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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佳木: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成果
发布时间: 2017-03-14    作者:朱佳木    来源:中华魂 2017-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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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年前的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毅然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并经中国共产党与张、杨等有关各方共同努力,使之和平解决,从而促成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进而发动了全面抗战。

  已往每当讲到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我们也讲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感召,但重点一般放在强调张、杨两位将军商定,中国共产党事先并未与闻。这当然完全是事实,而且对于突出张、杨的历史贡献,扩大我党的统一战线,增强它对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作用,也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当这一事件已经过去了80年,当我党东北军工作人员的后代聚会纪念这一事件,当纪念这一事件是为着传承红色记忆,缅怀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代革命家在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做东北军、十七路军工作中建立的不朽功绩,学习和弘扬老一代革命家的革命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并沿着他们的足迹

  继续前进;为着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争取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处在这种情景下,我们完全需要也应当变换一下角度,把纪念的重点放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逼蒋抗日”方针和党的东北军、十七路军工作对于促成张、杨发动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所起的作用上。

  1986年西安事变50周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同志在纪念大会上讲话,为着说明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把它同红军长征胜利和“一二九”运动联系在一起加以论述。他指出:“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中国共产党中央开始以西北为革命基地,发挥共产党和红军作为抗日先锋队的作用,并且积极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同年12月9日爆发的北平学生运动,掀起全国各阶层人民抗日救亡斗争的新高潮,为推动全民抗战准备了强大的群众基础。”“三十年代中期这两年间相继出现的这三个历史事件,都是使中国从长期内战转向全民抗战的重要因素。西安事变是完成这一历史转变的枢纽。”这一论述清楚地告诉我们,西安事变的爆发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发挥党和红军的抗日先锋队作用,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果。它对于我们今天认识这段历史,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我们党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努力开展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工作,直至西安事变爆发与和平解决,我认为起码做了以下五件事。

  第一,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做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统战工作提供了路线依据。

  早在“九一八”事变后,我们党就举起了抗日救国的大旗,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多次发表宣言、作出决议,号召工农红军和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并在全国发动抗日救亡运动,与部分国民党人进行合作抗日。但那时由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仍占上风,错失了一些同国民党军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利机会。遵义会议使毛泽东同志回到了中央主要领导岗位,解决了党内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但没有来得及解决政治策略问题。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也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强调要组织和团结千千万万民众和一切可能的革命友军,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这才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从而为争取“围剿”陕甘苏区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指明了努力方向。

  第二,从上到下开展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为变敌为友提供了思想基础。

  东北军是“九一八”事变后撤到关内的“亡国”之军,被蒋介石先后派到安徽、陕甘“围剿”红军;十七路军属于冯玉祥的西北军,原本就驻在陕西,也被蒋介石用来打内战。中央红军到陕北后,分析了这两支部队的情况,认为只要做好工作,完全有可能把它们争取成友军。直罗镇战役后,我们党就以红一方面军9位领导人名义发表了《告围攻陕甘苏区的各部队官长与士兵书》,提出互派代表,订立协定,组成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的建议。彭德怀还亲自做红15军团此前在榆林桥战役中俘虏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的工作,并通过他做张学良的工作。在我们党的说服下,张学良的态度有了松动,党中央立即派李克农前去同张会谈,并与之建立了密码联系。随即,我们党又以20位红军领导人名义发表了《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后来,周恩来根据张学良要求,代表中共中央亲自到东北军驻地同他会谈,使他接受了我党关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

  与此同时,党中央在红军主力东征期间,指导留守陕甘苏区的我党我军各级组织,积极开展对东北军工作。例如,我父亲那时担任陕甘省委书记兼红29军政委,整个陕甘省人口只有6万,留守部队更少,而围困苏区的东北军也有6万之多。毛主席在主力红军东征前,亲自找我父亲谈话,了解做东北军工作的部署;东征中间又就东北军工作问题给我父亲写信。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等中央领导人还为此同我父亲和省委军事部部长兼红29军军长萧劲光之间频繁来往电报,仅现在能看到的来电就有10封,发电有14封。为了做省委对面东北军67军107师的工作,我父亲派省委白区工作部负责人刘培植,代表萧劲光军长前去做师长刘翰东工作。当得知107师参谋长也姓朱时,他又亲笔去信,说我们都是朱洪武的后人,不要同室操戈,让外族灭亡中国。省委还安排红军部队与东北军联欢,相约打假仗,并代对方购买给养。在中央指导下,陕甘省委对东北军的工作收到了实效,使苏区在主力东征期间不仅没有缩小面积,相反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中央在做东北军工作的同时,也开展了对十七路军的工作。毛泽东一到陕北,便亲自给十七路军总参议杜斌丞写信,通过他做杨虎城的工作。以后,我党又先后派汪锋、张文彬、王世英、王炳南等人到杨部工作,促使杨的态度发生了转变,赞成互不侵犯、取消封锁、建立联络、联合抗日的主张。另外,张、杨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团结合作,也是经过我党的工作促成的。

  第三,设立各级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为逐步结成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提供了组织保证。

  红军主力东征结束后,党中央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争取东北军,决定成立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担任书记,叶剑英、李克农、朱理治、李涛、边章五等人做委员,朱理治兼任秘书长。中央东工委成立不到一个星期,中央政治局即召开常委会,专题研究东北军工作。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在听取我父亲报告后相继发言,总的精神是要在抗日问题上进一步接近东北军,争取东北军中的大多数;强调红军和东北军都是抗日的部队,对东北军的政策不是瓦解,而是巩固它;要帮助东北军在内部成立抗日会、俱乐部等组织,以团结其左派,打击法西斯反动分子。

  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东工委那一时期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建立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三位一体”的方针,代中央起草了《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二是部署我党在东北军各驻地设立专做东北军工作的委员会或办事处。例如,在安塞工委下面设立了安塞、枣园两个办事处等,在延安工委下面设立了牡丹川、富川、川口三个办事处。其间,我父亲还陪同叶剑英视察了安塞、高桥、下寺湾一线的东工委(简称东线工委),并在安塞、延安召开过两县的东工委会议。

  《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共6000多字,分十个部分,其要旨为:一、东北军由于所处的亡国奴地位及红军对它的革命影响,有极大可能转变为抗日的革命的军队;其内部觉悟程度极不一致,正是东北军工作的出发点。二、对东北军工作的目标不是瓦解、分裂它,也不是把它变成红军,而是帮它在抗日纲领下团结起来,使它成为红军的友军;对于其在蒋介石与政训处欺骗下的进攻,要给予军事打击,但打击的目的不是消灭它,而是争取它。三、对东北军工作的关键是使其摆脱蒋介石的控制与影响,集中火力进攻蒋介石和政训处;同时,不放弃对政训处的分化工作。四、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要上层下层同时并进;对上层要接近,竭诚提出我们的主张,诚恳回答他们的问题,协商解决他们遭遇的困难;对下层要从约定互不开枪到互相联络,使他们对进攻苏区的命令消极怠工、敷衍塞责。五、帮助东北军物色、教育一批自己的积极分子,使他们在内部组成一个坚强的核心组织,并普及到军、师、团中,但不要替它包办一切。六、要选派最好的同志到东北军内部去工作,秘密发展党的组织,吸收优秀分子入党,但要以抗日积极分子面目出现。七、凡有东北军驻扎的地方,争取东北军的工作都应是那个地方党的中心工作;要在与东北军有协定的地方设立办事处,并以东北军部队为对象设立流动的工作委员会或特派员,随着部队移动。实践说明,这个文件对于我们党东北军工作的深入开展,促成东北军的转变和形成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的“三位一体”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发出一个月后,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专题研究东北军工作。会上,周恩来作了关于中央东工委的工作报告。毛泽东指出:这个时期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有很大进步,可谓很好的模范;同时表示,过去工作方针是以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建立联合战线为序排列的,今后要变更一下,“把建立联合战线放在第一位,对东北军、对杨虎城部队、对南京部队,都要建立工作委员会。”周恩来说:“东北军忽视内部的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一般军人对张学良依赖甚深,如张万一被扣,他们便束手无策。建议加强对东北军的宣传工作。”张闻天说:“工作委员会有很大成绩,说明中央对这一工作指示的正确”;同时提出,要大胆地在东北军中发展党的组织。 

  第四,开展东北军内部党的工作,帮助东北军做巩固内部的政治工作,发动群众“逼蒋抗日”,为促进张学良、杨虎城下定抗日决心提供了精神动力。

  由于张学良多次提出希望我党派人去帮助他,加之原属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的东北军地下党——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的组织关系于1936年6月转给了中央东工委,潘汉年在莫斯科和上海、南京同国民党官方会谈国共合作问题后也抵达了陕北苏区,故中央于8月上旬决定派潘汉年、叶剑英、朱理治三人到西安,同已在张学良身边做秘书的刘鼎一起协助张工作,并将此决定在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8月9日化名赵天、赵来、赵古、赵东给张学良的信中通知了他,说“叶剑英帮助军事,朱理治帮助政治工作”。另据我父亲回忆,周恩来同他谈话中说,中央决定叶剑英、彭雪枫和他去西安做东北军工作,叶、彭搞上层统战,他作为中央特派员,领导西安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8月30日,他在给周恩来的信中约定今后报告中的暗语之后,化装进入西安城,与刘鼎接了头,并由张学良指示刘翰东师长安排,让他以东北军学兵队教员名义住进张学良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家的院子。在此前后,叶剑英、彭雪峰、潘汉年等人凡到西安,也都是住在孙家。不过,他们都身兼多项使命,故来来往往,并不常住。唯有我父亲作为中共中央驻东北军特派员,代表中央专门帮助张学良做东北军的政治工作,同时负责领导东北军的地下党组织,故一直住在那儿,直到西安事变发生,总共住了103天。

  从目前已公开的那段时间我父亲给中央的七份报告看,那时他实际处在党中央与东北军地下党组织的中间环节。党中央给我父亲的指示,一般经过刘鼎的电台(这个电台也是党中央与张学良秘密联系的电台)及来往于苏区、西安之间的叶剑英、潘汉年等人传达。而我父亲对于党中央方针、指示的贯彻,则通过东北军地下党组织进行。他到西安后不久,即和东北军东工委书记刘澜波很快接上了关系。那时,东工委领导班子成员中还有孙达生、苗勃然、宋黎。在西安的头一个月,他每周在刘的堂兄东北军105师师长刘多荃家中与刘见一次面,传达指示,了解情况,布置任务。后来,他又和东工委的领导班子在郊外开过几次会,一起学习讨论中央的政策、方针。宋黎生前回忆说:“8月末,朱理治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来西安指导东工委工作,他首先向我们东工委领导成员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这一指示是在我父亲进入西安的第二天正式发出的——笔者注)、《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朱理治特别强调:东工委的工作要更有计划性和严密性,并扩大工作范围······这在当时对东工委的工作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绥远抗战爆发前后,在东北军有公开职务的刘、苗、孙等东工委领导成员被分别调离西安。此时恰逢蒋介石飞抵西安,部署西北“剿共”。因此,为了贯彻逼蒋抗日的方针,我父亲和留在西安的宋黎天天到公园接头,布置西安的救亡运动。他回忆说:“从11月下旬到西安事变前的二十天,西安几乎每天都有学生游行示威。”这些事实充分说明,西安的东北军工作完全是由党中央领导的,也都是通过东北军地下党组织进行的。

  在帮助东北军的政治工作方面,东工委主要是根据中央的政策、方针、指示,推动和参与张学良建立以他为核心的东北军秘密政治组织——抗日同志会,引导东北军学兵队接受抗日和进步教育,组织地下党员以合法身份到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王曲军官训练团讲课、做宣传,安排地下党员掌握东北军中的最大群众组织东北讲武堂同学会的领导权。

  在巩固发展东北军地下党组织工作方面,东工委把重点放在了学兵队。从北平招收的第一期80名学员中就有北方局介绍来的28个党员,东工委把他们编成为一个党支部。接着,第二期130人、第三期300人陆续到来。三期学员总共500多人中,党员就有150人。我父亲和刘澜波商量,在学兵队里成立了一个党总支,让东工委宣传部部长宋黎分管。在给中央的报告中,他还提到从北方局选送的党员中抽出8位办训练班的事,说准备分到各军、师中去。后来据宋黎回忆,这8位党员中有徐明、窦子安、赵化南、金明等,由刘澜波和他出面推荐,直接分配到了东北军部队。对于学兵队,毛泽东十分重视,曾在电报中提出,学兵队的教材可请朱理治编,教员由南汉宸、刘澜波找平津的同情分子担任。

  东北军里的东工委刚成立时,仅有一二十个中共党员。我父亲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称赞他们“组织虽小,但活动范围很大,同志一般都积极干练。因此,党在多种群众组织中以及最近各方面活动中,起了积极的领导作用。同志的情绪很高,个个活动能力都不坏。”他还说:由东工委介绍入党的解方、贾陶、王再天、栗又文等东北军总部校级军官,都深受张学良的信任和器重,在各自岗位上积极而巧妙地为党工作。在中央正确方针和有关地方党组织的共同努力下,东工委组织发展很快, 1937年3月东北军东调时,中共党员数量已达到二百三四十人。

  为了贯彻党的“逼蒋抗日”的方针,东工委利用一切机会,不断发动群众请愿、示威、游行。例如,九一八事变五周年时,策划东北讲武堂同学会动员200多会员向张学良请愿抗日,策动东北大学西京校友会等团体发起万人集会,由学生递交“上副司令(指张学良)请愿书”,张身着戎装出面,表示收复失地的决心。鲁迅逝世后,组织追悼会,举行反内战的群众集会游行。绥远抗战爆发后,东工委和中共西北特支发动“东救会”、“西救会”和西安学联等群众团体组织游行、集会、请愿,掀起援绥高潮。针对蒋介石做出的援绥表示,我父亲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计划由“东救会”发起,向蒋写请愿书,召集24个团体的代表签名;“推动西北联合,组织援绥联军,决定G同志(指高崇明)推动杨(指杨虎城)。”还说:“G以语激杨,杨谓西北局面,张(指张学良)负领导地位,如张干,彼一定受他领导。”

  12月9日是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东工委和中共西北特支发动群众团体举行了大规模示威游行,并向蒋介石驻地进发。11日,即西安事变爆发前一天,我父亲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详细汇报了这次行动的情况:“请愿示威一共动员了5000多人(实际去了一万人——笔者注),学生居多。”“向邵力子请愿时,邵的答复,学生表示不满,结果学生驱走了他,以后又冲出了北门,到临潼向蒋请愿。直走到灞桥,与军队相持不下。”张学良怕学生吃亏,赶去劝大家先回去,并完全接受了学生要求,“表示一星期内,一定给各同学事实答复。” 根据这一动向,报告中说了东工委的下一步打算:“这星期内,准备:(1)把后援兵(指援绥)正式成立起来。(2)组织绥战义勇队,出发援绥。(3)广泛宣传,组织游艺宣传大会。待下星期张答复后看情况,准备更大的向蒋之请愿活动。”“第二个方法,便是设法动员东北军与17路军的将官、士兵,请缨、请愿、签名,以至于士兵的[骚]动。”然而,这些计划未等实行,张、杨就在第二天扣留了蒋介石,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八项主张,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第五,坚持以民族利益大局为重的方针,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提供了关键条件。

  西安事变发生当天,张学良即电告中共中央。党中央立即复电,除答复军事部署外,表示周恩来拟去西安“协商大计。”12月16日,在东工委和中共西北特支共同策划和领导下,西安举行了十万人集会,支持张、杨的义举,张、杨上台讲话,申明主张。

  此时,国民党内亲日派以救蒋为名,极力主张“讨伐”张、杨,并调动中央军准备进攻西安,内战危机一触即发。时任红军前敌总指挥的彭德怀和政委任弼时致电中央,认为目前应迅速发动抗日战争,红军与张、杨两部统一指挥。中央与他们意见完全一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当天致电张、杨,提议立即组织西北抗日援绥军,下辖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个集团军,由张为联军委员会主席,杨、朱为副主席。17日,周恩来率博古、叶剑英、李克农等人到西安,提出和平解决事变的五项条件。经与张、杨商讨,并同南京方面的代表反复谈判,各方终于达成一致,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20日,周恩来在孙铭九家中听取了我父亲的汇报,指示他继续担任中央特派员,领导东工委,同时参加陕西省委,并搬出孙家,在外面另立机关。

  西安事变虽然得到了和平解决,但因张学良陪蒋回南京被扣,引起东北军内部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分裂。周恩来为避免内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然而,应德田、孙铭九等主战派军人不顾大局,枪杀了爱国将领王以哲将军,发生了亲者痛、仇者快的“二二”事件。为防事态扩大,周恩来立即派人把少壮派军官秘密送走,确保了和平协议的贯彻。为防不测,中共代表团除周恩来外,均于2月3日撤出西安。我父亲因“二二”事件之前患肺炎住进医院,故代表团中负责与他联系的博古在撤离时专程到医院看望了他,同他商定西安党的工作立即转入地下,并告他高烧退后也要撤离。

  2月10日左右,我父亲由东工委派人护送出城。3月底,他在耀县召集东工委领导成员刘澜波、宋黎、苗勃然、高锦明等人开会,研究东北军东调后的工作及人事安排;然后到西安向周恩来作了汇报,经批准后正式形成了给中央书记处的书面报告:《东北军工作近况及新的布置》,以及附件《‘双十二’事变中东北军党的活动的教训》。4月底,他回到党中央新的驻地延安参加党的苏区代表会议和白区代表会议,并在会议期间写出《东北军工作经验总结》,由中央秘书处印成小册子。5月初,中央任命他担任河南省委书记。由于当时的河南省委兼管皖北、苏鲁边、豫鄂边党的组织,这些地方又恰好是东北军东调的新驻地,所以他继续参与了对原东北军部队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工作。不过,这已不属于原来意义的东北军工作了。

  我对西安事变前前后后的历史了解很有限,研究更不够,很多重要的人和事都未能讲到。但我认为,仅以上五点事实就可以清楚地说明,西安事变虽然是张、杨商量决定的,却是在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逼蒋抗日”方针的贯彻,以及东北军工作的推动下发生的。我们党和中华民族一切深明大义的仁人志士,为着中国的自由、独立和富强,不屈不挠地奋斗,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叶剑英元帅在1979年冬视察西安时,曾写下一首七绝,诗中说:“西安捉蒋翻危局,内战吟成抗日诗。楼屋依然人半逝,小窗风雪立多时。” 今天,参与过东北军、十七路军工作以及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老一代人已经全部逝去了。这时纪念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80周年,对于党的东北军工作人员后代来说,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铭记当年领导党对东北军、十七路军工作的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铭记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王以哲烈士等爱国志士为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做出的历史贡献,继承和弘扬他们的革命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继续奋斗。

  (作者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文章来源:《中华魂》2017年3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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