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试举几例，以为证明。

　　例一，该书利用俄罗斯总统档案馆保存的《斯大林同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会谈记录》（1949年12月16日、1950年1月22日），及毛泽东1949年12月18日致刘少奇电等档案资料，详细地披露了双方会谈的主要内容，[18]对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苏关系及《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例二，该书利用毛泽东1950年8月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俄罗斯总统档案馆保存的《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转呈毛泽东关于中国暂不出兵的初步意见致斯大林电》（1950年10月3日）、以及毛泽东1956年9月23日在接见苏共中央代表团的谈话中对朝鲜战争爆发前一些情况的回忆等档案资料，详细记述了抗美援朝艰难曲折的决策过程。又利用毛泽东1951年6月13日关于停战谈判问题致高岗、金日成电、1953年8月15日、18日致金日成电等文献档案，反映了朝鲜战争的历史进程及朝鲜停战后中国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所作的努力。[19]这些讲话、电文及谈话为研究抗美援朝战争及当时的中苏、中朝关系等问题，都提供了重要而关键的史料。

　　例三，该书利用中共中央《关于报道当前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1957年5月14日）、《关于打击、孤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指示》（1957年6月26日）、毛泽东1957年7月8日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9月22日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前夕同省市委书记的谈话记录、10月7日在八届三中全会各组组长会议上的谈话纪要等档案资料，记述了从全党整风转为反右派斗争，以及反右派斗争从发动、展开直至扩大化的详细过程[20]，为国史研究工作者准确把握这个敏感和难点问题提供了新的史料。

　　例四，该书利用毛泽东1958年8月19、21日在协作区主任会议上的讲话记录、8月30日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10月21日在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汇报徐水工作时的谈话纪要、11月3日、6日、7日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11月12日给邓小平的信、11月21日、23日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11月28日在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上的批语、1959年4月5日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等档案资料，全面记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从发动到全面展开的过程，以及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党中央和毛泽东为初步纠正“左”的错误所作的努力。[21]这些档案资料对国史研究工作者准确把握“大跃进”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另外，关于1959年庐山会议、20世纪60年代的国民经济调整、“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历史事件，《党史》二卷也都有数量不等的档案公布，对国史工作者研究这些问题将会有所助益。而且该书使用的档案资料都经过中央档案馆核对，[22]因此既权威又准确。

　　（二）该书整理了一系列统计数据

　　《党史》二卷不仅运用了大量准确可靠的数据[23]，而且根据编写和说明问题的需要，按照不同的时间单位等方式，对统计数据进行了一系列加工整理，为国史工作者在研究相关问题时直接利用这些数据成果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

　　一方面，《党史》二卷以五年计划为时间单位，加工整理了新中国前29年实行的四个五年计划的统计数据，用翔实的数字展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历史进程。对“一五”计划，该书提供了三个阶段上的完成数据：一是到1955年即“一五”计划头三年完成的比例；二是到1956年即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实现的份额；三是到1957年各项指标大幅度超额完成时的全面数据。[24]对“二五”计划，书中记述了“大跃进”时期年度计划及“二五”计划各项指标被不断地、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的复杂情形，列举了国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及出现严重困难的具体数据。对“二五”计划后两年，《党史》二卷提供了从1961—1962年实行国民经济调整并开始出现复苏局面的大量数字。[25]1963—1965年是从“二五”计划到“三五”计划的过渡阶段，该书展现了三年继续调整所取得重要进展的具体数据，并就1965年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全面完成时的主要数据与1957年（即“一五”计划达到的水平）进行了对照。[26]对“三五”计划，该书提供了三组数据：一是1966—1968年由于严重动乱造成的全国工农业生产持续下降；二是1969年出现一定幅度增长及工农业总产值等主要数据与1966年（即“三五”计划开局之年）的对照；三是1970年完成的年度指标及“三五”计划完成时的各项具体指标。[27]对“四五”计划，《党史》二卷也是整理了三组数据：一是1971年（开局之年）、1973年（批判极“左”思潮之年）和1975年（全面整顿之年）分别完成的年度指标；二是从1965—1975年间三线建设取得的成就；三是“四五”计划完成时的各项指标及主要数据与1970年（即“三五”计划达到水平）的对照。[28]

　　另一方面，《党史》二卷以历史时期为时间单位，对新中国前29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各个不同阶段的统计数据进行了加工。该书整理了1949年10月到1952年底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53—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56—1966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和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取得成就的统计数据，同时提供了十年建设时期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挫折及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经济发展受到巨大损失的系统数字。[29]

　　上述经过整理的统计数据连同该书公布的140多件档案资料，一并成为国史工作者研究新中国前29年历史的重要史料。

　　《党史》二卷为研究编纂写新中国前29年历史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党史》二卷在研究和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过程中采用了许多新方法，这些方法对研究和编写新中国前29年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一）《党史》二卷准确把握新中国前29年历史的科学方法，为国史编研中如何记述和评价这段历史提供了有益借鉴

　　新中国前29年是一段正确与失误相互渗透、成就与曲折交相发生的历史，把握起来需要一定的方法。《党史》二卷的方法是：

　　第一，首先肯定这29年中错误与成就相比，成就是主要的。该书在结束语中总结了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9个方面的伟大成就。[30]

　　第二，在肯定成就的前提下，不回避党在这一时期犯过的错误及造成的后果，做到“成绩讲够,错误讲透”[31]。比如《党史》二卷就记述了“文化大革命”在多方面给党、国家和民族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在政治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遭到巨大的破坏，党的组织和政权机构受到空前的浩劫和损失；在思想上，造成人们思想的极大混乱，导致严重地混淆敌我和是非；在文化上，对科学文化事业和民族传统文化造成极大破坏，使文化事业出现严重的倒退；在经济上，经济发展受到严重损失，拉大了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差距；在党的建设上，党组织的建设遭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和损失。[32]

　　第三，对于党所犯的错误不是刻意渲染，而是结合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分析错误发生的原因，以利于吸取教训，避免重犯。比如对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原因，书中从两个方面作了分析：一方面，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在短短的七年里实现这样深刻的社会变革，不能不引起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不同反应，人们对这个变革需要有一个观察、适应的过程。在一些人的心目中，中国要不要共产党领导和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完全解决。一小部分人仍存有崇尚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倾向。在国际国内政治气候的影响下，这种倾向就会突出地表现出来，以至发生极少数人向党、向社会主义的进攻。对反社会主义的倾向进行反击和斗争，事实上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完全必要的。另一方面，在党内，包括党的领袖，在短短七年里完全改变战争年代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是相当困难的。由于这种情况，党在反右派斗争中发生严重扩大化的错误，也是难以避免的。[33]

　　第四，强调党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错误。比如该书第13章就专门记述了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党为初步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倾错误所作的努力及有益探索。对“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错误，书中也指出是“我们党最终依靠自己的力量结束了这场内乱，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义无反顾地走上社会主义改革之路。”[34]

　　第五，强调党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是善于通过总结教训提高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使错误成为正确的先导，从而成功地开辟未来。

　　总之，《党史》二卷以科学的方法实事求是地反映了新中国前29年的历史，既充分肯定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又如实表述了党所犯的错误及其后果，同时深入分析了党犯错误的主客观原因，是对新中国前29年历史的全面把握。虽然国史研究和党史研究“无论在研究角度、范围、重点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必然会有很多不同”，但“党史是国史的核心内容”，[35]因此，在新中国前29年的研究和编写中也必然存在如何从总体上把握这段历史的问题。在这方面，《党史》二卷的上述方法，可以为国史编研中如何正确记述和评价这段历史提供有益借鉴。

　　（二）《党史》二卷在比较宽阔的视域下多方面反映党的历史，这种记述方法对新中国前29年历史的研究和编写具有启示意义

　　《党史》二卷与其他反映同时期党史的著作相比视野更宽阔、内容更丰富。

　　一是 “注意在世界大势的背景下，反映每一阶段党是怎样联系国际形势和对外关系的发展变化，对国际形势作出判断，进而确定国内自己的发展道路。”[36]比如该书每一编都设专章或节叙述新中国前29年中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党的外交方针和对外关系等。

　　二是注重从政治、经济、军事、国防、文化、民族、社会、外交、党建等多方面反映党的历史。该书把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民族工作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写入党史，记述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的确立过程，介绍了西藏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等同类党史书很少涉及的内容。

　　三是注重写人民群众。《党史》二卷每一编都写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工作的内容，写了人民群众的奋斗和智慧，充分体现出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和创造，展示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体性地位。比如该书对“文化大革命”中人民群众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作了客观反映,另外，还把许多战斗英雄、劳动模范、科学家等先进人物及其感人事迹载入了党的历史。书中提到的战斗英雄有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等；劳动模范有马恒昌、苏长有、赵桂兰、郝建秀、孟泰、王崇伦等；科学家有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茅以升、邓稼先、郭永怀、陈景润、袁隆平等。[37]这些先进人物是人民群众发扬主人翁精神，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