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而是超越国际关系“国强必霸”“零和博弈”的陈旧准则，顺应世界发展潮流的战略选择；符合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和历史逻辑，适应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国情，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潮流。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外交话语体系的构建，依赖于以重信讲义构建周边外交格局，以合作共赢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以和合文化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和平的基因深植于中华民族的血脉

　　和平的基因深植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华先贤不仅构筑了关于世界大同、人类永久和平的美好理想，也积淀了争取和平、维护和平的智慧，熔铸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践行于世代历史的实践。

　　（一）以和为贵，追求和谐

　　世界应是一个和谐整体的观念深深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思想和行为，成为中国人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乃至国与国关系的重要价值观。[1]《说文解字》曰：“和，相应也。”《左传》有言：“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和谐。”《尚书·尧典》曰：“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类似的说法还有《周礼》的“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邦民亲睦、和谐，不仅可以促进人类社会的繁荣，也会促进整个世界秩序的和谐发展。[2]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培育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民族禀性，“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3]。

　　（二）和而不同，以义为先

　　“和而不同，周而不比”的文化理念，孕育出中华民族“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中华文化的发展，即不断吸纳有益外来文化，促进中外文化融合的历程。尊重不同文化、不同观念，注重推己及人、将心比心，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交往之道，成为中国人的交往原则。“和因义起，同由利生”，义在利前，以义为先。对利益的追求过程须符合义的前提，求利是为了更好地践行义，义利统一，义利并重。“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则倾；惟以心相交，方成其久远。”这与西方国际关系中的“利益至上”“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等理念形成了鲜明对比。[4]

　　（三）和衷共济，和合共生

　　“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基因，也是东方文明的精髓。”[5]“和”“合”二字均见于甲骨文和金文，是中国哲学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和”指和谐、和平、祥和，既是民族精神的体现，也是民族的价值理想。“合”是结合、合作、融合，“和”本身已经包含了“合”的意思，意指许多不同的事物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是多样性的统一。“和合学”的提出者张立文教授指出，冲突与融合是和合关系的重要特质，“融合在冲突过程中实现，它标志着新结构方式或方式结构的化生，冲突是融合的前提，融合是冲突的理势。现代人面临着种种冲突，是人类文化生命之所在和时代人文精神精髓。这便是更高层次，即和合”[6]。

　　二、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抉择

　　2015年秋冬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在伦敦和新加坡发表演讲，郑重承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任何人、任何事、任何理由都不能动摇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和意志。”[7]

　　（一）走和平发展道路符合中国历史逻辑

　　近代以来，外敌入侵、内部战乱曾给中国人带来巨大灾难。1921年中国共产党甫一诞生，便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的洪流，并在战争的考验中不断壮大，最终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然而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受美苏冷战对峙的国际格局的影响，“国际上反对中国的势力，反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势力，迫使我们处于隔绝、孤立状态。60年代我们有了同国际上加强交往合作的条件，但是我们自己孤立自己”[8]。在严峻的内外压力和紧张局势下，中国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和外交实践出现了极左的倾向：20世纪50年代与苏联结盟、倒向社会主义阵营的“一边倒”，60年代既反“美帝”又反“苏修”的“两个拳头打人”，以及70年代“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和“联美反苏”。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世界政治、经济、科技文化都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面对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国领导人做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重要判断，并于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四个现代化”重新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一直致力于探索符合本国国情和时代要求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并且成功地走上了一条与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适应的和平发展道路。1989年，邓小平在会见泰国总理差猜时，经典地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和平特质：“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只有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国家才能一步步富强起来，人民生活才能一步步改善。只有争取到和平的环境，才能比较顺利地发展。”[9]从邓小平主张的“和平的社会主义”到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平发展新道路的本质联系与内在统一：“这种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观点的确立，打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实现了由‘战争与革命’的社会主义到‘和平与发展’的社会主义观念的深刻转化。”[10]

　　20世纪90年代末，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外商投资快速增加为世界所瞩目的同时，外界的各种声音也相继迸发，其中不乏深深的隐忧：从世界近现代史来看，一个强国的崛起必将对既有国际秩序带来重大挑战，迫使国际体系重组，并且不止一次发生了战争。那么，中国日益发展壮大，将给周边国家、国际社会以及由美国缔造的国际秩序带来何种影响？中国是否会重演“国强必霸”的逻辑，对别国利益构成挑战？崛起的中国会不会、能不能成为历史规律的例外？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断言：“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和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亚寻求一种霸权地位，这个目标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自然结果。”[11]

　　各种质疑声中，“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1994年，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发表了题为《谁来养活中国？》（Who will Feed China）的报告，声称中国必将出现粮食短缺，进而造成世界性的粮食危机。它犹如警钟一样敲醒了无数高枕无忧的中国人。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谁来养活中国”的质疑才被打破。然而，新一轮“中国威胁论”很快兴起。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杰弗里·加腾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前就曾形象地指出：“中国的经济力量日益强大，对世界其余的地方来说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幅员辽阔（大约和美国一样），人口有12亿。它在经济上取得的进步令人眼花缭乱。它的技术和军事潜力意味着，中国全面进入全球市场，将与美国在上个世纪之交或德国与日本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崛起成为大国一样具有打乱旧秩序的作用。……西方应当记住，到目前为止，中国是一头把鼻子深进水里的大象。现在它就要跳进水池了。”[12]

　　面对各种质疑声，在新世纪之初，中国领导人密集发声，阐明中国共产党坚决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外交宗旨。2000年，中国领导人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强调：“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坚决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无论什么时候，中国都永远不称霸。这是中国人民对世界的庄严承诺。”[13]200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大会上，江泽民指出：“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是时代的潮流。”“在新的世纪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愿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渴望发展、向往进步的国家和人民携起手来，争取实现一个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共同推进历史的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14]党的十六大报告再次明确指出：“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15]

　　尽管如此，随着中国经济和综合国力的超常增长以及中国在东亚和国际事务中影响力的扩大，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给世界秩序带来的影响的担忧也与日俱增。2005年，世界对中国的关注是前所未有的。以美国为例，几乎每家主要的新闻周报都以醒目的中国作为封面故事报道。《新闻周刊》（Newsweek）预言将出现“中国的世纪”，并刊登时尚女演员章子怡穿着牛仔裤及一件中国式上衣的照片。《经济学人》（Economist）则刊登了一张上面写着“长城街”的路标，以及一个预示着“中国如何管理世界经济”的标题。《时代》（Time）杂志则呈现复古的样貌，刊登一张前主席毛泽东的照片与一张《中国的新革命》的声明。不过，标题意味深长：《改造我们的世界，毕其功于一役》。拥有高知识分子读者群的《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认为，它已经发现了一个更悲观的趋势。在这年6月的杂志封面上，出现一位皱着浓眉的中国海军士兵站在一艘战舰甲板上，图片配合的是美国保守派军事专家罗伯特·卡普兰的文章，标题为《我们要如何与中国作战》。卡普兰指出：“中国重新崛起成为世界大国是不可避免的……无论何时，大国在崛起或重新崛起时（最近的两个例子是20世纪初的德国和日本），都会变得格外咄咄逼人，从而把世界投入到剧烈的动荡之中。中国也不会例外。”[16]2005年，在律商联讯（Lexis/Nexis）学术资料库中对拿破仑于19世纪发表的关于中国言论的搜索（“让中国沉睡吧。因为当中国醒来时，它会撼动世界。”），点阅次数超过了2004年的两倍，而2004年的点阅次数又是前面任何一年的三倍。[17]2005年6月，美国“鹰派”代表人物、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新加坡，再次向亚洲国家贩卖“中国威胁论”：“中国军费开支不透明，已经仅次于美、俄，高居世界第三。”“中国这种扩军会造成地区军事不平衡，特别是对台湾而言。”很明显，面对中国经济的强势增长和中国更明确的国际立场，海外学界、政界甚至军界，都在重新评估中国的发展趋向。[18]这些论调循着“中国经济强大——政治崛起——军事扩张”的逻辑，将中国的发展和强大视为严重威胁，危言耸听地预言中国同美国必然将发生对抗，鼓噪对中国进行防范和遏制。这些观点从西方的霸权理念和大国崛起理论出发来猜疑中国的和平发展，怀疑中国崛起可能又是历史上大国崛起灾难的一次重演，不相信中国能够开创历史特例，走出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19]

　　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近70年的历史表明，除了抗击侵略和短期边境冲突（如朝鲜战争、中印边境反击战、珍宝岛边境反击战、中越边境反击战）之外，中国没有向任何国家进行武力扩张。[20]尽管早在1964年中国核试验成功后便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但军事力量的增强并没有成为中国耀武扬威的资本。中国于1984年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1992年3月9日递交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书，承诺履行防止核武器扩散的义务并且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形式扩散核武器，1994年1月正式向其他四个核武器国家提出“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条约”草案，1999年完成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政府审议程序并将条约提交给中国全国人大审查。截止到2005年，中国是唯一对联大“建立一个无核武器世界：需要一项新议程”“核裁军”“禁止使用核武器公约”和“国际法院对使用核武器的咨询意见”“无核安保决议”等重要核裁军决议投赞成票的核武器国家。[21]

　　中国是以和平的发展方式，通过不懈努力，成为了政治大国、经济大国和军事大国；未来中国仍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为了打消海外对中国未来发展意图和方式的担忧，2005年12月，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全面阐述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必然性和坚定决心，以及相应的战略方针和政策措施。[22]2007年10月，胡锦涛在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中国将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根据世界发展潮流和自身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走和平发展道路”写进十七大报告，是中国共产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和战略全局高度作出的一次开创性理论创新。201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中国再次向世界郑重宣告，和平发展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和富民强国、为世界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的战略抉择。中国将坚定不移沿着和平发展道路走下去”[23]。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政府以鲜明的事实和郑重的话语，向世界宣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和平的社会主义，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走的是一条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和平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发展，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探索，规避了一些传统强国崛起之路的局限性，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全新的世界意义。

　　（二）走和平发展道路适应中国基本国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走上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与此同时，中国坚定不移地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决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人，决不搞霸权主义。[24]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决定了中国不能走对外扩张、掠夺乃至发动侵略战争的传统现代化道路，而只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个社会制度的性质决定了我们对外奉行和平外交政策。”[25]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最大的国情、最大的实际。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之奋斗的目标。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要取得成功，决定于两个条件。一个是国内条件，就是坚持现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如果改革成功，会为中国今后几十年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基础。还有一个是国际条件，就是持久的和平环境。我们奉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政策。”[26]

　　经过近70年艰苦奋斗，特别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间，中国经济实力有了很大提高，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中国不但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但是，人口多，底子薄，区域发展不平衡，始终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国情。市场经济的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造成了社会、资源、环境等多方面结构性的矛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也十分艰巨。正如郑必坚所言：“无论看似多么小的因而可以忽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难点，只要乘以13亿，那就成了一个大规模的，甚至可能是超大规模的问题。无论绝对数量多么可观的财力、物力，只要除以13亿，那就成为相当低的，甚至很低很低的人均水平了。”[27]因此，我们要对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过程有冷静的认识和充分的准备，而和平发展是唯一的路径：“中国现代化是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现代化，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无论规模还是难度，在当今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中国仍将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就决定了中国必须集中力量推进现代化，集中精力解决发展和民生问题；始终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开展对外交流合作。即使中国将来强大起来，和平依然是发展的基本前提，没有理由偏离和平发展道路。”[28]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是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一条全新道路，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郑重选择和庄严承诺。

　　（三）走和平发展道路顺应世界发展潮流

　　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潮流出现了新的趋势。首先，军事力量的角逐已经让位于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各国赋予贸易、金融、科技和文化等要素更大的重要性，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各国深入人心，甚至被纳入国家发展的大政方针，许多国家逐渐转变了本国的发展模式和道路，寻求在高科技领地中赢得一席之地。第二，随着国际格局的变迁，国际间的相互依存度显著增加，源自一国的问题很快就会突破国界，蔓延到其他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靠单打独斗来解决全球性问题和全球性危机，国际社会必须携手以赴，通力合作，共渡难关。第三，经济全球化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趋势。不同制度、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相互依存、利益交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使得国家之间“和则两利，斗则两伤”。第四，世界多极化发展进程势不可挡。新兴市场国家、区域集团和亚洲等地区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各类非国家行为体迅速成长，借助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拓展影响不仅成为各国和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力量，更成为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的霸权主义的重要牵制。[29]

　　面对新的世界多极化趋势，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保持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具备更多有利条件。”“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和平、发展、合作是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体系变革的要求突出，国际社会正面临越来越多新的历史课题。多元文明交流互鉴，各国相互合作、互利共赢、应对共同难题，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选择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时代逻辑。

　　三、以和合文化建构中国外交话语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和平发展战略的思想实践和话语表述不断丰富。“让世界感受到中国外交的胸怀和气度，给国际关系带来新风范、注入正能量”[30]，是以和合文化构建中国外交话语体系的重要使命。

　　第一，以重信讲义构建周边外交格局。2003年，中国政府提出“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与“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主张，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为改革开放营造了稳定的周边环境。[31]鉴于新的形势以及中国由区域大国向全球大国发展的现实趋势，2013年10月24—25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在会议上提出，我国周边外交工作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32]重信用，秉持公道正义、坚持平等相待，其根本是要弘义融利，真正将“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义利观，作为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指引，以提升中国在亚洲地区的亲附力和影响力，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和软实力。

　　第二，以合作共赢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合作共赢”理念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21世纪新时期中国外交理论的拓展与创新。这一理念获得国际社会高度重视，源自它作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特征，在2012年5月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被高调推出。中美两国共同为中美关系寻求新的定义，既是由于中美实力对比发生了巨大改变，也在于全球秩序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在“和平、发展、合作”基础上，党的十八大将“共赢”添加到了中国外交政策的旗帜上，强调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把“合作共赢”提升到新的理论高度。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俄罗斯的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首次提出“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理念。[33]2014年11月28—29日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他正式提出要“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把合作共赢理念体现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34]。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是在继承和发扬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基础上，超越传统国际关系。[35]它既符合国际关系变革的时代要求，又源自于中国“和”文化的“和合”价值观。

　　第三，以和合文化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回顾百年近代史，四顾明日寰宇，中国的崛起之路漫长坎坷。纵观历史上强国的大战略，往往以争取“世界老大”为导向。大国之崛起，强国之存续，必基于其对体系性力量的获取和运用。应当看到，信息的全球传递、压力的全球转移、问题的全球扩散、竞争的全球展开，正为全球治理的升级重塑提供着持续动力，而深度参与全球治理是中国维护关键利益、提升自身软实力、为世界发展和人类进步提供正能量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取得丰硕成果的经验所在。在2017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习近平郑重宣布，为了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36]“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正是要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ov.cn/jrzg/2011-09/06/content_1941204.htm。

　　[2]　转引自邢丽菊：《从中国文化角度解析中国周边外交新理念——以“亲、诚、惠、容”为中心》，《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3期。

　　[3]　习近平：《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5月16日。

　　[4]　国纪平：《开启团结合作共同发展的新篇章——写在习近平主席2018年首次出访之际》，《人民日报》2018年7月19日。

　　[5]　习近平：《中国发展新起点，全球增长新蓝图——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2016年9月3日）》，《人民日报》2016年9月4日，第3版。

　　[6]　张立文：《中国文化的和合精神与21世纪》，《学术月刊》1995年第9期。

　　[7]　《习近平：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和意志不能动摇》，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10/22/c_1116898391.htm。

　　[8]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2页。

　　[9]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8页。

　　[10]　李德田：《多视角探析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党政干部学刊》2006年第3期。

　　[11]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255页。

　　[12]　牟卫民主编：《外国学者眼中的中国》，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版，第61页。

　　[13]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2页。

　　[14]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6—297页。

　　[15]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66页。

　　[16]　Robert D.Kaplan, “How we would fight China?” The Atlantic Monthly, June 2005.

　　[17]　Richard C.Bush and Michael E. O’hanlong, A War Like No Other: The Truth About China’s Challenge to America, Hoboken, New Jersey: Wiley&Sons, Inc., 2005, p.17.

　　[18]　陶文钊等：《当代中美关系研究（197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93页；Kerry Dumbaugh, China-U.S. Relations: Current Issues and Implication for U.S. Policy,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Order Code RL32804, Updated July 14, 2006, summary, p.2；肖禾：《拉姆斯菲尔德贩卖中国威胁论没有市场》，《新世纪周刊》2005年6月20日。

　　[19]　邓永昌：《中国和平发展与西方的战略选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20]　邓永昌：《中国和平发展与西方的战略选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21]　张静：《核武器与新中国60年发展历程》，《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5期。

　　[2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ov.cn/jrzg/2011-09/06/content_1941204.htm。

　　[2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ov.cn/jrzg/2011-09/06/content_1941204.htm。

　　[24]　陈学明：《中国道路为世界贡献了什么？》，天津传媒集团、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0—40页。

　　[25]　徐崇温：《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重庆出版社集团、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第18页。

　　[26]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6页。

　　[27]　郑必坚：《论中国和平崛起发展新道路》，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2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ov.cn/jrzg/2011-09/06/content_1941204.htm。

　　[29]　以上四点分析，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ov.cn/jrzg/2011-09/06/content_1941204.htm；袁胜育：《和平发展道路》，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第76—77页；张静主编，吴志成、纪亚光等著：《中国梦与中国外交：历史、现实与未来》，世界知识出版社2017年版，第339—346页。

　　[30]　《中国与世界的紧密联系展现中国外交的广阔前景——三论贯彻落实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精神》，《人民日报》2014年12月3日，第1版。

　　[31]　陈小鼎：《中国周边外交新理念的国际话语权塑造》，《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

　　[32]　《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周边环境  推动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6日，第1版。

　　[33]　《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重要演讲时强调  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人民日报》2013年3月24日，第1版。

　　[34]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14年11月30日，第1版。

　　[35]　《习近平将首次在联合国全面阐述新型国际关系理念》，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0916/c1002-27594529.html。

　　[36]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8/0119/c416882-2977596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