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国际体系发生深刻变化。为了便于研究，本文对改革开放40年中国军事力量在国际体系中运用分为三个阶段：1978—1989年、1990—2011年、2012至2018年。这样划分主要以苏联解体、党的十八大为基本标志点。以苏联解体为分界点是因为：苏联解体导致国际格局发生质的转换，由两极对峙转变为“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促使中国军事力量在国际体系中运用开始重新进行定位。[1]以十八大为分界点主要在于：在过去几百年的时间里，世界体系完全被少数西方大国所主导，然而在金融危机之后，世界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由盛转衰，非西方力量在提升，中国由大向强。在2017年军委扩大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指出，清醒认识军事力量在国际体系中的战略影响和塑造功能。这表明，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家安全环境，研究中国军事力量在国际体系中的运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重要的战略支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1978—1989年：中国军事力量在美苏冷战对抗国际体系中运用

　　20世纪80年代，中国军事力量在国际体系中运用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冷战格局松动，超级大国影响力下降。虽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仍是世界上综合实力最强、最有能力发动世界大战的国家，这一基本态势未变。但经过战后几十年的扩张，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还是未能遏制住下降的趋势，苏联也出现了衰退的迹象。美苏综合实力的下降必然减弱它们对世界局势的控制。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相互依存日趋紧密。因此，邓小平在科学分析了国际形势，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做出了“新的世界大战在一定时期内打不起来”的科学判断。[2]

　　这一阶段的中国军事力量在国际体系中运用，体现出更加“务实”，既要服从并服务于国家外交工作全局，也要服从并服务于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其主要特点可概括为：

　　一方面，在联合国推动裁军和军备控制。改革开放后，中国积极维护国际和平、安全与稳定，高度重视军控与裁军，一贯反对开展军备竞赛，主张通过军控与裁军减少和消除战争威胁。自1986年至1990年，中国代表团连续五年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有关核裁军和常规裁军的两项实质性决议案，并获得一致通过。[3]

　　另一方面，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过去不赞同联合国的维持和平活动，但自1980年起，表示原则上支持符合《联合国宪章》的维持和平行动。改革开放后，我国越来越多地参与了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开拓了我军对外交往的新领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军队“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和平之师”的良好形象。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这一时期中国军事力量运用实现了重大调整，实现了四个转变：

　　——从倡导“世界革命”转变为追求“世界和平”。改革开放前，战争与革命是时代主题，中国军事力量在国际体系中运用，都是以应对传统战争威胁为目标，围绕着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以维护国家利益这一中心展开的。改革开放后，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政治中的时代主题，中国外交安全战略上的变化，在维护国家利益这一中心的基础上，军事力量在国际体系中运用更追求“世界和平”的理念。

　　——从“结盟”“半结盟”到“真正的不结盟”。为了加强中苏友好合作，共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东山再起，巩固远东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1950年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其性质属于结盟性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和国内任务的需要，中国确立了“不结盟”外交安全战略，军事力量运用发生了重大调整，在国际体系中，中国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军事战略关系，也不支持它们中的一方去反对另一方。

　　——从怀疑国际安全机制转变为对国际安全机制的尊重。过去认为联合国是西方国家利用的工具，对国际安全机制持怀疑态度。随着中国对国际事务的不断参与，我军越来越认为国际安全机制对地区安全起到积极的作用。以1978年中国开始实施对外开放为转折点，中国对联合国的态度逐渐由20世纪50—6O年代的“造反者”、70年代的“旁观者”，转变为80年代的“参与者”与“维护者”。[4]1980年底，中国明确表示原则支持符合《联合国宪章》精神的维和行动。

　　——从注重意识形态转变为注重国家安全利益。这一阶段放弃了以意识形态作为确定军事外交的价值取向，坚持在中国军事外交中维护国家主权、国家安全利益，为经济建设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和有利的周边环境。

　　二、1990—2011年：中国军事力量在美国主导国际体系中运用

　　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国际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多极化趋势在全球或地区范围内有了新的发展，世界上各种力量出现新的分化和组合。在国际体系中，美国对中国进行“制裁”，面对变幻的国际局势，为了打破西方“制裁”，推动与各大国建立面向21世纪的新型合作关系，与大多数陆上邻国解决边境问题，江泽民1997年提出了“新安全观”思想。进入21世纪，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胡锦涛同志提出，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外交上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5]。这一时期，以“新安全观”和建设“和谐世界”为指导，军事力量在国际体系中运用出现新的特点：

　　一是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自1990年首次向联合国维和行动派遣军事观察员以来，截止到2000年底，中国已先后向多项联合国维和行动派出军事观察员、军事联络官和军事顾问共522人次，派出工程兵部队两批800人次。[6]2001年，成立国防部维和事务办公室。2002年，加入联合国一级维和待命安排机制。2009年，组建国防部维和中心。截至2010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有1955名官兵在9个联合国任务区遂行维和任务，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派遣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7]

　　二是推动国际军控与裁军。中国签署或批准了几乎所有的多边军控条约，并忠实地履行条约义务，为推动国际军控与裁军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主要表现在核裁军、防扩散、禁止化学和生物武器、防止外空军备竞赛、常规武器军控、军费透明和常规武器转让登记等方面。比如，1992年3月，中国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再如，1993年１月，中国签署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特别是，1997年9月，中国庄严宣布：中国军队在80年代裁减军队员额100万的基础上，将在今后3年内再裁减军队员额50万。[8]

　　三是国际灾难救援。自2002年向阿富汗提供救援物资以来，人民解放军已28次执行国际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任务，共向22个受灾国提供总价值超过9.5亿元人民币的救援物资。根据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中国政府于2008年12月26日派遣海军舰艇编队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实施护航。同时，中国对加强护航国际合作持积极、开放的态度。

　　四是加强地区安全合作。军事间建立信任是维护安全的有效途径，中国高度重视并积极推动建立互信与合作。近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多次参加亚太地区多边安全会议、亚太地区防卫当局官员论坛、东北亚合作对话会、东盟地区论坛会议、西太平洋地区海军论坛以及各类多边安全研讨会等活动。比如，2001年６月，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六国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这一组织是在“上海五国”机制基础上成立的区域性多边合作组织。自2007年以来，中国每年派出高级别防务官员出席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阐述中国国防政策和地区安全合作主张。到了2009年，上海合作组织安全领域合作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同时，中国积极参加东盟地区论坛、中国与东盟、东盟与中日韩框架下的多边安全会议。此外，中国军队加强反恐怖主义合作。“911事件”后，中国反对并谴责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并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打击恐怖主义活动。在12项国际反恐怖主义公约中，中国已加入《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等10项，签署了《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9]

　　综上分析，我们发现，这一时期，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国际关系格局和大国间的利益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具体讲，中国军事力量在国际体系中运用有如下特点：其一，以新安全观为主导理念，中国军队进行积极活跃的对外军事交往，促进中国军队同世界各国军队的相互了解和信任，积极寻求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与邻国的边界争议。其二，积极推动各种形式的地区安全对话合作机制的建设，反对恐怖主义。其三，树立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以秉承“新安全观”，建设“和谐世界”为目标，中国军事外交的职能从国际维和、国际救援不断拓展到海上护航等各领域，在中国军事外交行动中体现国际责任意识。

　　但是，由于这一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中国军事力量在国际体系中运用更多表现在地区的安全对话合作，对国际事务的“责任”承担的广度和深度还不够明显。比如，尽管在裁军领域做出了许多努力，但仍面临亟待解决的一些问题。以美、俄两国为例，仍保留着庞大的核武库，少数军事强国仍然坚持冷战思维和核威慑政策，大力发展高精尖武器，特别是先进的导弹防御系统。此外，由于军事硬实力与西方国家存在着差距、军事资源有限等原因，在许多全球性问题上，中国军事外交更多是表现在政治上、道义上的关心。同时，中国军事力量的危机处理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三、2012—2018年：中国军事力量在美国由盛转衰、中国由大向强体系中运用

　　在过去几百年的时间里，世界体系完全被少数西方大国所主导，然而在金融危机之后，世界非西方力量在提升，世界体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作为新兴大国，中国在从世界体系边缘向“中心”转变的过程中，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集团增强了对中国未来发展的警惕或防犯。如果这些处理不好，无疑会使民族复兴的未来进程充满坎坷与曲折。正如习近平主席2018年6月27日会见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所强调的那样，希望两军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深化合作，管控风险，推动两军关系成为两国关系的稳定器。[10]

　　面对复杂多变的安全环境，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际风云变幻，我们加强对外战略运筹，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不断提高，国际社会对我国关注和重视程度空前提升，我们保持了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动有利地位。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国际体系变革实质是国际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斗争很复杂很激烈。

　　加强国际战略运筹，营造良好国际环境，关键靠国家战略能力特别是军事实力。我们要认清军事力量对国际体系的战略影响和塑造功能，加快提升我国在国际安全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为我国加强国际运筹加重战略砝码。

　　这一时期，中国军事力量在国际体系中承担新兴大国的责任和担当。主要表现在：

　　一方面，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体现新兴大国的责任担当。近年来，联合国维和行动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与挑战：其一，国际形势动荡，联合国面临的维和压力增加，维和任务不断拓展，对维和人员的需求猛增。其二，针对联合国维和人员的袭击事件不断增加，造成维和人员的巨大伤亡，挫伤了一些国家参与国际维和行动的积极性。其三，由于经济增长放缓，安全威胁增大，国内问题增多且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西方发达国家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国内，对联合国维和行动持消极态度，在经费、人员、装备等方面减少了投入，对整个维和事业产生了负面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并没有退缩，而是以更加积极的态度继续投入到国际维和事业当中。截至2017年9月，中国海军护航编队安全护送船舶6000多艘次，其中外籍船舶超过50%，解救、接护和救助60余艘遇险船舶。[11]总之，中国军队以实际行动主动践行承诺，积极参与维和行动，开展维和人员培训项目，向全世界充分展现了中国履行大国义务，勇于承担和平使命的大国担当。

　　另一方面，在参与国际灾难救援行动中体现新兴大国的责任担当。中国军队在国际性天灾和人祸面前，越来越多地主动承担起国际责任、参与国际救助：派遣医疗船援助菲律宾巨大台风、远赴西非抗击埃博拉、帮助马尔代夫度过淡水危机、派遣“雪龙”号破冰船营救被困南极的科考人员、派遣海军亚丁湾护航、帮助多国也门撤侨[12]，向26个受灾国提供紧急人道主义物资援助，海军医院船出访亚非拉9国，向22个国家提供扫雷援助……中国政府和中国军队一次又一次地为维护世界稳定和保卫人类生命安全伸出橄榄枝。危急时刻有勇气、有能力挺身而出，这正是中国军人重视自己国际责任的具体表现，更是将中国发展的红利分享给世界各国的大国担当。

　　综上分析，我们发现，这一时期，金融危机后，国际关系格局和大国间的利益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具体讲，中国军事力量在国际体系中运用有如下特点：

　　其一，以对内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要目标；其二，中国军事力量在国际体系中承担新兴大国的责任和担当；其三，展示由参与者、参加者到塑造者的负责任大国形象。

　　但是，由于这一时期尽管国际体系变迁将为中国崛起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因为变化就是机遇，然而中国面临的战略风险也绝不可低估。随着民族复兴进程的加快推进，中国将逐渐从具有重要影响的地区性大国走向世界大国，从政治大国、经济大国走向综合性大国。美国的权力政治逻辑难以改变，对中国的战略顾虑可能将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提高而不断加深，将我国确定为最大“挑战者”和“现实对手”的可能性始终存在。中国军事力量在国际体系中运用还存在经验不足：一是需要探索军事力量在国际体系中运用的多样化模式；二是需要在国际体系中军事力量更好地传递“中国好声音”；三是面对国际体系的转型，处理好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关系，军事力量在国际体系中运用要掌握好分寸。

　　四、结论性思考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40年，中国军事力量在国际体系中运用具有鲜明的特征：

　　一是从理念上看，无论是从树立“新安全观”、建设“和谐世界”，还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军队始终在国际体系中传递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13]2018年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党章。近年来，在这一理念指引下，中国军事力量在国际体系中不断强化和平、发展、治理、合作、安全等新理念。这契合了当今世界对和平、发展、合作等共同价值的追求，也是中国军队参与国际事务、推动全球治理所应遵循的核心价值观。

　　二是从目标上看，从维护地区和平到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国军队在国际体系中运用都不同程度地拓展了广度和深度。主要原因是，我军使命任务始终与党的历史任务相一致。崛起中的中国伴随着持续而强劲的发展，中国的国家利益也在逐步扩展，需要在国际联系中实现的利益明显增多，从而使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曾反复证明，一个原本落后但具有巨大潜力的大国，一旦其实力处于迅速上升时期，几乎无一例外都遇到过紧张、冲突甚至战争，最后甚至会使崛起进程中断。中国能不能突破所谓的“崛起困境”，中国军队要完成民族复兴的使命，并为世界和平和进步作出应有贡献。

　　三是从方法手段看，从注重“硬实力”运用到“软实力”“硬实力”综合运用，展示灵活多样的运用方法手段。随着国际格局转变和国际机制调整，军事力量不再只是权力政治作用的结果，武力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已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手段；世界的整体联系日趋紧密，相互依赖已经成为国家关系不可忽视的内在约束，为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军事力量必须采取灵活多样的方法手段。

　　四是从战略上看，从仅仅在国际竞争和互动的一般技巧上下功夫，到更重要的是及时认清世界政治的特征演变和发展大势，从而激发出更大的战略智慧，敏锐洞察未来世界可能的走向，从而谋求中国军事力量在国际体系中运用的有效途径。

　　（作者为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军政训练系副主任、教授）

　　[1]　潘世伟主编：《国际体系中的中国角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2]　姜安：《意识形态与外交博弈》“前言”，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

　　[3]　谢益显：《中国当代外交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第389页。

　　[4]　陈舟主编：《军事透明论》，解放军出版社2013年版，第281页。

　　[5]　胡锦涛：《在白宫欢迎仪式上的致辞（2006年4月20日）》，《人民日报》2006年4月21日。

　　[6]　《中国国防：捍卫国家主权，维护世界和平》，《中国国防报》2002年4月25日，第8版。

　　[7]　《中国政府发表〈2010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全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网，http://www.mod.gov.cn/affair/2011-03/31/content_4249942.htm。

　　[8]　《〈中国的国防〉白皮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网，http://www.mod.gov.cn/affair/2011-01/07/content_4249944_3.htm。

　　[9]　《〈2002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网，http://www.mod.gov.cn/affair/2011-01/06/content_4249946_6.htm。

　　[10]　本报记者：《习近平会见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解放军报》2018年6月28日，第1版。

　　[11]　吕德胜：《走出国门，中国军队展现大国担当》，《解放军报》2017年10月18日，第 5 版。

　　[12]　刘南飞：《救援展示大国担当》，《中国国防报》2015年5月5日，第 23 版。

　　[13]　王义桅：《评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丰富内涵》，《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5月22日，第8版。