种训练和提高。给他整理讲话的年轻人有一个共同的体会：他讲话从来不用稿子，都是现场发挥，洋洋洒洒几千言，把录音转成文字非常容易，不用编、不必改就是一篇文章，结构、逻辑十分清晰。这既和他表达能力强有关，也和他表达方式恰当有关。力群同志讲话语速稍慢，咬字清楚，没有口语，也不打官腔，他的这些讲话经整理，已经编成7卷本的《邓力群国史讲谈录》，成为《国史稿》各卷写作遵循的依据，也是国史研究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力群同志主持双周学术座谈会，初心是培养年轻人，让他们尽快担起重任，因此，座谈会自始至终洋溢着浓厚的学术民主气氛。在一个长方形的会场中，最里侧的顶端是主席位置，理应是力群同志的座位，但他不坐在那里，而是把那个位置留给发言者，哪怕发言者仅是一个刚刚走出校门的毕业生。力群同志的固定位置在右手的第一个。与会人员年长者已逾80岁，年轻的才二三十岁，在会上均能畅所欲言，既可以滔滔不绝，也可以三言两语，任何人都可以插话、提问，会议气氛轻松活跃。一开始，有些刚入所的人面对力群同志这样的大领导还不习惯，渐渐地他们不再拘谨，有不同的观点、看法也敢于提出来。会场上曾多次出现发言者同力群同志争论的场景，争论到最后，全场不约而同地发出会心的一笑。正如当代所的老所长李力安所说，力群同志抓国史研究工作“很有章法，很科学，成效也非常显著”。

　　到1996年12月，这些讨论会的成果使四卷本《国史稿》基本定型，当代所向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报送了《当代中国研究所关于国史多卷本编纂工作的报告》。报告提出了《国史稿》第一卷（1949—1956年）、第二卷（1956—1966年）、第三卷（1966—1976年）、第四卷（1976—1984年）完成最后一轮征求意见与修订、送审和出版的具体计划以及做好相关工作的设想。这个框架连同已经出版的《序卷》构成了2009年向中共中央办公厅正式送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也就是2012年经中共中央批准出版的五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

　　1999年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50年是一个大庆之年、喜庆之年，当代所用什么样的业绩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大庆、以什么样的姿态躬逢盛事呢？在力群同志和力安同志的领导下，当代所交出了一份厚重的国庆献礼：

　　第一，出版了由力群同志担任主编、当代所组织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百科全书》和力安同志担任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

　　第二，出版了由当代所研究人员编写的《新中国国史教育干部读本》《新中国国史教育学生读本》《新中国国史教育士兵读本》。这套书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制定的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重点图书选题之一。与这套读本相配合，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当代所、国史学会还主办了“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国史知识竞赛”，分为“干部专辑”和“学生专辑”两部分，《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分别用整版篇幅刊登该竞赛题目。

　　第三，在新中国成立50周年前夕向党和国家领导人赠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百科全书》《新中国国史教育干部读本》。

　　第四，当代所组织编写了《祖国宝岛台湾》（彩图本、中学生本、小学生本）。

　　第五，当代所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单位共同拍摄制作了16集电视政论片《新中国》，该片获得1999年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第六，当代所研究人员接受了中央电视台关于新中国成立50周年专题节目的采访，对新中国50年历史做了全面系统的解读。

    第七，当代所和国史学会在郑州主办了全国规模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学术研讨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宋平出席；出版了有质量的、讴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新中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的论文集。

　　第八，当代所在京西宾馆举行了国史教育座谈会，中共中央党建领导小组副组长张全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白克明、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科扬、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刘海藩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和专家学者近百人出席，《人民日报》报道了座谈会盛况。（《加强国史教育 弘扬爱国主义》，《人民日报》1999年8月27日。）

　　第九，国史学会和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联合摄制反映新疆和平解放的12集电视连续剧《红旗漫卷西风》。

    第十，特别要提及的是，《当代中国》丛书完成全部152卷、210册的编写及其电子版的出版发行工作，江泽民和朱镕基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当代所和《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的同志，对当代所成立后在力群同志领导下取得的成就表示了充分的肯定。

　　这份成绩单是成立仅仅9年的当代所向党中央及全国人民交出的一份答卷。正像力群同志所说的：“我们没有空着手，而是带着经过我们劳动所取得的一定成果来参加建国50年庆祝的。从这一点来讲，我们是可以感到欣慰的。我们尽了我们的力量，做出了我们的贡献，我们是有收获的。”

　　2001年初，当代所主要领导进行了更换，力群同志不再参与当代所的工作。

　　三

　　力群同志以耄耋之年带领当代所开拓国史事业，就在于他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和发展，推动了整个人类历史的进步和发展。研究和撰写共和国史，把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总结出来，贡献出来，对于中国和世界，对于今天和明天，都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在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坚持了社会主义，这在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在世界和平与进步事业的发展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的地位之重要、作用之巨大，是举世公认的”。撰写国史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和荣誉的光荣任务”，他要求“每一位参加撰写国史的人都要站在为国家写史，为人民立传的高度，写好一个可爱的中国”。力群同志从不认为这是个人的事，他始终将此看作是党中央、国务院交办的一项重要工作，是邓小平、陈云、杨尚昆、胡乔木、薄一波等老一辈嘱托的未竟的事业。

　　从2001年开始，当代所的业务重点转向编写简史和大事记（后来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2007年，力群同志要已经退下来多年的力安同志牵头组织原来参加过《国史稿》写作的骨干（主要是一些同样退下来的多数已年过古稀的老同志），重新对《国史稿》进行再研讨和再修改。这个工作一直持续到2009年。

　　2009年，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下，《国史稿》的修改送审正式启动。在再次进行了认真修改后，《国史稿》正式向中央送审。2010年和2011年两次根据30个部委送审意见修改、补充、完善。2012年，根据18个部委的意见再次修改、补充、完善。4月，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对《国史稿》的数据核实、审改。同月，在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出版前对全部注释进行了核对。8月，再次通读全部书稿。期间，力群同志多次听取汇报。而这时，他已然双目失明，仅有微弱的听力。90多岁高龄的老人，吃力地听取身边工作人员贴在他耳边一字一句地大声朗读《国史稿》的重要章节，并凭着他超人的记忆力提出修改意见，阐述了许多真知灼见。这样的精神，若非有崇高的理想支撑是做不到的！

　　2011年末的最后一天，中央有关领导同志通知力安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经过30个部委审阅后已经没有问题，修改后可以安排出版了。力群同志得知后非常激动，感谢中央对他的信任。他深情地表示，可以在见邓小平、陈云、杨尚昆、胡乔木、薄一波时双手送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对他们有了交代。2012年国庆前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正式出版。此时力群同志已卧病在床，身边同志将样书送给他，他将书稿贴在脸颊上，反复抚摸，潸然泪下。其情其景，令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五卷本《国史稿》出版后，力群同志仍念念不忘后面的续写工作。我们可以告慰力群同志的是，当代所新一届领导班子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领导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支持下，正在全力以赴抓紧《国史稿》第五卷至第七卷的续写工作，并有望在当代所成立30周年之际出版。

　　力群同志生前念念不忘的另外一件事是成立国史馆。20世纪80年代末，杨尚昆、胡乔木、薄一波谋划设立国史馆，由力群同志负责筹建并由国史馆编撰国史。胡乔木说：“中国的历史传统就有国史馆，现在的韩国、朝鲜，包括中国台湾还保留国史馆，这是历史和现实的要求。”力群同志经过慎重考虑，认为筹建国史馆和写作国史都是重大的事情，也是从未接触过的工作，不仅是他，也是所有老同志都没有经验的工作，可否先成立一个研究所，作为筹建国史馆的基础，同时集中精力编写国史，待摸索出经验以后，再考虑正式设立国史馆。杨尚昆、胡乔木、薄一波批准了力群同志的这一建议。据知情人士透露，当初，胡乔木的设想是先以《当代中国》丛书为基础成立当代所，以此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馆的筹备机构，待当代所工作到一定阶段再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馆的牌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馆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是同级并行单位。力群同志专门请陈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馆”题写了馆名。对此，当代所第一任所长李力安的体会是：“老一代领导人提出设立国史馆，不仅是从历史上所有朝代都设置史官、很多朝代设有国史馆的历史沿革考虑，还是从国家政治制度建设、文化制度建设甚至现实和未来政治斗争需要出发的深层战略思考。这个建议，凝聚着他们的政治智慧和对国家发展的高瞻远瞩。而力群同志的做法，则从具体实施的角度，表现为按不同的时间阶段来落实他们方针的思路。”

　　力群同志经历不凡：见过斯大林，陪毛泽东读过书，为刘少奇做过“秘书性的工作”；改革开放以后，作为中央的重要助手，经历或参加过中央的一些大的事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时经历了两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用他自己的话说：“对于直接教育培养我的老一辈革命家，从李维汉、张闻天、王震，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能够近距离在党中央领导同志身边工作，是我一生的幸事”。（《邓力群自述（1915—1974）》，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86页。）当代所由力群同志创建，这也是当代所的幸事，可以说，没有力群同志就没有当代所。但力群同志却另有感想，他说：“如果没有当代所，没有国史研究这个课题，我对我经历过的事，也就不去想它了。有了这么个题目，有了这么个机构，有了这么个任务，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讨论，使我重新回忆和考虑这些事，把能够记起来的讲出来”，“作为档案材料，供大家研究参考”。这就是他的胸怀，不夸大个人的作用，却感念时代赋予的机遇。

　　力群同志和当代所，一段难舍难离的往事，几许难解难分的情缘。

　　［作者简介］刘国新，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100009。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