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将学术研究推向深入，就须臾不可离开真诚、严肃的学术批评。当前中国学界，由于多重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学术批评之声渐稀，逢迎吹捧之声弥盛；另一方面，学术之外的攻讦屡现，求索真理的品格不彰。这些现象败坏了中国学界的风气，阻碍了学术的健康发展，已广为学界诟病。本期学风建设系列报道围绕学术批评这一话题展开讨论，以期倡导和推动中国学术批评的再度兴盛。

　　中国学术批评现状堪忧

　　近年来，虽不可否认众多专家学者在各个学科领域也相继发表了一批有价值、有反响的学术批评佳作，但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目前学术批评中暴露出种种不正常的现象，值得深思。

　　根据记者对多位专家学者的走访调查，这些非正常现象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只赞扬，不批评，甚至无原则地吹捧。我们讲的学术批评当然不仅包括“批评”，也包括对真正学术创见的肯定和赞扬，但无论观点如何，必须有理有据。而现在的问题在于，学术“批评”一边倒，基本舍弃了“批评”的本意，很多学者不愿批评，不敢批评，甚至习惯于敷衍和吹捧。翻翻身边的学术著作和期刊，这样的情形恐怕十分常见：学者出书，必请同行好友发表书评为自己造势，受邀者大多不敢谢绝好意，不论著作质量如何，总要赞美一场；本该唇枪舌剑的学术讨论会上一团和气，著名学者若是作了发言，其他与会者往往就只剩下随声附和；部分学术期刊更成为死水一潭，罕见批评文章，偶有几篇也是隔靴搔痒。学术“不批评”似乎已经成为学界的潜规则，违背者甚至有丢掉饭碗、被本专业踢出局的危险。

　　二是不少学者在回应批评时不是据理反驳，而是采取种种非学术手段试图压制批评。完整的学术批评，理所当然是由批评与反批评共同构成的。但如今，一旦有人写出批评文章，往往引来被批评者的激烈抗议，甚至采取各种非学术手段。据本报走访学者的亲身描述，这些手段归结起来不外乎以下几种：一是权威学者以其身份压制其他学者，令其在舆论上失去批评的资格；二是宣称批评者持有其他目的，将学术问题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试图占据“道德制高点”，给对方造成精神压力；三是反咬一口，不谈自己的问题，而是指出批评者的学术污点，甚至转移话题揭露批评者的其他问题以图蒙混过关；四是更有甚者不顾学者风范，以极其恶劣的语言对批评者进行谩骂和人身攻击，认为以此便可保持自己的学术尊严，殊不知此举只能招致学界的蔑视和唾弃。

　　学术批评艰难缘于利益争端

　　没有批评就没有学术的繁荣与发展。对于普通人难以判断的高端学术问题，只有靠学者间的相互批评进行监督，以保证学术成果的质量。学术批评既然如此重要，为何我们开展正常的学术批评却困难重重呢？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中国学术界也逐渐市场化、产业化，学术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学术，而是成了与各种资源及经济利益紧密相连的产业。在这个大背景下，学者很难再像以前那样不计个人得失进行纯粹的学术之争。因为直率的批评很可能直接损害别人的利益，发表不同意见也难以再做到“对事不对人”。

　　 一位接受记者采访的北京某大学中文系研究生证实了这种情况的存在。他的导师是国内该学科带头人，所到之处掌声、鲜花不断。该研究生熟稔本学科与自己导师持不同见解者，将其视为“学术资源的竞争者和抢夺者”，平时“不仅导师间‘互贬’，学生间也‘掐架’”。

　　不能不提的是，在学术与利益之间，学界目前的评价体系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郑师渠告诉记者，由于各类奖项、职称或者“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等的名号，带来的不仅仅是荣誉，往往还与实际的经济利益相联系。学者的著作、文章受到批评，常常会对其评价产生非常消极的影响，甚至在评奖、职称晋升中遭到否决，因而批评者小心翼翼、被批评者暴跳如雷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主编段忠桥向记者透露，大牌学者往往既是学者，同时又兼任众多社会职务。对于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没有什么比保住其学术地位，从而保住各种资源利益更重要的了。现在带有学术批评内容的文章很难获奖，因为评委中可能就有与被批评者有关系的人士，即使没有，评委也不愿亮出自己的观点，怕得罪人。说到底，还是非学术的功利主义在作怪。

　　个人如此，部分学术科研机构也不例外。比如拥有“某某工程院校”的光环，便在学术资源分配中占有了巨大的优势，因而部分高校往往把维护名誉视为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出现学校对学术不端行为的举报者与被举报者进行捆绑处理、双双停职的怪现象了。

　　另外，段忠桥指出，目前中国学术界普遍不提倡争论，20世纪80年代的激烈批评大多限于“苏联模式”、“四人帮”等当时的“现实问题”，而现在，这些问题都已有定论，批评当前的“现实问题”往往受到阻碍。学术刊物也不倡导学术批评，不愿伤和气，现实情况就是如果刊登了一派学者的文章，另一派学者就拒绝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