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关系 

　　孙：2008年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时，学术界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的关系存在不同意见的讨论，其中既有人用后30年的成绩否定前30年的探索，也有人用前30年的成绩指责后30年的探索。您自从2007年党的十七大以来，连续撰写文章，明确表示应当正确看待这两个30年的关系，令学术界耳目一新，印象深刻。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本质上都是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不能相互否定。他的这一论述是否可以认为是那场讨论的结论。 

　　朱：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个论述是2013年1月5日在新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的讲话中说的，这个讲话也被称为“一五”讲话。我体会，他的这篇讲话通过回顾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历史的六个时间段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又通过分析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来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目的在于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把理想信念建立在科学基础上。因此，他在讲话中关于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论述，是从政治高度、把它作为重大政治问题来讲的。当然，客观上对学术界的讨论也起到了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作用。而我过去对这个问题一直是从学术角度来关注的，也是把它作为国史研究的问题来论述的。因为我到当代所的任务就是负责编研国史，如果对这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不能作出合理的正确的解释，国史很难编写。 

　　那时，我对于用改革开放前否定改革开放后，或用改革开放后否定改革开放前的言论都比较敏感。比如，有人说1949—1978年是中国现代史，1978年以后是中国当代史。这种对中国历史的分期，表面上是要突出改革开放时期，但它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当成了两个不同性质的社会，实际上是把它们割裂和对立了起来。我还发现，凡是怀疑和反对改革开放的，往往会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凡是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往往会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凡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看成“新民主主义的回归”和“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或者看成“资本主义复辟”的，往往会把这两个历史时期加以割裂和对立；同样，凡是把两个历史时期加以割裂和对立的，也往往会反对或曲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当我看到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讲，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建立新中国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并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感到这个话讲得既简洁又明确，便从学习十七大报告的角度，以“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相互关系上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为题，在刊物上发表文章，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专门阐述。我说，没有改革开放前对社会主义的建设和探索，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和迅速发展；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改革开放前的扬弃和完善，社会主义事业也难以为继。看不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变化，就不可能看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究竟“特”在哪里；而看不到它们的共性，也不可能弄明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它们的变化把两个历史时期鲜明地区别了开来，而它们的共性又把两个历史时期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因此，能不能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及其相互关系，对于能不能正确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过了两年，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前夕，一些报刊约我写文章，我还是讲这个主题，讲这个道理。因为那时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划分国史时期，刚好前后差不多各占一半，所以我索性提出要正确看待新中国的前后两个30年，要把它们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对于持这种观点的文章，那时有的报刊认为似乎与中央精神不相符合。可见，究竟应当怎样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应当如何认识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的精神，在一些同志的头脑里还真是个问题。 

　　其实，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看成内在统一的整体，是党中央对待新中国历史问题的一贯主张，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到胡锦涛都是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只不过把这个主张讲得更直接更明白罢了。早在我们党作的第二个历史决议中，对这个问题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决议既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同时又肯定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保存社会主义根基所起的巨大作用；既指出了“文化大革命”给党和人民事业造成的巨大损失，又肯定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国民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广大干部群众做出的巨大贡献，指出了党和整个社会的性质并没有改变；既指出了毛主席对于这些错误的主要责任，也指出了党中央在其中应当承担的责任。所以，说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绝不是要肯定毛主席在那个时期犯的错误，不是要肯定“文化大革命”，更不是要肯定“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是要肯定那个时期的社会主义道路，肯定人民群众在那个时期发扬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肯定那个时期的本质和主流。这就如同对待一个同志一样，当我们说肯定这个同志时，并不意味着要肯定他的缺点，这难道不是很清楚的事吗？现在党中央号召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如果哪个时期犯了错误，出现了曲折，就否定那个时期，那还有什么历史的自信可言？如果对社会主义历史的自信都没有了，还谈得上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国内外敌对势力千方百计在我们的党史国史上做文章，歪曲、污蔑、丑化、攻击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及领袖人物，他们的目的就是要使我们的人民特别是青年失去历史的自信，进而动摇对中国特色会社会主义道路、制度和理论的自信。对此，我们应当保持清醒，明辨是非，不要上当受骗。 

　　孙：您刚才比较详细地解释了为什么应当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我感到是令人信服的。下面，能否请您再具体谈谈应该如何认识改革开放前的失误与曲折？许多人之所以不能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的关系，主要纠结在这个问题上。 

　　朱：要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的失误与曲折，一定要端正看问题的方法。我想，首先应该把那段历史中的失误、曲折与取得的成就放在一起相比，并放在历史的长河中来看。比如，我们在那段历史中发生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严重损失；但同时，我们也实现了中国的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的空前团结，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捍卫了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威望。把这些放在一起比较，孰轻孰重就会一目了然。在做比较时，要防止不顾事实、以偏概全。我看过一篇为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写的文章，上面说改革开放前我们不仅和发达国家相比拉大了差距，而且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也拉大了。这种说法就缺乏事实依据。亚洲“四小龙”虽然发展很快，但地方小，人口少，加上特殊机遇，又不用搞完整的工业体系，要快也容易。中国是个大国，要比较主要应当同国情与我们类似的发展中大国比，比如与印度相比，我们的速度还是快的。即使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在一些主要工业品生产方面的差距也缩小了。比如，在钢铁产量方面，我们与英、美相比，由1949年分别相差它们99倍和438倍，变为1979年反超英国60%，与美国比变成相差3.6倍。在发电量方面，我们与英、美相比，由1949年分别相差它们13倍和80倍，变为1979年反超英国17%，与美国比变成相差9倍。可见，改革开放前，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既有拉大的一面，也有缩小的一面，不能一概而论。 

　　其次，要对那段历史中的失误和曲折进行具体分析，看看其中是否也有正确、合理的成分。最近为了写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的文章，我把他的一些著作和有关他的传记又看了一遍。我发现，毛主席晚年的许多宝贵思想，往往是和他的错误搅在一起的。例如，他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仍然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当然是错误的。但他提出这个思想，并不是要否定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不是要跃过工业化阶段来搞社会主义，而是要把抓阶级斗争作为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方法。用他自己的话讲，叫“抓革命、促生产”。实践证明，抓这样的“革命”是促不了生产的。但是，他这一思想的理论基础和精神实质，即重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用变革生产关系、调整经济基础的方法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些还是正确的、有价值的。他还提出所有制问题解决后，仍然要抓思想政治工作，提高人的思想觉悟，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解决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确保党的各级干部以平等态度对待劳动者和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全面贯彻按劳分配原则、防止两极分化等等，通过这些来调动和发挥人的积极性，用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可见，即使对毛主席的错误也要分析，把其中正确的东西区别和剥离出来，不要像俗话说的那样，“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事实上，毛主席的这些正确思想在改革开放后仍然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比如，我们党一方面摒弃了过去整风运动中的“左”的做法，另一方面连续开展主题不同的教育活动，当前还在进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些活动的目的，就是要解决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确保党的各级干部以平等态度对待劳动者，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再次，要把犯错误与犯错误的时期加以区别。改革开放前，最大的错误莫过于搞“文化大革命”，但“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在那十年里，除了“文化大革命”运动，我们党和人民还做了许多其他工作。第二个历史决议中说，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仍然保持了国家统一并在国际上发挥了重要影响；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这说明，不能把“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简单画等号，不能因为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就否定“文化大革命”时期各项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更不能因此而否定那一时期我们党和国家、社会的性质。 

　　最后，要把好心办坏事与个人专断、个人专断的作风与专制制度加以区别。邓小平说过，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对于个人专断的错误，第二个历史决议指出，它的根源在于骄傲、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在于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缺少制度化、法律化和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在于长期封建社会造成的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影响，等等。但受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影响，与封建专制制度本身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因为存在个人或少数人专断的现象，就妄言改革开放前是什么封建专制主义社会，这根本不是讨论问题，而是出于政治目的对历史进行的肆意歪曲，是对我们党和国家进行的恶意攻击。中国封建社会的时间长、影响深，直到今天，家长制、一言堂、个人专断、官本位等现象仍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我们今后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影响仍要进行长期、深入的斗争。但对于那些混淆思想影响与制度的区别，把人民民主专政和党的领导污蔑为封建专制主义的言论，也必须旗帜鲜明地加以批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