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处在大转型时期，经济全球化程度加深，国际经济政治关系更加复杂，经济与社会风险不断增加。各种风险频发只是一个表象，内在的深层原因是人类社会为了自身短期的利益，对各种资源包括自然、生态、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过度汲取与消耗。这种发展的代价太大了，有点像狄更斯所说的，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我们就要上天堂了，我们也要下地狱了。在这个大转型时期，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探索社会政策创新的理念、思路、理论和方法。

　　同样，当今的中国也处在大转型时期。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改革进入“后改革开放时代”的重要标志，它标志着改革的任务由发展转向和谐，改革的性质由革命转向建设，改革的途径由非均衡发展转向均衡发展，更加注重社会建设，更加注重民生，更加注重社会政策体系建设与创新。我们既要坚持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又要高度警惕和反对过度市场化；既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要高度警惕与反对僵化和倒退。

　　目前，中国社会政策的整体成长已经超越了极度短缺的瓶颈阶段，正向一方面弥补短板和缺口，一方面提高社会政策品质的方向前进。在我看来，提升政策品质、进行升级换代主要表现在：

　　第一，社会政策的目标从满足公民的最基本生存需要，到追求更公平、更平等、质量更好的普惠型的社会保障和公众服务。

　　第二，中央政府主动以社会政策为工具，利用社会政策解决民生问题的意识在提升，政府积极面对重大的民生问题，寻求普惠型的解决方案，例如新型农民养老保险试点政策、廉价房保障政策、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衡化政策。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普惠型社会政策受到了公众的广泛支持，这种支持是建立在信任、互惠和团结一致的价值基础上的。

　　普惠的信任感是发展普惠型社会政策的前提，而社会政策所追求的社会公正的基本价值观是建立普遍信任感的伦理基础。普惠型社会政策与公民信任有内在的联系，所以中央政府十分重视从立法上借助公民权利平等的社会伦理，这本身就是从建立公民信任入手，去实现普惠型社会政策的途径。

　　第三，地方政府成为社会政策创新实践的主要主体。地方政府在教育、卫生、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方面所进行的因地制宜的社会政策探索，对于提升中国乃至世界的社会质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中国，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社会政策领域上的分工现已初露端倪，这就是说地方政府所负责的社会公共服务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因而也具备创新的可能性，加上有一定的财力支撑，因而也就具备可行性，而中央政府的社会政策责任主要表现在公共财政的投入和转移之后，这样的社会分工与国际经验是相符合的。

　　总之，今日中国不仅仅是从单纯经济时代转向社会政策时代，社会政策从边缘走向中心，而且当下的社会政策正在面临升级换代的新的迫切需求，它对中国社会政策学界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中国社会政策学界需要在理念、行动和技术等方面有一番大的改进和提高。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