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4月27日至6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以上单位负责政治工作的领导干部、总政治部机关各部门负责同志齐聚北京，召开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第一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会议着重研究并着手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提高军队战斗力的问题，拨乱反正，继往开来，在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册上写下了重要一笔。

　　一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历程跌宕起伏。1956年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党艰辛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在主客观复杂原因的综合作用下，逐渐发生了“左”倾错误。在此大背景下，特别是自1959年林彪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起，军队政治工作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左”的问题。林彪极力推行“突出政治”，片面强调“政治挂帅”，军队各项实际工作往往陷入“精神万能”的空头政治之中，严重损害了政治工作与其他工作，革命化与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之间的正确关系，严重影响了人民军队的建设发展。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达到反党乱军、篡党夺权的目的，更是别有用心地将“左”的一套推向极致。在他们的阴谋活动下，正确的建军方针原则被歪曲，军队中党内生活极不正常，有的单位出现拉帮结伙、大搞派性的现象，党组织难以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政治工作地位被不恰当地拔高，甚至可以高于一切、大于一切、冲击一切，直接导致形式主义、形而上学、“假、大、空”等歪风盛行。军队政治机关职能被严重削弱。“文革”初期，林彪公然提出“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总政治部主任萧华被“彻底打倒”，后被非法关押长达7年之久。副主任刘志坚、梁必业、徐立清、袁子钦、傅钟无一幸免，被扣上“阎王”的帽子，总政机关二级部的正副部长被诬为“判官”，正副处长被诬为“牛头马面”，普通干事则成了“小鬼”。总政治部有40多名副部长以上干部被批斗，机关和直属单位有767名干部被立案审查，其中有17人被迫害致死。[1]1968年10月，林彪宣布对总政治部实行“军事管制”，由野战部队派干部战士组成军管小组，进驻总政机关，对被审查的部级干部进行“监护”，把所有机关干部集中起来编成班、排、连，办学习班。作为全军政治工作领导机关的总政治部居然被“军事管制”，这是我军历史上前所未有、极其荒诞的奇闻怪事。“文革”后期，江青一伙又在总政大搞“放火烧荒”，“四人帮”主将张春桥篡夺了总政领导权，全军各级政治机关成为“左”倾错误影响下的“重灾区”。

　　十年浩劫破坏了人民军队长期培育形成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造成了军队政治工作和军队建设的深重灾难。军队已经到了不整不行、非改不可的地步了。老一辈革命家全面整顿军队的努力，可以回溯至1975年。这年1月5日，一度被打倒的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着手抓军事工作。1月19日，他就在同各大军区领导同志座谈会上谈道：准备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研究决定重大问题，“在军委扩大会议之后，还要开一个政治工作会议。军队的思想问题一大堆，例如派性同党性不晓得哪个强哪个弱。军队政治思想工作，批林批孔当然是重要的内容，总还有别的吧。如连队工作、党的工作，解决这些问题要开个政治工作会议。政治工作问题也可以向军委扩大会议提出，但是需要有个专门的会议”[2]。6月、7月间，军委扩大会议顺利召开，邓小平在会上把军队成堆问题集中概括为领导班子的“软、懒、散”和整体建设的“肿、散、骄、奢、惰”，规划了军队全面整顿的蓝图。针对很多同志提出开一次政治工作会议的建议，他再次表示：“我看这个意见很好，是需要开一个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研究加强军队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3]

　　从大的方面而言，军队全面整顿仍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国内大环境之中，召开一次旨在解决积弊的全军政工会的历史条件尚不成熟。具体来说，江青集团处心积虑地破坏军队整顿，1978年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会议上发表讲话说：“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将矛头直指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4]11月下旬，由于江青等人从中作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掀起，邓小平扭转混乱局面的努力被全盘否定，全国刚刚趋于稳定的形势再度陷入混乱，军队整顿被迫中断，召开全军政工会一事也就不了了之。

　　二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于1977年7月恢复了党和国家、军队的主要领导职务。这年8月12—18日，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前召开。8月25日，中共中央公布中共十一届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名单。军事委员会共63人，华国锋为主席，叶剑英、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为副主席。人民解放军各总部领导班子随即做出重大调整。全党全军进行拨乱反正、实现历史转变，具备了重要的组织条件。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也被重新提上了议事日程。

　　8月23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提出，整顿是军队三五年内各项工作的纲，要整顿就要恢复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嘱托即将出任总政治部主任的韦国清：“首先要把总政的职责、作用、威信恢复起来。要花几年时间，从总政搞起，把政治机关的作用恢复到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那种样子，特别是掌握干部的部门。”[5]三天后，邓小平听取总政治部副主任梁必业、徐立清汇报时进一步指出：“现在就搞出个政治工作条例来，由总政治部和军事科学院共同搞。经过调查研究之后，在适当时候，召开一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我在一九七五年讲话中就讲过这件事。”[6]

　　1977年12月，中央军委全体会议召开。邓小平曾经高度评价，这次军委全体会议对我们军队几乎所有的领域，所有的方面，都订出了章程。会议明确了全军十项战斗任务，其中有四项涉及政治工作，即“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整顿领导班子，加强干部队伍的建设”“加强党的建设，充分发挥政治工作的威力”“恢复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7]会议同时确定总政治部应于最近召开一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由此进入了紧锣密鼓的筹备阶段。

　　为开好这次会议，总政治部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44年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的报告《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和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删节本）等重要历史文件印发全军，要求部队读文献学经典，感悟我军政治工作光荣传统，从思想上正本清源。

　　邓小平全程指导全军政工会的筹备工作，尤其关注《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政治工作的决议》及大会报告等会议文件的草拟事宜，多次和总政领导同志进行座谈。1978年3月2日，他对发挥军队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寄予厚望，指出：“历来树立毛主席培养的好作风是军队带头的。”明确要求：“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再搞点章程。有了章程，那就要老老实实执行。”[8]3月20日，他深刻指出，“这个决议要写全面一些，要把古田会议以来政治工作总结的全部好的经验都写进去”，“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文件，中心就是要把决议搞好”，报告“要更多地阐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政治工作怎么做，全军指战员怎么做。要讲清楚新的条件是什么，在新的条件下，应该怎么讲纪律，怎么做思想政治工作，怎么提高战斗力，怎么发扬优良传统”。[9]4月11日，他再次强调会议要着重解决、文件要突出体现三个问题：一是整顿要从严，干部要考核，考核要形成制度，核心是有升有降；二是要把平时怎么样提高战斗力讲透些；三是要强调干部以身作则。[10]4月23日，他审阅了总政治部报送的准备提交即将召开的全军政工会讨论的《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政治工作的决议（草案）》和韦国清准备在这次会议上报告的送审稿，作出批示：“两件本应在军委常委讨论批准，现时间来不及，可在会议结束，根据讨论修改后，再报军委批准。”并批送华国锋、李先念、汪东兴、徐向前、聂荣臻和军委常委各同志。[11]这一系列重要的指示、举措，为全军政工会明确了主题，定下了基调，指出了方向。

　　三

　　全军政工会召开后，韦国清作了题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报告，着重从“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认真选拔培养革命接班人”“抓好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政治工作要贯穿到教育训练等各项任务中去”“培养艰苦奋斗的作风”“建立考核制度，严格整顿纪律”六个方面阐明了下一步政治工作的任务。[12]

　　5月29日，叶剑英出席会议，作了题为《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的讲话。他结合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历史经验，精辟分析了政治工作永远是我军生命线这一命题的深刻含义和真理属性：毛主席从缔造我军之日起，就把革命的政治工作作为我军的生命线来看待；我们军队是党的军队，没有党的领导，没有政治工作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军队就没有生命了；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我军政治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党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关系着我军的强弱、胜败、生存和发展。叶剑英特别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和发扬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是全军的共同任务，要形成一个大家动手来做政治工作的大好局面，这样，政治工作才能发挥出无穷的力量；我们一定要完整准确地学习毛主席关于政治工作的理论和指示，全面系统地把它继承下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运用和发展。[13]

　　会议期间，出现了貌似突发实则必然的情况。即，“有的同志对这次政治工作会议两个提法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政治工作的提法，同华主席讲的新的发展时期的总任务不一致；认为要保证人民解放军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提法，同毛主席讲的人民军队的革命本质也不一致”[14]。对此，邓小平高度重视，于5月30日同胡乔木等人谈准备在全军政工会上讲话内容时指出：“我在这次会议上的总结发言，准备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要讲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态度、根本观点、根本方法；第二个问题，要讲不破不立；第三个问题，讲以身作则。着重讲第一个问题。”[15]针对少数人思想僵化教条的问题深入分析：“我们的政治工作会议多年没有开了。这次要开，可以是两种开法：一个办法就是照抄已有的东西，从头到尾抄到底，这个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势必导致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另一种办法就是要研究一下现在的状况，现在的问题，现在的组织，现在的思想，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提出问题，制定方针。”[16]翌日，他又决定在原定讲话讲三个问题的基础上，增加一个问题——“新的历史条件”。[17]

　　6月2日，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人出席会议，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全面阐述了“实事求是”“新的历史条件”“破和立”“以身作则”等带有根本性的问题，突出强调了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坚持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思想的重要意义，尖锐批评了僵化教条的错误思想。他语重心长地指出：“如果我们只把过去的一些文件逐字逐句照抄一遍，那就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更谈不到正确地解决什么问题。那样，即使我们口头上大讲拥护毛泽东思想，实际上也只能是违反毛泽东思想。”“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要着重解决什么问题呢？从部队存在的问题和实际情况来看，最重要的，就是要研究和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问题。”“对军队来说，由长期的战争环境转入和平环境，这是个最大的不同。我们政治工作的根本的任务、根本的内容没有变，我们的优良传统也还是那一些。但是，时间不同了，条件不同了，对象不同了，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同。”[18]邓小平的讲话，对于与会人员解放思想、深化思考、统一认识，对于人民军队整个拨乱反正的建设实践起到了关键的指导作用。

　　会议讨论修改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政治工作的决议》《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服役条例》等重要文件，充分发挥了集体智慧。会议还通过组织瞻仰毛主席遗容、参观周总理生平事迹展览等丰富活动，有效激发了会议代表加强军队建设的使命感、责任感。7月18日，中共中央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政治工作的决议》批转全党全军，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颁发全军实行。8月18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服役条例》，翌日，由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全军执行。《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政治工作的决议》从军队建设尤其是军队政治工作优良传统被严重破坏的实际情况出发，强调要提倡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要增强党性，反对派性；要加强组织纪律性，反对无政府主义；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作风，坚持官兵一致的原则和发扬三大民主，等等。总之，这一系列文件的颁发，对于军队政治工作领域的建章立制、对于军队政治工作的恢复和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

　　受限于当时中共中央尚未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错误指导思想，会议通过的决议和文件中仍然沿用了过去一些不正确的提法，留下了某种缺憾。但总体来看，这次会议召开于历史转折关头，在此期间，《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如春潮般在全国范围内涌起，中国思想理论界的沉闷局面正在被打破，一个伟大的时代即将来临。全军政工会上，叶剑英、邓小平等人都突出强调了要“完整地准确地”坚持毛泽东建军思想，会议通过的一系列文件也都秉承实事求是的原则，致力于军队政治工作的拨乱反正，这无不反映了鲜明的时代特点。特别是邓小平对于会议的指导、会议上的讲话高屋建瓴、提纲挈领、意蕴深远，其突出贡献在于：1. 强调实事求是，首先从思想路线的高度辨析问题；2. 强调不仅要继承更要弘扬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3. 强调高级干部、领导干部以身作则，老同志搞好传帮带。所有这些，均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抓住了下一步军队全部工作的纲和要。

　　总体来看，1978年的全军政工会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军队政治工作的经验，清算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破坏军队政治工作的罪行，指出了必须坚持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阐明了政治工作永远是我军生命线的根本思想，明确了新的历史时期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政治工作的任务与方法。这次会议召开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呼应乃至推动了全面兴起的、尖锐对立于“两个凡是”[19]的思想解放运动；对于肃清“左”的流毒、打破精神枷锁，对于恢复和发扬军队政治工作光荣传统，对于军队政治工作乃至整个军队建设的拨乱反正，对于军队战斗力的提升，起到了巨大作用。邓小平会前提出的“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要把政治工作的地位恢复起来”[20]的历史重任，可以说不折不扣地被完成了。

　　（作者为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

　　[1]　《李德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389页；祝庭勋：《李德生在动乱岁月——从军长到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16页。

　　[2]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3]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4]　《当代中国军队的政治工作》（下），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442页。

　　[5]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4页。

　　[6]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91页。

　　[7]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5、86—87页。

　　[8]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0页。

　　[9]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2—93页。

　　[10]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101页。

　　[11]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00页。

　　[12]　韦国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22页。

　　[13]　《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146—1147页。

　　[14]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6页。

　　[15]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6页。

　　[16]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页。

　　[17]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21页。

　　[18]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117页。

　　[19]　华国锋等人主张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20]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