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曾成贵研究员的《党史论谈》

　 中共党史是一门科学性与政治性兼备的学科。党史研究是关乎中国共产党发展经验、教训、政党建设规律以及人民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集体记忆的大事。最近，湖北人民出版社推出的曾成贵研究员的《党史论谈》是一本因其见解独到而值得重视的党史研究学术著作。细读该书，觉得该著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自觉。

　　第一，该著表现出对党史研究中材料运用的方法有深刻的自觉。现代著名史学家傅斯年认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以各种形式的新材料重回历史现场是现代史学研究方法中的一个基本取向。在《党史论谈》中，作者主张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重视文献的原生态和多样性，对所使用的文献不限于档案文件，举凡碑刻、日记、契约、族谱等俱可网罗，力图在把握史实的基础上补足历史迷雾中被人们模糊和混淆的图像，还历史以本来面貌。作者不仅是这样主张的，更重要的是在研究中践行着这一主张。从作者的文献征引中，我们可以看到既有当时历史现场的油印本复印件，也有对历史事件有影响的亲历者的未刊稿，更多的是公开出版却未被重视的历史档案文献。作者在研究中对史料对比、筛选的自觉，保证了其历史结论的可信性和科学性。尤其是作者看到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涉事主体是多重的，他们各自之于同一事件的参与力度、影响力度以及涉事主体之间的互动作用，都会深刻地影响历史进程及其面貌，任何单方面的资料记述都是有局限性的。因而，作者主张研究党史问题，必须把那个问题放在它所处的历史范围当中，在研究中，尽量根据历史条件，综合考察国民党、共产党、苏联三方在现代中国革命中的影响，不能把通过合力作用而形成的事实割裂开来。对于现代中国革命的史学研究而言，这无疑具有一般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第二，在发掘思想文献的主题选择上，彰显了作者对民主意识的自觉。在该书的开篇《毛泽东论新民主主义社会之史的考察》中，作者发掘毛泽东早期对国民革命的体认，强调国民革命既不同子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又不同于辛亥革命，“其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作者认定各革命阶级联合统治，正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胚芽，这种思想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被充分地展现开来。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创立，回答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理论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学说。

　　作者的民主意识集中地体现在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核心概念“民主”如何成为中国共产党理论共识的探索中。作者通过多角度的揭示，再现了我党追求民主共识的形成。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我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中，既有深入的民主理论探寻，也有民主实践。在民主观念的展开方面，作者对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李先念等新民主主义时期民主思想的探索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源。六大前后我们党在经历了反对陈独秀领导时期的“家长制”后，党内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正侵蚀着党的肌体。对此，周恩来十分重视在党内培养民主集中制，偏重于从组织上纠正极端的民主化问题，毛泽东则强调从思想上建党，两者的互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建党思想理论，初具毛泽东思想建党学说体系的轮廓。在比较毛泽东、刘少奇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看法中，作者分疏了他们对于民主理解的差异。在反思“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应从刘少奇的思想中吸取什么”的专论中，刘少奇提出了“没有我们国家的民主化，没有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发展，就不能保障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工业化”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命题，认为民主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等。这些思想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政治胸怀。

　　 对于新民主主义政权中如何行使民主权利的问题，李先念认为我们要善于听取各种意见，防止出现让人“怀疑我们的民主只是给共产党‘讲好话的民主’”的局面等。在对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建设的历史考察专门论述中，作者为民主与集中、个人独断与无原则的极端民主化划清了界限，给我们提供了有关民主精神的新知，洋溢着富有时代气息的民主精神。

　　第三，作者对研究对象的独特性有深刻的自觉，该著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湖北发展的光辉图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湖北几乎覆盖全省、贯穿全过程。如何发掘湖北地区对中国共产党发展的贡献，探索政党的执政规律，既是一个有地方性意义的重大问题，对于党自身的发展也带有一般规律性的意义。在该书中，作者对于湖北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中的作用，做了系列个案深入的研究，该著有一半的篇幅是以湖北党史为研究对象的。在对研究对象的深入剖析中，从具体、特殊的实践中，清晰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所急切解决的一般问题，所提供的一般经验，以及个别革命领袖的思想观念、实践经验如何从涓涓细流汇集为毛泽东思想这一集体智慧的过程。

　　总之，《党史论谈》既体现了作者厚重的历史感，又展现了作者驾驭史料的能力。通过科学地探索中国共产党各个时期的重大理论建树，为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中国化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样本。

　　（作者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