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人们通常用这句话来感怀前辈们开创的基业。胡乔木是新中国多个机构首任负责人或创始人：新华通讯社第一任社长，人民日报社第一任社长，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第一任署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任院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任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任主任，等等。改革开放后，胡乔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下简称国史）事业非常关心，他晚年还倡导成立专门的国史编研机构——当代中国研究所，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与此同时，他还对国史研究提出了相应的指导性意见，从而推动了国史事业的蓬勃发展。

　　一、倡导成立当代中国研究所

　　2020年是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30周年。也许有人会问，1977年，胡乔木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任院长，为什么到1990年才成立当代中国研究所？这就不能不涉及当时的历史背景。用一句话概括，当代中国研究所是在必然性与偶然性相结合的情况下诞生的。

　　（一）从必然性来看，胡乔木认为新中国需要成立专门的国史研究机构

　　1977年5月，中共中央做出决定，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改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乔木任院长、党组书记，邓力群任副院长、党组副书记兼机关党委书记。对于新组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乔木设想用八年左右的时间建设五六十个研究所，为此，他亲自起草了《八年内拟新建的研究所（草案）》，其中第五个研究所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所。

　　1978年1月11日，胡乔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制定科研规划的动员会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现在还没有人认真地进行研究，要赶快着手研究”。2月，他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选题一百例”，其中就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9月13日，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胡乔木又对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提出了指导意见。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尽管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计划未能实施，但胡乔木并没有放下国史研究工作。1982年5月，他在全国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上倡议，要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条战线的历史经验做出有科学价值的总结，编写若干部专著。为落实这一倡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其所属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提出方案，准备编写、出版一套多卷本的大型丛书——《当代中国》。中共中央宣传部（以下简称中宣部）部务会议决定积极贯彻执行胡乔木的指示，并立即着手组织落实，于11月9日向中央提交了报告。当月，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了中宣部关于编写、出版《当代中国》丛书的报告，并指示中宣部转发。

　　1989年11月11日，胡乔木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负责同志胡绳、逄先知、马洪、沙健孙、李慎之谈话，把组织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和设立正式的国史编研机构提上日程。胡乔木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多年了。我们应当对共和国的历史进行研究，编写共和国的历史。这个问题，我说了一年多了。我准备找力群同志谈这件事情。要就这个问题向中央、国务院写出报告。我想，中央会赞成的。”因此，建立国史研究机构从必然性来看是迟早的事。

　　（二）从偶然性来看，当代中国研究所的成立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有关

　　1989年政治风波过后，胡乔木越发意识到开展国史研究、宣传和教育的重要性，因此再次提出建立专门的机构开展相关工作。1990年6月，当代中国研究所正式成立，其主要任务就是“研究、编纂和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搜集和编辑有关国史资料，参与国史的宣传与教育，联系与协调各地区、各部门的国史研究工作”。在当代中国研究所的成立过程中，胡乔木委托中共中央书记处原书记邓力群负责筹办。可以这样说，整个过程体现了胡乔木与邓力群几十年的战友情谊，他们都是当代中国研究所的创始人和国史事业的奠基人。

　　为顺利开展当代中国研究所的筹建工作，胡乔木与邓力群有过多次交流。1989年11月25日，在上海休养的胡乔木给邓力群写信说：“对当代中国研究所的确实开张营业的时间，以及能立即专门着手调查研究整理资料部署工作的专职人员的调集就位，希望能早日决定了。而且还需要向中央、国务院正式报告请示。我常想，这一辈子实在没有做什么工作，今后也做不了什么，有些早该做而未做的事现在得抓紧些，否则后悔自责晚矣。如能下定决心，盼与胡绳同志恳谈一次，以期落实。”从中可以看出，这封信明确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敦促邓力群“早日决定”筹建当代中国研究所的有关事项，以便正式向中央请示；二是希望老朋友“下定决心”，抓紧时间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在胡乔木的建议下，邓力群加快了筹建当代中国研究所的步伐。1990年4月，邓力群约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中宣部副部长郁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曲维镇开会，专门研究此事，他们一致同意筹建研究、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机构——当代中国研究所。6月2日，邓力群向国务院总理李鹏呈送《关于筹建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需编制问题的报告》，得到原则同意。

　　与此同时，胡乔木在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内部进行了协商沟通。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组长杨尚昆和副组长薄一波都对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胡乔木这位党史权威和“党内第一支笔”非常尊重，实际上，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也是由胡乔木负责。因此，胡乔木关于成立当代中国研究所的提议得到了杨尚昆、薄一波的大力支持。

　　1990年6月14日，胡乔木起草了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关于建议设立当代中国研究所的报告稿，由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组长杨尚昆和副组长胡乔木、薄一波联名报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主要内容如下：

　　我们建议成立当代中国研究所，行政上和日常工作由社会科学院代管，由邓力群同志代表中央党史领导小组负责组建和指导。同时建议，任命邓力群同志为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

　　我国建国已四十余年，建国以来的历史已占党的历史的大部分，而至今对于建国以来国家和党的历史的研究工作都极为薄弱。亟须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地予以加强。考虑到邓力群同志自一九八三年以来一直领导编辑《当代中国》丛书……该丛书所出中央各部门行业卷和各省市自治区地方卷，一九九○年将可出版近一百卷，已积累了可观的资料并收集培养了一定数量的编辑研究人才，故我们认为当代中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机构和研究工作，由邓力群同志负责组建和指导，较为适宜。当代中国研究所现拟要求五十人的编制，此点李鹏同志已原则同意。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研究，与同一时期国家历史的研究不可分，故建议增补邓力群同志为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增补后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的成员如下：组长，杨尚昆；副组长，胡乔木、薄一波、邓力群。

　　从上述可以看出，胡乔木等对于成立当代中国研究所以及对邓力群的任命可谓深思熟虑。1990年6月2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圈阅同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分别于6月23日、7月3日、6月22日、6月19日、6月21日圈阅同意。当代中国研究所即正式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从此有了正式的专门研究机构。

　　胡乔木原本考虑，建立国史研究机构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成立当代中国研究所，所以他在给中央的信中说“由社会科学院代管”；第二步是条件成熟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馆（以下简称国史馆）。这个想法，杨尚昆在纪念胡乔木的文章中有着清楚的交代：“1990年夏天，他又同我和一波同志商量，把开展国史研究提上日程，向中央提议成立当代中国研究所，请力群同志指导，一方面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一方面为将来建立国史馆做准备”。

　　还有一个情况需要解释，就是胡乔木为什么重视国史研究？或者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党史为什么不能代替国史？究其原因，简言之，中国一直有重视修史的传统，“史笔如铁”是历朝历代的共识，从《尚书》《春秋》到《史记》等二十四史使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得以完整记录。从今天来看，当代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伟业，不仅要写好党史，也要写好国史，二者缺一不可。

　　二、为国史研究提供理论指导

　　胡乔木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对于其渊博的学识和多方面深厚的造诣，钱钟书、季羡林、胡绳、任继愈、林默涵、吕叔湘、穆青等都曾予以高度评价。朱镕基在回忆胡乔木时说得更为深刻：“他很能够接受新事物，甚至比我们的思想还要开放。我想，这一个特点就使乔木同志的文章能够经常抓住时代的脉搏”。这也是胡乔木思维超前和建树过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胡乔木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主任委员时，本人填写的学术职务是“党史学者”。的确，从《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和中国共产党的两个“历史决议”，到他的收官之作《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胡乔木的一生与党史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胡乔木关于党史研究的论述，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也为国史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仅两年，胡乔木就去世了，但他关于党史国史研究的文章、讲话等诸多论述，至今仍对国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一，不抓紧国史研究就愧对历史和后人

　　1983年2月，胡乔木在《当代中国》丛书编委会上指出：“我们需要有当代中国的历史，建国以来的各方面历史的著作，以便于将来写出更带综合性的历史著作”。“我们不做这些工作，对不起过去的人，对不起现在的人，也对不起将来的人”。

　　第二，要把中国的真相告诉世界人民

　　1983年2月，胡乔木指出：“按人口来说，中国在世界上将近占到四分之一。这样一个大的国家三十多年的历史，没有叙述，没有系统的报道，却流传着种种的奇谈怪论，如果我们不加以纠正，把中国的真相告诉世界人民，这就是我们的错误”。

　　第三，国史研究要有计划地逐步推进

　　1983年2月，胡乔木指出：“我们现在是三十三年，书写起来，大概至少到三十四年，也许到三十五年，才能分门别类地写出。这样的书如果每个部门都能陆续地编写成功并出版，那么，我们就有可能修一部大部头的、完整的现代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我们现在的工作，可以为将来更进一步的工作做准备”。1989年11月，当代中国研究所筹备组建时，胡乔木提出先搞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并谈了具体意见。

　　第四，研究历史要有科学的历史观

　　1980年4月8日，胡乔木在中国史学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历史科学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不可缺少的基础之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曾经多次讲过，马克思生平有两个伟大的发现，第一个就是唯物主义历史观，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有了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学才真正成为科学”。“我们在处理任何问题时，都不可不首先弄清楚那个问题的历史。”

　　第五，写历史要有理论的力量

　　1979年12月13日，胡乔木在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组成员谈话时指出：“写历史不能靠抄袭，抄袭家不能成为历史学家”。“对所发生的问题要作一种理论上的评论，不是简单的说个是非功过”。1980年5月16日，他又讲道：“要讲理论，不要陷到一件一件历史事件里面去，陷到一件一件历史事件里面去以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说了许多历史，反而看不到历史”。1988年8月9日，他就《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书稿修改问题与有关同志谈话时指出：“光看档案资料写历史，那根本不是历史研究”。

　　第六，写历史要搞清楚党与国家的关系

　　1980年9月21日，胡乔木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指出：“《历史决议》里讲到党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党，有一部分讲到党和国家的关系。我认为，我们应该确定，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生活中究竟占什么地位，应该有明确的规定”；“关于党与国家的关系，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说明”。

　　第七，写历史要处理好科学与政治的关系

　　1980年4月8日，胡乔木在中国史学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在我们的时代科学是不能同政治脱离的”，“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科学为政治服务”，“如果借口有政治需要，就要求历史科学违背历史科学的真实，篡改客观事实，那样将不仅破坏历史科学，也将破坏社会主义的政治”，“如果要做应声虫，那就不需要科学”，“历史学家是历史的研究者，同时也应当是历史的促进者”。

　　第八，写历史要有扎实的基本功

　　1980年4月8日，胡乔木在中国史学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研究历史是一件艰苦的工作，这方面的基本功，是不能排除、不能贬低、不能忽视的，必须狠下功夫”。“任何科学研究都不能满足于第二手、第三手的资料，必须掌握原始资料，在这个方面，确实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向导，而路则是要我们自己走的，究竟能走多远，要看我们自己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第九，写历史要讲求科学方法

　　1986年10月25日，胡乔木就《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第一编的修改发表谈话时指出：“一般地说，写历史要把抽象的事实、具体的事实、事实的背景三个部分搭配好。文字要有波澜起伏，不要像一潭死水，老是从头到尾平铺直叙地写下去，就很难吸引人读。一段或几段开头，要有很精彩的话把事情提纲挈领地提出来。毛主席常常对我说，写文章要善于提笔，要有提神之笔”；“行文要有悬念，有照应，有精辟议论，动人的描写，有大开大阖的章法”。

　　第十，写历史要客观公正

　　1980年7月7日，胡乔木在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成员谈话时指出：“要对历史负责，把历史描述得很公正、很准确”；“历史是非常复杂的，如果不在研究的时候保持客观态度，就不能正确地解释历史”。1988年9月8日，胡乔木就《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书稿修改问题与有关同志谈话时指出：“这本书，要尽量写得客观、求实，不抱有任何偏见，按照历史原来的面目写出来”。

　　第十一，写历史要有广阔视野

　　1980年4月8日，胡乔木在中国史学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时提出：“我们要研究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还要研究政治制度史、政治生活史，等等”。7月7日，他在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成员谈话时指出：“不能用一种简单的颜色，比如说黑色来描述‘文化大革命’”，“我们要有比较广阔的视野，用广阔的视野来观察、分析历史”，“历史是个复杂的整体”。

　　第十二，写历史要脉络清楚

　　1988年8月9日，胡乔木就《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书稿修改问题与有关同志谈话时指出：“你们书稿的主要缺点是没有思路”，“主要是在这一块与那一块中间，在联接的地方，在转轨的地方，把脉络搞明白，把关键点清楚”。20日，他在谈话时又提出：“全书要有一个统一的布局”，“把历史的脉络写清楚了，书就容易看下去，所以要在这方面多费一点力”，“这本书的篇幅很大，但是还要给人看到是一以贯之的，是一气呵成的，观点是一贯的”。

　　第十三，不要用会议文件来解释历史

　　1987年6月12日，胡乔木就《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书稿修改问题与有关同志谈话时提出：“有些不那么重要的会议，情况写多了，引述了一大堆会议的文件、材料，读者读起来没有多少兴趣，像这样的内容就不要写了”。1988年8月9日、9月8日他又先后提出：“不要用会议的决议、文件来解释历史，要用历史本身来解释历史”。“怎样从文山会海的格局中走出来，这样才能使读者一方面感到轻松，另一方面感到是老的历史，新的探索，新的见解，新的表述，这样就会对书有新的评价”。

　　第十四，历史要写得栩栩如生

　　1985年11月4日，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送审本讨论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对于革命家走上革命道路要多一些生动、具体的描写，不然历史就变得枯燥、单调，读起来没有味道”；“党史要有许多名言轶事，有人物描写。像司马迁的《史记》，将刘邦、项羽的形象描写得栩栩如生，使之流传下来。这样的历史才能充分发挥作用”。

　　第十五，写好注释同样重要

　　1988年8月20日，胡乔木就《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书稿修改问题与有关同志谈话时指出：“注释可以成为书中一个重要部分。在正文中不便说的，可以在注释中说，注释里可以提出一些见解。看了注释等于看了索引”；“注释的情况实际上也反映了我们写作的水准。注释得好，说明我们对有关的事情有一种寻根究底的态度”。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胡乔木离开我们28年了，但他精辟的论述仍历历在目。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30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1949—2019）》《新中国7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丛书》等高质量的编研成果陆续面世，这既是奉献给当今时代的厚礼，也是对胡乔木最好的纪念。

　　［作者简介］邱敦红，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综合局原局长。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4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