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以深谋远虑、深化变革、深刻重构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进行现代化的大力度改革，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新境界。

　　回顾改革开放40年，沧海桑田，人间巨变。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使中国历史的发展出现了一个转折点，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迈入一个全新阶段。中国武器装备的发展在这40年间也经历了从忍耐中奋斗、从拼搏中创新的艰难历程，再经历了从厚积薄发到新时代稳步推进的阶段。近些年，外媒渲染“中国威胁论”，常用手段就是广泛报道中国军事装备研发的速度之迅猛，这也从另一个角度映衬了我国军事装备水平同过去相比确实有了不可同日而语的巨大进步。如果类比我国改革开放“三步走”战略，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武器装备的发展历程大体上也可以描述为迈上三个大台阶，即通过引进西方技术打基础，再对俄罗斯武器装备技术消化吸收，最终实现自主创新并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三层递进式发展模式。目前，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发展、制造业整体实力的提升，在新时代“军民融合发展”的政策指引下，我国武器装备建设也进入了最佳的发展时期。

　　一、改革开放初期，引进吸收打基础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武器装备发展经历过一定的起伏，旧中国留下了“一穷二白”的烂摊子。新中国成立时，国内几乎没有现代军工基础，连迫击炮都造不好。

　　50年代国内通过艰苦奋斗，又得到了苏联援助，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军工系统。在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还引进了苏军现役的多种常规装备和部分导弹、核弹技术，使国内的许多常规装备一度接近和达到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可惜的是，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国内外多方面原因，我国的国民经济陷入了暂时困难。1960年，苏联中止对中国尖端项目的帮助并撤走全部专家，1961年，赫鲁晓夫为修补中苏关系，又提供了米格-21战斗机，然而翌年秋又因古巴导弹危机时中国对其不表支持而停供技术资料，最终断绝了军事援华。此后近20年间，国内军工部门努力消化苏联技术，却因原来的科研基础薄弱和“文革”等政治运动的冲击，多数项目并没有取得质的突破。

　　值得一提的是1974年3月26日，我国坦克科技人员自行设计、研制的国内第一代中型坦克，由国务院、中央军委军工产品定型工作领导小组批准设计定型，当时命名为“1969年式中型坦克”，也就是我们一直简称的69坦克。这款中型坦克在火力、机动性能和夜间作战能力方面，相比之前的59式中型坦克，各项性能都有很大提高。“69式中型坦克”为中国后来的坦克研制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标志着我国的坦克工业已经走上了自主设计、自主研制的道路，这一成果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至70年代后期，中国的主战装备如坦克、战斗机还停留在二战后的第一代水平，西方和苏联却已迈入第三代。那时我军的面貌可以用一个“肿”字形容，就是数量大而质量不精，武器装备也是量多而性能落后。1979年全军员额多达590万人，在装备方面除了有“两弹一星”这种集中科研力量保障的少量尖端武器外，其余装备还基本属于仿照苏联50年代装备的水平。而此时世界强国对武器装备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跨代技术升级，中国因科研水平薄弱，加上对外部世界的相对封闭，装备方面与强手的差距还有继续拉大之势。

　　随着改革开放的提出，国家发展目标强调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形势下，国家领导人敏锐地感受到世界发展的新趋势，开始注重与西方国家合作，准确把握和利用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坚持毛泽东晚年提出的“一条线”方针，联合美国和西欧国家对抗苏联。西方各国出于自身战略需求，又看到那时的中国综合实力和仿造能力都比较弱，才愿意对华出售武器和一些相关技术，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为中国改进武器装备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环境，为西方对华技术转让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和有利的条件。

　　出于“一条线”战略，早在1975年，中国军事代表团就到英、法等国考察并试探购买技术装备，美国却以限制对共产党国家出售军事技术的“巴黎统筹委员会”的规则予以反对。1979年1月中美建交，翌年美国国防部长布朗访华，西方出售防御性武器的障碍才被取消。但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商业利益权衡对外关系，军售是为获取暴利并实施控制，每个项目斤斤计较细算账，报价之高令人咋舌，关键技术还不肯转让。比如，1979年英国曾提出愿意对华出售100架“鹞”式垂直起降战斗机，索价6亿多美元，德国提出的“豹”2坦克单价近百万美元，法国“幻影”战斗机单价则接近1000万美元，如此高昂的价格，中方都不可能接受。中国原来还想引进美国F-16的样品和技术却遭到拒绝，只售给24架“黑鹰”直升机。当时美国对大陆军售采用的一个底线，就是不能高于给台湾的水平。80年代中期，美方同意出售航电设备为中国改造50架歼-8Ⅱ战斗机，却索价5亿美元，进程也一再拖延……所有这些事实说明，西方国家在实行联华抗苏战略时，骨子里仍把中国这个“共产党国家”视为异类，要予以多方限制。

　　在这一时期，国家领导人和国防、科研部门都深切地感受到我国武器装备水平与国际上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并增强了追赶的急迫性。但是，即使再急需，国家领导人在武器引进问题上也始终保持着清醒头脑，通过与西方国家及其军工产业的实际接触，真切感受到其对我的重重限制和漫天要价，加上出现了财政困难和技术转让这两方面的难题，最终确定武器装备还要走自我研制为主的道路，这才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选择。

　　二、90年代，承前启后求发展

　　90年代是中国武器装备发展的重要阶段，经过了10年的改革开放，国民经济有了一定的积累，但实力依然有限；从西方获取军事装备技术的渠道逐渐变窄，消化吸收苏联和俄罗斯军事技术取得了一定经验；国家对自主研发和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逐渐加大。方方面面的因素综合起来，使90年代成为我国武器装备发展的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应该说，在1979—1999年，是我国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调整提高的发展阶段，在大部分时间内，我国的国际环境是相对缓和的，这种大环境给我国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减少国防和军队建设投入，创造了一定条件。

　　武器装备是工业之花，也就是说，武器制造是工业能力最顶尖技术体现的一部分。中国作为后工业国家，走上工业化道路来学习探索是必须经历的阶段，只有如此，武器装备的制造才可能转入完全自主的开发和研制，这个过程注定漫长而充满艰辛，但这是扎实基础的过程，付出一定会有收获。

　　90年代中国的国防费用还很有限，如1999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刚超过8万亿元人民币（折合1万亿美元），同年军费开支只有1076亿元人民币（合125亿美元），分别只相当于美国的1/8和1/25。受制于装备经费的不足，中国又开始摸索尝试适合于中国方式的武器装备建设思路，因此那时研制出的一些新型装备只是少量生产，而在开发新装备的同时，对老式装备也进行提升改进，以保持其作战能力。比如，解放军陆军当时大量装备的还是战后第一代水平的59式坦克，军工部门通过换装120毫米和125毫米火炮，加装新式电子设备和附加装甲的方式，使其具备了接近第三代坦克作战的能力。科研人员对空军过去大量装备的歼-7战斗机大力改造，也使其从过去的第二代战斗机的基础上脱胎换骨，具备了与第三代战斗机抗衡的能力。中国海军装备的60年代至70年代研制生产的051驱逐舰，也通过技术升级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同一时期，世界上武器装备发展的进步很快，我国通过不懈努力和奋发图强，在多个技术领域奋力拼搏，积极追赶世界先进水平。

　　同时必须看到，这一时期我国武器装备的发展更有赖于90年代整个国家经济和科研实力的增强。尤其是国内通过“863计划”等项目建立了较好的科技基础，使我国从机械化、电子化、信息化到通用化的各种武器都能瞄准国际先进水平，有了大幅跨越性发展。我国立足于自主科研，再引进部分俄罗斯装备和技术，使武器装备的发展上了新的台阶。

　　以1999年第13次国庆阅兵为例，因为第三代领导集体的亮相又是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庆，在大家心目中政治性也很强。在经历了1989年之后的与西方关系破裂、经历了与俄罗斯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及整个世界格局发生巨变的期间中国的硬实力与软实力得到更长足的发展与进步，因此也想通过这阅兵向世界展示了我大国军事实力的最新装备。解放军搬出了96式、99式主战坦克。其中“96式走量、99式走质”高低搭配，成为我军继59式、69式之后最新款装甲技术主力装备。99式主战坦克搭载的1200千瓦全新多燃料动力、一体化减速器与变速器、猎歼式观瞄系统、激光对抗系统、全新的125毫米口径可发射炮射导弹的滑膛炮等多种最新技术一亮相，即令世界惊讶，尤其是激光对抗系统更是我军乃至其他军队首次进行实际应用。这次阅兵还有一个震撼人心的场面——DF-31战略导弹通过天安门广场，我军首次将这款威慑美国、射程11500公里、采用固体燃料的核战略导弹系统公布。DF-31采用了汉阳特种制造厂的HY480型8轮驱动载具牵引，万山、泰安等车厂通过引进苏式重型载具技术，也成为当时的二炮部队多款导弹系统的载具供应商。虽然那时没有像今天这样提出口号，但军民融合却在这里有极大的体现，中国的企业用实际行动默默支持着中国军队武器装备的进步与发展。

　　此时的武器显示了中国军队的装备已开始缩小同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新研制的多种战术导弹、几种新型坦克和装甲车、多种新式步兵武器都通过天安门广场，显示了我国在常规武器装备方面也有了巨大进步。1999年美国国会抛出了《考克斯报告》，公开宣扬中国已成为自己的头号对手。从这一年起，美国国防部每年要提交一份《中国军力报告》，这恰恰也从另一面说明，中国军队的巨大进步已引起了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的关注与不安。

　　三、新世纪，自主创新谋赶超

　　随着新世纪钟声的敲响，中国已经通过改革开放后20多年的努力，有了较为雄厚的财力和科研基础，也有了充足的资本投入军队建设。中国军队和武器装备在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忍耐期”之后，终于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即各个重点项目都立足于自主研发，并努力追赶世界先进水平。这一时期是我国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加速发展的阶段，此时，随着军费投入的增加，特别是“高新技术工程”的实施，我国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实现了自“两弹一星”以后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

　　此时世界主要军事强国正进行以信息化为中心的军事变革，中国的发展在新世纪面临着重要机遇，同时世界上新军事变革的大潮又向我们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当时，武器威力的体现已超出战车、战机和舰艇这些“平台”的本身，而着重依赖电子、信息技术这类“倍增器”。由于过去的国家工业和科研基础薄弱，中国的电子信息技术和西方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只有空间技术和导弹技术这两个能跟得上世界先进水平且令中国人民自豪的强项。国防科研部门发挥自身的优势，在进行信息化建设的同时将脚步迈向外层空间，“神舟”一号至七号的发射成功，2007年1月进行的反卫星试验，表明了中国当时的空间技术仅次于美俄而居世界第三位。

　　2004年、2006年我国公布的国防白皮书，都提出军队建设要以信息化为中心。在这一正确方针指导下，那些年中国每年都推出一些重大的军工科研成果，尤其是大力填补了过去基础研究的众多弱项，在航空、航天、船舶、兵器、军用电子、工程物理等高技术领域取得了一大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就，也使中国武器在国际军贸市场上不断冲击高端市场。数年前中国推向国际市场的FC-1“枭龙”战斗机、国产“凯山”防空导弹、“江卫”级护卫舰等重型主战装备，都被认为不逊于或接近西欧国家同类产品的水平，价格则要低得多。2004年中国自行研制并开始装备空军的歼-10战斗机，据国际评论也认为具备国际上“三代半”战斗机的水平。近年来，我国推出的新型武装直升机和新型驱逐舰、护卫舰的性能、水准和列装速度，在国际军界都成为重点关注的话题。近年来中国无人机在国际市场上所向披靡，不仅出口到了许多国家，而且已经在这些地区的实战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在打击恐怖主义领域立下汗马功劳。2012年首次公开亮相的国产翼龙无人机是由中航工业旗下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研制一款中低空军民两用、长航时多用途无人机，最大续航时间为20个小时，可携带各种侦察、激光照射/测距、电子对抗设备及小型空地打击武器，可执行监视、侦查及对地攻击等任务，也可用于维稳、反恐、边界巡逻等。国产运-9运输机已经列装中国空军，首批武直-10列装部队形成战斗力。

　　2014年，随着国内航空工业的产品日益丰富，“大飞机”尤其是中国的大飞机项目近年来颇受媒体关注。在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首飞之后，大飞机的话题热度瞬间上升，而随着国产喷气式支线客机ARJ21即将交付民航使用和国产民用大飞机C919组装下线在即，民众对大飞机的关注也更多了起来。中国在军用航空技术发展上长期受国外制裁封锁，虽然在部分军机项目的研制上曾经在子系统方面考虑过与西方的合作，但最终的结局都不好。不仅早期与美国合作进行的歼-8II战斗机综合改进项目“八二工程”（“和平珍珠”）最终以失败告终，近年来在研制武直-10的时候也曾因加拿大在美国的唆使下停止了某款发动机的供应，而导致被迫以并非为武直-10设计的涡轴-9替代，导致项目发展延误。中国空军对运-20这种大型运输机的需求量很大，如果运-20依旧重蹈子系统受制于人的覆辙，一旦情况有变，必然会耽误中国空军战略空运能力的形成时间，而这将比当年“八二工程”下马、武直-10拖延服役的后果更为严重。因此，运-20在发展过程中尽可能秉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除了在动力系统方面仍然使用俄制D-30KP-2发动机之外，其余所有的子系统基本立足国内。从我军引进苏-27系列战斗机至今的历史就能看出，我军对引进装备都要求实现自主保障能力（为苏-27配套的RLPK-27火控系统检测设备，AL-31F发动机大修线，乃至各种俄式导弹的检修设备等均有引进），国产装备更是如此。当然，无论从技术还是政治的角度来说，我们显然不能指望任何国家以任何方式陪伴我们的运-20一直走下去，靠自己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中国的武器装备正在凭借“自主”和“科研”，不断缩小着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并积极寻求赶超。而随着技术的提高，今天的人民解放军已经不需要再保持原来那种庞大规模了，要根据信息化的要求，建设一支规模适度、结构合理、机构精干、指挥灵便、战斗力强的精锐之师，武器装备下一步的发展也重在提升科技含量，主要重质量而不是重数量。根据当前和今后的武器装备发展规划，中国会在不用太久的时间内，在更高水平上实现武器装备的跨越式发展。

　　四、展望未来，掌握装备自主权

　　回顾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武器装备发展，当年“两弹一星”的研制过程中，如果我们不坚持走自己的路，而是按照苏联模式，按照苏联专家要求去做，那么，当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专家撤走之时，可能就是“两弹一星”下马之日，也不可能有“两弹一星”的伟大成功。历史的实践充分证明，只有坚定不移地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精神，坚持自主创新，不断攀登科学高峰，在中国自主的武器装备领域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才能把武器装备发展国产化道路的自主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2013年11月开工，2017年4月26日下水的中国首艘国产航母001A，是中国的第二艘航母。相比“辽宁舰”，这艘航母从设计到建造，全部由我国自主完成，并在辽宁舰使用的经验基础之上进行了多项优化，性能也有大幅提升。其研制和建造，标志着我国已经掌握了建造中型航母，以及后续更大型航母的能力。

　　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1]我们搞现代化建设，别国的经验我们应当学习和借鉴，但不能把某种模式教条化，乱搬乱套。一定要从中国国情出发，走有中国特色的装备发展道路。

　　比如，055型驱逐舰是中国船舶重工集团701研究所设计、江南造船厂与大连造船厂共同承建的、装备新型有源相控阵雷达的新型舰队防空驱逐舰。055型导弹驱逐舰全舰主要天线采用共形设计，具有较高的信息化水平及隐形性能，可组织远、中、近三层先期预警防御网，并有较强的防空、反导、反潜、反舰、攻陆和电子战能力，该级舰首舰于2017年6月28日在上海江南造船厂下水。055型驱逐舰的问世对于中国海军来说意义非凡，除了运用了诸多新的技术和设计理念以外，更是中国海军第一款刚服役就在平台和设计理念上达到世界先进甚至局部领先水平的舰船，在领先方面的意义甚至超过了中国的第一艘国产航母。该级舰也是第一次在驱护舰的设计上实现远程攻防兼备的大潜力优秀平台，其改进型号再进一步加入电磁推进、电磁炮、激光近防技术及海基反导能力，必然可以成为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和海外利益的实力担当，更是中国海军走向深蓝的利剑先锋。[2]055的出现虽然在平台上实现了弯道超车，但要看清我们与大国海军的体系差距不是我国海军仅靠服役一型先进平台的作战舰艇就可以弥补的，当然，055这个优秀的平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构建优秀体系的落脚点，为我们拉近未来中美海军之间的差距，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

　　回首“055”这个舰艇型号最早可以追溯到196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提请中央军委关于建造“大型火炮导弹驱逐舰”的提案，中央军委同意并责成当时在研制051型驱逐舰的七院，进行战术技术与初期方案论证，型号称为“055”。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该设计提案的本质带有浓厚的“大跃进”风格，大量技术指标超出中国当时的工业技术水平，导致项目进程困难重重、问题丛生。1983年2月，在与英国军事技术合作被终止的同时，也终止了第一代055型驱逐舰的建造。[3]进入新世纪后，中国海军舰队在急速现代化并开始发展航空母舰的同时，远洋作战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中国发展大型远洋防空驱逐舰的背景条件与技术、财力条件都日臻成熟，此时的052B型驱逐舰、051C型驱逐舰、052C型驱逐舰、052D型驱逐舰的接连成军更是印证了这点。在这一背景下，重启055型驱逐舰的建造也被提上日程。2014年12月，055首舰在江南长兴造船厂举行了开工仪式，随后就有照片显示在江南厂首批就有两艘055在同时建造。就这样，国产大驱在世人瞩目中，走出了中国人自己的辉煌。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讲话中所指出的：“‘两弹一星’、多复变函数论、陆相成油理论、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成就，高温超导、中微子物理、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纳米科技、干细胞研究、人类基因组测序等基础科学突破，超级杂交水稻、汉字激光排版、高性能计算机、三峡工程、载人航天、探月工程、移动通信、量子通讯、北斗导航、载人深潜、高速铁路、航空母舰等工程技术成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强支撑，为国防安全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也为我国作为一个有世界影响的大国奠定了重要基础。”[4]

　　从神舟飞天到嫦娥奔月，从歼-10出击到航母入列，崛起的中国具备庞大的经济实力，自然应该有与保障自身安全相应的军事实力。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具备独立研制和开发所有武器装备的科研生产能力。特别是经过21世纪以来的结构调整和加速发展，武器装备的科研生产能力大大增强。现在，无论是军用舰船的科研生产能力，还是军用飞机的科研生产能力，都居世界前列，完全有能力为国家和军队应对重大事件提供足够有效的武器装备。改革开放40年，中华大地旧貌换新颜。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武器装备的发展也会同步取得更大的成就，从而保障中华民族能够骄傲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作者为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军政训练系副教授，大校军衔）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2页。

　　[2]　《中国首艘“万吨大驱”055舰出海试航》，《参考消息》2018年8月26日。

　　[3]　张春保：《高新技术与现代化作战》，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180页。

　　[4]　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6月9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cpc.people.com.cn/n/2014/0610/c64094-2512559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