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权包括军事和经济的双重权力，是通过运用军事力量和制海权来维护海上生命线，捍卫海外利益。海权不等于海疆主权和海洋权益的简称，内涵与后两者也有很大区别。历史事实表明，具有外向型经济形态的海洋国家通过发展海权可以保障国家利益，促进自身发展。海权还可以维护和平与国际秩序。但是，发展海权的动力来自海外利益的驱动，没有海外生命线和海外市场构成的客观现象，即使主观上想要发展海权也不可能有成效。古代中国的战略文化和经济结构都具有大陆国家的特征，经济结构是以自给自足的农业为主，对于海外商业缺少依赖，无论国家安全还是社会发展，对于海洋都缺乏战略需求，海上安全威胁晚至明代才出现“南倭北虏”的海陆安全危机并举局面。近代中国仁人志士已经产生海权梦[1]，但在当时中国连自身海疆主权的维护都难上加难。海权理论最初是由马汉提出的，发展海权符合中国利益需要，但是中国不能仅仅照搬马汉的观念。中国发展海权之必要性与现实意义在于，可以辅助满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需要，包括捍卫发展权和海外利益，为中华民族复兴提供可靠保障。在改革开放40年来历史进程中，中国海权战略及其实践取得巨大成果。研究这一探索过程，有助于我们总结历史，展望未来。

　　一、1978—1985：改革初期与“近海防御”战略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并无成熟的海权战略，但是海军战略早已具备。1949年，中国人民政协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共同纲领，当时就明确规定了成立海军，成立初期，海洋军事领域实际主要奉行“近岸防御战略”。1959年发布的《军队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纲要》明出，对于有敌情威胁的沿海地区，要尽可能地开展护渔、护航行动，以保障沿海地区人民安全。[2]新中国成立后很长时间内，中国主要奉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因此存在决定意识，即使到改革初期的80年代上半叶，对海外市场的开拓相对有限，因此，战略思维和视野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到1985年确定“近海防御”战略，是中国海洋军事战略成熟的重要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初步探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渐成为国家战略和内政主题，韬光养晦成为对外政策的重要原则。改革初期，中国领导人认识到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一段时间内国际上大战打不起来，因此经济建设具有极度的重要性。1978年6月，邓小平在接受海军等部门的汇报后指出：“我们的战略始终是防御，包括核潜艇也是战略防御武器。”“二十年后也是战略防御……就是将来现代化了，也还是战略防御。海军不能向全球伸手，我们永远不称霸。”[3]1984年年底，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指出“军队要服从国家建设大局”，“无论空军也好，海军也好，国防科工委也好，都应该考虑腾出力量来支援国民经济的发展”。[4]1985年6月，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5]他还讲过：“我们未来的反侵略战争，究竟采取什么方针，我赞成就是‘积极防御’四个字。”[6]次年4月，他曾重申这一思想，指出“我们的海军，应当是近海作战，是防御性的，不到远洋活动，我们不称霸，从政治上考虑也不能搞。海军建设，一切要服从这个方针……”[7]百万大裁军的计划于1985年7月开始实施，精兵简政的同时节省支出。1978年中国外贸出口总额仅为97.5亿美元，与2015年的2.27万亿美元不可同日而语。当时中国海外利益相对有限，而海洋战略对于海权问题当然不会有过多的体现和包容，这当然具有高度合理性。但这不标志中国国家的领导人没有意识到海权问题的重要性和不关注海军发展。积极防御战略并非实施保守封闭，相反，自1985年12月16日至1986年1月19日，中国海军的驱逐舰和补给船进入印度洋，到访了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作为首次正式海外出访，引起了高度国际关注。

　　国防建设在这一时期在海洋领域实现战略思想的飞跃。当时海洋战略以满足当时国家社会发展的需要为主。“积极防御”战略在历史上一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事力量奉行的传统，也是在革命战争中以弱胜强的法宝。在1985年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独立而系统的海洋军事战略“近海防御”形成。这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我国长期以来海防实践经验的高度总结，也是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在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新时期背景下中国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中国军事作战能力由陆向海的新的重大发展。前军委副主席、海军司令员刘华清将军本人也为这一战略思想的形成作出了理论贡献，他在1985年也明确提出要实行“近海防御”战略：“我第一次正式提出了中国的‘海军战略’问题。”[8]近海防御战略思想已经表现出对于海权战略的初步的科学认识。虽然保障海上生命线并不是当时战略目标，但这一战略对于制海权的高度重视是毋容置疑的，其对海上力量和近海作战能力建设的重视必将为海权建设打下伏笔。

　　“近海防御战略”学说的本质，即使为中国的战略对手亦不得不予以承认：

　　“北京的近海防御学说消除了美国以及中国的邻国指责中国威胁的公开证据，由此这些国家也就不能有任何借口警示或者采取积极对策。例如，……中国外交官均坚持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迄今为止，这种办法缓和了亚洲各国和华盛顿潜在的过度反应。”[9]

　　这一战略为中国埋头经济建设争取到了良好环境条件，适应了经济发展的大局需要，并长期坚持。如美国学者所指出的“扩大和准备更具竞争力的战场空间这一观点，与几版（2008年及其以前）国防白皮书提出的适应海军发展的一般要求完全一致”[10]。

　　二、1985—2008：对外开拓与远洋视野

　　自1985年到2008年前后中国海军参与印度洋护航，是又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国远洋海权发展的初步萌芽阶段。在这一时期，中国海外市场开拓日益取得成果，国际影响和海外利益不断扩大，社会转型进程继续从大陆型经济结构和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开放的海洋型经济结构和市场经济体制，高度依赖海外市场的外向型结构已经形成，发展海权的内在需求不可避免，同时海上力量成长很快，国家的海上战略也开始酝酿新的升华，战略思想也开始发生重要变化。

　　1993年，中国首次成为石油净进口国。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个重要原因和重要成果是以开放促进国内的改革，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繁荣及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并使外贸实现突飞猛进的发展。海上生命线很快便粗壮起来。21世纪初，中国原油、铁矿砂、氧化铝、铜矿石等资源进口依存度高达40％—90％。[11]2003年，中国铁铜铅三种金属矿产品的自给率降为51%、34.8%、52.3%。2007年底，中国海外资产达到22881亿美元，有十五个港口吞吐量超过1亿吨，世界上十大集装箱港口有五个在中国。据国际能源机构统计，2008年中国石油进口达1.78888亿吨，而据国家能源局数据，截至2009年石油进口达1.99亿吨，进口依存度超过50%[12]，但在国际海洋上存在超级大国维持强权，对海上战略通道进行控制，而且除了热点地区的战争与动荡，出现了很多新的非传统安全难题，对于中国发展远洋海权也出现了新的现实的需要，印度洋护航活动应运而生。

　　在2006年的海军第十次党代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敦促“努力锻造一支与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要求相适应的强大的人民海军”，“按照中国特色军事变革要求，推动海军建设整体转型”。[13]中美学者都认同胡总书记非常关心“提高海军在第一岛链的海上综合作战能力”和“提高远洋机动作战能力”。[14]前一点反映出对“近海防御”战略的坚持与提升，后一点则是中国海权战略自然成长的结果和要求。2008年中国《国防白皮书》提出海军要“全面提高近海综合作战能力、战略威慑与反击能力，逐步发展远海合作与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能力”。2008年中国参与亚丁湾护航，是符合联合国授权的合法行动，客观上符合发展远洋海权的性质，是以负责任大国形象名正言顺地展开自身海权建设。2008年12月26日，中国派遣三艘战舰组成编队，开赴亚丁湾和索马里周边海域，参与打击索马里海盗任务，维护世界海洋和平秩序，从此印度洋护航成为常态化军事行动，护航编队以半年为周期轮换，至今已超过20批次。中国海外贸易运输线终于迎来常态化的军事护航巡逻，中国远洋海权建设取得重大现实进展。

　　2008年后的4年中，中国参与打击索马里海盗的国际行动动用约1万人次。[15]到2012年12月25日为止，中国护航编队与20多个国家的50多艘军舰通过信息资源共享，在印度洋海域共建起有效的信息网络，加强务实合作，先后与美国151特混编队、欧盟465特混编队、北约508特混编队建立反海盗信息共享机制和指挥官会面机制，与俄韩美等国进行联合护航、演练。2012年2月23日，由中国海军发起和举办的国际护航研讨会，有来自不同国家、组织的近百名代表参加。以重视合作为手段，以维护和平为宗旨，是当代中国海权发展的重要特征，这与近代历史上西方的殖民主义海权战略模式有完全区别。

　　三、2009—2015：印度洋护航实践开启后的海权发展

　　从2008年印度洋护航开始到2015年远海护卫型海军建设目标的提出，是本文关注的第三个时期，显示中国海权建设和探索的重要进展，是中国合作型海权战略初步实践见成效，并形成新的战略总结的时期。国防白皮书中自2008年对“远海合作能力”的发展要求已经升华为2015年“远海护卫”战略思想的提出，对自身海权力量的发展提出更高要求。在这一时期，中国海洋军事战略顺应了海洋强国的新要求，社会转型和顶层设计推动着海权战略意识的进步，中国在海外取得了海权战略支点。

　　21世纪的头一个十年逝去，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不断取得更大成果，崛起态势持续上升，参与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都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2010年，中国海洋生产总值高达38439亿元，比上年增长12.8%，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7%，全国涉海就业3350万人，其中新增就业80万人。[16]据国家能源局数据，截至2009年，中国石油进口已达1.99亿吨，进口依存度超过50%；中国工业依赖的45种主要矿产中，2010年保证需求的只有24种，估计2020年将减为6种，铁铜铅都会出现不足。除了进一步调整经济结构，中国开拓新市场和开展利益保障的需求都已达到刻不容缓的地步。在动荡地区撤侨的实践方面，中国也继续有优异表现。中国海军参与的2011年利比亚撤侨行动和2015年也门撤侨行动都令世界刮目相看，证明了军事力量跨越远洋提供保障的能力。2012年中共中央十八大报告首度提出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提出要“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同年成立的中央海洋权益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是维护我国海洋权益的高层次协调机构，负责协调国家海洋局、外交部、公安部、农业部和军方等涉海部门，统筹管理海洋权益等事宜。这些证明了中国的海洋战略视野有了前所未有的广阔性，对海洋战略问题的重视前所未有。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发表演讲《弘扬人民友谊，共创美好未来》，提出“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随后不久，在印度尼西亚国会讲话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之后“一带一路”倡议不断得到落实，中国与众多国家的相关战略合作不断取得成效进展。中国开拓新的海外市场的同时，海外利益继续膨胀。1978年中国的外贸出口总额仅为97.5亿美元，而到2015年则高达到2.27万亿美元，为前者的近233倍。2013年国防白皮书《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首次提及维护海外利益，首度强调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2015年最新版国防白皮书中，海权战略首度被明朗化，“海权”一词被直接使用，而海外利益攸关区的概念也被首次提出。除了近海防御战略被再次强调，新版白皮书提出了远海护卫型海军建设目标，这将推动中国远海护卫战略，乃至两洋战略的成型。[17]因此，中国海权战略的发展不仅有了新的战略思想总结，也会面临着不少新的课题。这一版至今作为最新的《国防白皮书》，指出了海洋关系着可持续发展，强调必须突破重陆轻海的思维，对建设现代海上军事力量提出新的要求，包括维护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和海外利益，参与海上国际合作，为建设海洋强国服务。这一阶段的中国海上作战力量成长很快，2012年，“辽宁”号航空母舰入列，2018年5月13日，首艘国产航空母舰开始海试。

　　发展海权需要远洋支点。“当一个国家的非武装船舶和武装舰船离开自己的海岸，很快会觉得必须要有一些据点能够提供平时贸易、避难和补给之用。”[18]取得支点的方式必须慎重。马汉的观点在今天仅供参考借鉴，不能成为军事战略制定之唯一准绳，因为他认为建立殖民地是获取据点的方式。中国海权的海外支点通过战略合作以和平方式取得，为维护和平服务。因此，海外战略伙伴以及战略对接合作的重要性不可忽视。

　　2015年，媒体报道中方正和吉布提商讨建立军事基地，5月11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符合各国利益。最终吉布提基地的建立成为有意义的海权活动实践里程碑。2017年8月中国首个海外基地在吉布提正式运营。吉布提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战略伙伴。该国是中国在非洲投资的海外利益攸关区的枢纽，长期以来开展了重要的战略对接。吉布提是“一带一路”海上西线连接亚非欧市场的关键点，近年来获得的九成以上融资都来自中国。过去吉布提缺少像样的产业，出租基地收入占该国财政预算的十分之一。目前中国在吉布提的工程承包金额高达数十亿美元，涉及海港、机场与铁路等大型基建项目。中国银行也是吉布提总值达144亿美元，包括至少14个大型项目的主要资助者。2017年11月，中国保利协鑫石油天然气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签署谅解备忘录，为吉布提天然气项目投资40亿美元。近年内，中国修建了长达700公里的铁路，连接吉布提和埃塞俄比亚首都。2017年1月，吉布提政府在中国资助下，启动被称为非洲最大自贸区的工程，计划成为红海新加坡。自贸区将由吉布提港口与自贸区管理局和中国招商局集团的合资企业经营。2017年11月23日，中国与到访的吉布提总统盖莱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签订贷款协议。

　　驻吉布提保障基地为中国军队在非洲和西亚方向执行护航、维和、人道主义救援等国际行动提供有效保障。作为一个战略对接的成功案例，说明海权崛起不走近代西方的老路，走出中国特色的新路完全可能。

　　四、中国海权建构的状态和新时期前景展望

　　首先，中国海权发展取得一定的成果，方向正确，战略合理。中国海权战略的探索与实践是服务和服从于国家战略，其形成发展历程反映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形势的客观影响，因此可用“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这两个特点来概括。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对外经贸关系的发展，海外利益结构的形成，综合国力的增长都对中国发展海权的需求构成刺激。中国的海权战略不仅在形成思想理论，还正在进一步实践。目前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提供维和经费第二的国家，中国舰艇在索马里周边海域先后为6000多艘船舶安全护航，其中半数为外国船舶。中国在海外已经具备深刻的海外利益和外向型经济结构，形成了一日不可或缺的海外生命线和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具备相当的军事保障手段，拥有海外军事保障基地，但并没有因此侵略扩张，更没有发动一次对外战争，完全依靠和平的战略合作。

　　其次，目前来看，发展印度洋制海战力和战略支点依然需要加强。海权分为经济和军事的两个层面的权力。海权的基础是制海权，以制海权来维护海上生命线的安全。制海权和海上生命线都是形成海权的必要条件，两者结合才能构成海权的必要充分条件。就中国在印度洋的远洋海权而言，充要条件并未完全具备。中国在印度洋或南海，能够形成制海权，击败可能和潜在的敌手，维护航线安全，并阻止敌手使用航线，需要很高的军事能力。要形成这种制海作战能力，特别是在远离本土的印度洋，除了形成强大有效的军事实力，还需要形成日常性的巡逻和警备，也需要海外基地来维持远洋军事存在。目前，中国发展远洋海权的海外支点有所不足。发展海权，不仅需要强大有效的海上军事力量，也需要空中力量和其他作战手段的投入，制空权用在海上则可以造成或加强制海权，用在陆上则可以造成或加强制陆权。未来中国海军在印度洋周边的行动需要空中力量支持，而空军在当地需要立足点，以实现海空力量协同的战略存在。吉布提基地目前仅仅是补给基地性质，后期应向作战基地和区域指挥中心的功能加强，且偏在西北印度洋一隅，自非洲之角到南海的生命线很长，适中的位置仍需海军立足点，选点在接近马六甲海峡西侧为宜，有待经营。中国海上战力的发展依然是重要的因素，远洋投送能力的提高仍是重要课题。

　　展望远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落实，全球经济地理格局和国际交通航线布局很快都在发生重大改变或是将要发生重要变化，中国的海权战略布局因此也需要未雨绸缪，提前研究和部署。“一带一路”的通道建设和港口建设，不仅对中国海外生命线集中于马六甲的情况发生缓解，也使得原有的国际战略交通布局发生新的调整。因此，未来中国海权战略必须考虑这些变化，预先进行布局研究和长期经略。吉布提基地经营案例的成功性也体现中国军事力量海外部署与海外利益格局变迁的一致性。因此，对外军事合作领域需要进一步开拓，可以进一步解放思想。今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特别是中国进一步参与全球化，包括中国发生国际影响的方式和程度，都将成为中国海权战略发展的重要刺激因素。此外中国海权发展的合理性需要控制在安全与发展利益实际需要的范围。虽然海权是可以消费的，但是成本和利润之比例必须合理。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助理研究员、上海郑和研究中心助理主任）

　　[1]　陆烨：《清末民初，朝野内外怎样讨论海权》，《解放日报》2017年8月8日。

　　[2]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23页。

　　[3]　中央军委办公厅编：《邓小平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论述选编》，八一出版社1993年版，第43页。

　　[4]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4—86页。

　　[5]　《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22页。

　　[6]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77页。

　　[7]　《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述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81页。

　　[8]　刘华清：《刘华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432页。

　　[9]　[美]吉原恒淑、詹姆斯·霍姆斯：《红星照耀太平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86页。

　　[10]　[美]吉原恒淑、詹姆斯·霍姆斯：《红星照耀太平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7页。

　　[11]　《国家商务部副部长高虎城在北京大学演讲：中国对外贸易的形势与环境》，《社会科学报》2006年2月9日，第2版。

　　[12]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国际战略调查》，时事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13]　曹智、陈万军：《胡锦涛强调锻造适应历史使命要求的强大人民海军》，新华社2006年12月27日。

　　[14]　方永刚、徐明善、王淑梅：《试论党的海军建设指导理论的创新发展》，《中国军事科学》2007年第4期；[美]吉原恒淑、詹姆斯·霍姆斯：《红星照耀太平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87页。

　　[15]　法国《费加罗报》5月11日报道，题为“中印海军角力”，参见《参考消息》2015年5月13日，第14版。

　　[16]　《〈2010年中国海洋统计公报〉发布》，《海洋开发与管理》2011年第2期。

　　[17]　张晓东：《近期中国海洋军事战略之观察与展望——从2015年度最新发布的白皮书说起》，《太平洋学报》2015年第10期。

　　[18]　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年》，海洋出版社2013年版，第20—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